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一个考古项目发掘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必将载入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史册。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之前，在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是以河姆渡文化为先导，作为最早的一种史前文化，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延续到之后的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已经形成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源流谱系。因此，8000年跨湖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犹如石破天惊，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近二十年沉静，成为当时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遗址，引起了考古界的强烈反响。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发现，导致了学者们对跨湖桥遗址的认识及跨湖桥文化的确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一、跨湖桥遗址年代问题的疑惑与争议

跨湖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在1990年10月至12月间。由于遗址出土的文物与以往浙江区域其他史前遗址的面貌均不相同，看似很先进，但又有很多原始性。因此，考古队员对遗址文化的归类与年代的断定都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只能依靠碳14做年代数据测定。经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碳14测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竟在8000~7000年之间，比河姆渡遗址整整早了1000年。这一惊人的消息在省内考古界却遭到了众人的质疑。理由是：学者们认为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工艺与已知的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遗址相比较显得更为先进。从而怀疑碳14数据测定的准确性，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不可能有那么早，可能是在河姆渡遗址之后。另外，对碳14年代数据测定单位的设备与技术可能存在不足，因此对年代数据测定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就在争议声中悄然收场。连我们想要对发掘现场立为文物保护单位都没被批准，任凭砖瓦厂的推土机将其摧毁，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而重新寻找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进一步确定遗址的年代问题，一直缠绕在我和同事王屹峰的心头。2000年，省考古所蒋乐平先生有一“浦阳江流域史前遗址调查课题”，蒋先生从浦江、诸暨一路调查，于当年下旬进入萧山。为此，我们特意与蒋先生商量，要求他进入湘湖区域对跨湖桥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并得到赞同。

2000年年底，跨湖桥遗址再次被调查发现。于2001年5月至7月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文物，遗址的文化特征更加清晰可辨。因

此我要求蒋先生将出土的标本送到国内更权威的机构做碳14年代数据测定。经北京大学考古系碳14年代数据测定，其结果与第一次发掘测定的年代数据完全一致，也在8000~7000年之间。这再一次证实了跨湖桥遗址是当时发现的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至此，省内的考古学者们对跨湖桥遗址的文化特征也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即跨湖桥遗址应当属于一种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或至少可以肯定遗址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类型。若能尽快命名“文化”，就更能突显考古的成就。

为此，萧山博物馆与省考古所领导协商，是否可以召开一次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并通过会议的形式命名“跨湖桥文化”。此举得到了萧山区政府和省文物局领导的大力支持。第一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3月在萧山举行。中国考古学会两位副理事长、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考古专家出席了会议。

出人意料的是，与会专家学者有很大部分对遗址的年代问题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普遍认为这么先进的制陶工艺其遗址到不了8000年，有的甚至认为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与省内考古学者形成决然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争议声此起彼伏。在此情况下，严文明先生对跨湖桥遗址作出了极具说服力分析。他指出：跨湖桥遗址从表面上看好像比较先进、但有些现象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一是，所有陶器中没有新石器中晚期的三足器，大多是圜底器，陶釜都是用活动的支座支撑的。二是，所有的石器中都没有出现钻孔。这些情况说明遗址的年代是比较早期的。三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野生动物遗骨，表明当时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还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稻谷的比例很少，只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四是，跨湖桥遗址距离河姆渡址、马家浜遗址都很近，而跨湖桥遗址与他们又毫无关系，这样的话，把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再往后移，拿跨湖桥遗址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去比较，那么他们两者之间就更没有任何联系了。严先生最后说：不能以既有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崭新的发现。跨湖桥遗址是一个崭新的发现。

严先生的这番话虽然没有明确肯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测定数据问题，但已经明白无误地推翻了其他专家对遗址年代等诸多的怀疑论点，极具说服力。第一，跨湖桥遗址位于一北一南的河姆渡与马家浜两个遗址之间，直线距离都不超过100公里，且都临近平原地区，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均属宁绍平原地区，马家浜遗址在浙北的杭嘉湖平原。如与这两个遗址是同一时期的，那么他们不可能没有一点交往，也不可能没有一点文化联系。从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看，无论是把它放到河姆渡文化还是马家浜文化里面去，都是截然不同，互不能容。那么，晚于河姆渡和马家浜的良渚文化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距离则更近，而且在萧山境内也已经有发现，如位于进化镇的茅草山遗址、河庄镇的蜀山遗址都属于良渚文化。这些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直线距离都在20公里之内，他们之间若是年代相同，怎么可能在文化类型上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呢？由此推断，可以完全排除把跨湖桥遗址当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这种论点。这等于也基本确定了遗址年代已经测定数据的可靠性。

会议通过热烈的讨论，对跨湖桥遗址的相关问题得出了基本的结论：一是跨湖桥遗存的文化面貌十分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皆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知考古学文化，又自成一个整体是浙江史前考古的崭新发现。由于其文化面貌的特殊性，因此，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即“跨湖桥类型”。但限于目前相关的遗址发现仅一例，对遗址的基本分布范围尚不明了，因此，还不具备文化命名的条件。与会专家提出，必须要再次找到与跨湖桥类型相同的遗址，知道遗址大概的分布范围和来龙去脉，才能真正命名“文化”。

此次会议虽然没能实现“跨湖桥文化”命名的预期目的。但学者们都一致肯定跨湖桥遗址是一个新的发现，承认其为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类型。因此，会议取得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即为跨湖桥遗址参加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奠定了基础。因为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定跨湖桥遗址是一个新发现，于是借着会议的机会，我请在场的《中国文物报》副总编曹兵武先生以电话的形式补报了评选活动的申请。4月12日，跨湖桥遗址考古一举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现了跨湖桥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也使沉寂了近二十年浙江史前考古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跨越。

二、下孙遗址的发现为“跨湖桥文化”的成功命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为了寻找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尽早成功命名“跨湖桥文化”，萧山博物馆将考古调查列入重点工作项目，与省考古所联合，从2002年6月起在湘湖、蜀山、所前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2003年5月10日终于在湘湖区域的下孙村附近发现与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下孙遗址。这是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一年来的辛勤工作终于换来了欣喜的成果。我当即就用电话向局长来宏明报告了这一消息，来局长立即来到现场观看遗址。随后就下孙遗址的考古发掘、“跨湖桥文化”命名之事如何进行与我作了商量要求尽快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2003年6月对下孙遗址进行了试掘。同年11月至2004年1月做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发掘品经碳14年代数据测定在8000年左右。年代与跨湖桥相同，文化特征也与跨湖桥相似。“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三、“跨湖桥文化”命名最后的攻坚阶段

2004年“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列入了区里的重点工作内容。区政府与省考古所计划在年底前联合召开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力争在会议期间命名“跨湖桥文化”。但要成功地命名文化还必须要做好关键性的两项工作是文化是否能命名的重要前提。一是《跨湖桥》考古报告必须出版。二是要预先取得考古界权威人士的认可。前一项我把它比喻一炮要打响所必备的“炮弹”。后者是指在考古界权威人士事先认可“跨湖桥文化”这一概念的情况下再召开会议，这样更具把握。

根据省考古所与文物出版社所签署的协议，《跨湖桥》考古报告的出版时间是在2005年的中下旬。为此，我与发掘领队蒋乐平专程赴京，与出版社领导商谈关于报告提前出版一事。我在陈述了要求提前出版报告的原因之后，出版社领导非常支持，争取报告在12月份之前出版。并派编辑于6月份专程赴萧山博物馆协助报告的编写整理，这等于是提前介入报告的编辑，从而大大加快了报告的编撰整理速度。省考古所领导也指示蒋乐平全力进行报告的编写。萧山博物馆在文物修复、图片拍摄、后勤保障等方面作为重点工作，密切配合。终于，《跨湖桥》考古报告于当年的12月初正式出版。成为一部国内出版时间最快的考古报告。

关于考古界权威人士认可的问题我向省考古所所长曹锦炎先生建议，确定严文明先生作为会议的领军人物，并请曹所长就召开第二学术研讨会及“跨湖桥文化”的命名问题事先与严先生进行沟通。时至11月初，曹所长电话告诉我说：他已与严先生电话取得联系。严先生表示他愿意来参加会议，关于跨湖桥遗址的重要性他也会来说的。但要命名“文化”为时尚早。

严先生的话对我如同当头一棍。因为如果不能命名“文化”的话，召开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在当时来讲就没多大意义了。最关键的是“文化”不能命名的话，意味着我们的一项重大工作任务无法完成。而且区领导也在等待我命名成功的消息。当即我就向来局长请命，我再次赴京，直接与严先生去交流沟通。得到同意后，我与蒋乐平先生直接到严先生北京的家里。在交谈中，严先生起先对跨湖桥文化的命名问题表示为时尚早，他举例说：我们考古工作就如瞎子摸象，不能因为发现了一只象腿，就肯定这就是一只象了。等到之后又发现了象首、身等部位后才真正明白象的本来面目时，就会闹笑话。这种例子在以往的考古项目中已经有很多次发生了，不能再重犯了。他认为，跨湖桥遗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是一次重要的发现。但目前我们仅发现一处遗址，还不知道遗址的来龙去脉和大概的分布范围。因此，现在就命名其为“文化”，条件还不成熟。面对严先生的这番解释，我告诉严先生，为了寻找跨湖桥同类型遗址，进一步了解跨湖桥文化类型的来龙去脉及分布范围，我们从2002年6月起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调查，目前已经找到了与跨湖桥同类型的遗址了。今天特意把新发现的下孙遗址的资料带来，向严先生作情况汇报。严先生在听取蒋乐平关于下孙遗址发掘情况介绍和仔细审阅了下孙遗址发掘的文字材料后，露出了赞许神色。于是，我就说：萧山区政府和省考古所是想通过再次召开“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命名“跨湖桥文化”，这从现象上看确实是有一种行政手段的感觉，但我们一定会尊重学术的，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果有记者问您，“跨湖桥文化”能否成立，您认为“可以”就行了。对此，严先生明确表示可以的。至此，我们想借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命名“跨湖桥文化”的意图得到了严先生的认可。

上述两项工作落实后，第二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2月16日在萧山举行，与会的40多位国内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在参观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出土现场后，对跨湖桥遗址考古工作两年多来所取得的成就和《跨湖桥》考古报告在半年多时间内的出版都给予高度的赞扬，并普遍认为跨湖桥文化命名的条件已经具备。在第二天举行的“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新闻发布会暨《跨湖桥》考古报告首发式”会议上，严文明先生代表与会的国内考古界专家学者向新闻媒体宣布了“跨湖桥文化”的正式命名。

一个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从此诞生。

跨湖桥文化是当时浙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概念。它再一次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和文化的命名，打破了浙江境内史前文化原有的格局，说明浙江的史前文明是有多个源流谱系组成的。跨湖桥遗址的考古发现，成为浙江史前考古的里程碑，为今后浙江的史前考古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省、市主要领导乃至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前来考察。2005年4月8日，省委书记习近平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专程来跨湖桥遗址考察。并参观了在江寺举行办“跨湖桥遗址考古成果展”。一年后，习书记又专程参观了跨湖桥遗址陈列馆。在听取我的讲解后，习书记亲口对我说：“8000年的独木舟能保存下来非常不容易，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要把跨湖桥文化深入研究下去，把它发扬光大。”

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下，我们对2002年第二次发掘出土的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实行了“就地保护”的方针，邀请了国内最具权威的文物保护专家组成了保护课题研究小组。先后召开了三次遗址保护方案的全国性专家论证会。终于使8000年前的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得到完整而又有效的保护。为遗址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填补萧山无“国保”的空白奠定了基础，也为建造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创造了必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