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越国史研究的学术史，近二十年前出版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已经进行了当时学术环境下的梳理。③ 近二十年来，又有许多新论著问世。故笔者不揣浅陋，谨就目力所及，对近二十年间吴越国与吴越钱氏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根据何勇强的梳理，在他之前，对吴越国史料的整理成就最大的是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诸葛计和其夫人银玉珍合著的《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书。④ 诚然，这部书出自历史学家之手，对史料的收罗和考证都比较精当。不过，在何氏之前，还有几部史料整理，也可以稍作参考。比如台湾学者钱济鄂《吴越国武肃王纪事》（新加坡木屋学社，1993年）、台湾学者梁天瑞纂辑·钱济鄂校注《吴越书》（台北宏文艺苑，2000年）等。何氏未能提及，或许缘于当时海外资料不易找寻之故。笔者数年前有幸得到这两部书，翻阅之后，觉得尚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虽然这两部书大部分内容是化用已有史料，特别是钱俨《吴越备史》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等进行史事编年，但作者都能从不同史料中得出自己的取舍，尚可予以对比史料原文和《吴越史事编年》等书进行综合讨论。

近二十年来，对于吴越国史料的梳理，已经不是很多。最明显的例子，是《吴越备史》虽然在《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中有杭州师范大学李最欣的点校版，从而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个点校版并无详细校勘记，无法勘称精当，亦无法展现李最欣对《吴越备史》众多版本的占有情况，故而还有进一步整理的余地。反而是其他的一些史料得到了整理，比如盐城师范学院李之亮《罗隐诗集笺注》（岳麓书社，2001年）、杭州师范大学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以及佛教方面的《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永明延寿大师文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新出土史料的整理。首先是考古材料的陆续公布，如时隔三十多年后，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合作出版的早在1978-1980年就发掘的杭州临安县钱镠之父钱宽、母水丘氏夫妇墓考古报告《晚唐钱宽夫妇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又如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整理的在1996-1997年发掘的吴越国文穆王王后马氏的考古报告《五代吴越国康陵》（文物出版社，2014年）。此外，吴越国时期出土墓志的整理方面，可通过南京林业大学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2年）、成都中医药大学章红梅《五代石刻校注》（凤凰出版社，2017年）得到相关墓志的梳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类墓志，即晚唐五代时期出土于上林湖地区的瓷墓志，慈溪市博物馆厉祖浩《越窑瓷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曾予以全面整理。这批瓷墓志中，大多数属于吴越国时期，颇可反映当时上林湖地区中下层社会的状况。⑤

在考古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的梳理，颇有综合性的一些关注，以近年的学位论文为主，如王征宇《礼制与葬俗 — —吴越国墓葬相关问题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从礼制与葬俗的角度，探讨了国家礼制与地方葬俗之间融合的情况及其在吴越国主要墓葬上的反映；魏祝挺《吴越国佛塔经幢通考以及形制分布的初步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通过传世史料和考古调查综合梳理了吴越国时期的佛塔经幢及其形制和分布，并绘制了颇为可靠的分布地图；张惠敏《五代吴越国衣锦城初步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探讨了兼具军治、家宅、家庙三重功能的衣锦城的考古遗存和历史沿革。另外，从五代十国整体视角的考察也值得注意，如：丁晓雷：《五代十国的墓葬》（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李蜀蕾《十国墓葬初步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崔世平《唐宋变革视野下的五代十国墓葬》（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郑以墨《五代墓葬美术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09年；修改后出版为同名专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王欣《辽墓与五代十国墓的布局、装饰、葬具的共性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等。

政治和军事是传统历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大部分篇幅即围绕吴越国的建立、内争和衰亡进行关注。此外，也有其他学者的研究，比如曾出版《唐末政治变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的宁波大学何灿浩，即在此后陆续发表了《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 《吴越国宗室述论》、《控御与柔服：赵宋兼并吴越国的特殊方式》等文章，分别探讨吴越国内部的藩镇体制之解体，吴越钱氏族人在吴越国时期的动向，以及北宋对吴越国软硬兼施下的兼并过程。⑥ 何灿浩这三篇系列文章是大陆学界在何勇强之外第二位真正从历史学角度，且受到当时唐五代史学界流行话题影响的研究，对吴越国时期的藩镇问题颇有发覆。何氏另有文章综合讨论五代时期南方诸国宗室内争的原因，可视之为对吴越国的外部观察。⑦

何勇强、何灿浩之外的研究，较为零星。有继续探讨吴越国历代国王保境安民政策的，比如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蜀蕾对吴越国在境内越礼现象的探讨，认为所谓“善事中国”的实质是内外有别。⑧ 有探讨吴越国地方政治的，比如温州大学罗筱玉对吴越钱氏成员出刺温州的梳理。⑨ 有整理吴越国政区地理的，比如复旦大学李晓杰《吴越国政区地理考述》一文，这是他的专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的一部分单独发表，可以说是对吴越国政区地理最为全面的整理。⑩ 还有近两年从历史地理视角看待吴越国乃至董昌政权的政治、军事的研究，即许昌学院刘闯的系列文章。[11]

整体而言，突破性的研究不多，对吴越国政治、军事的研究，不如对其他方面的关注。比如综合讨论吴越国的两篇学位论文：陈凌《吴越钱氏政治史片论》（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孙先文《吴越钱氏政权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基本没有突破何勇强一书。对此，笔者颇有以改变之，故先后撰写了三篇相关论文，分别探讨吴越国境内湖州、苏州、福州的防务，拟系统讨论吴越国的国防问题，从而揭示五代十国时期地方政权的疆界变动与政权防范。[12]但由于兴趣转移，此后未能继续。

此外，台湾学界也有关注，比如台湾大学赵雅书跨越三十年的系列文章，先后探讨武肃王钱镠、文穆王钱元瓘、忠献王钱弘佐、忠逊王钱弘倧、忠懿王钱俶。[13] 不过赵氏的文章，基本从人物的生平经历的梳理出发，再看对于吴越国军政的影响，较为模式化。另有周义雄《五代时期的吴越》（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属于台湾学界早期综合梳理吴越国的研究，分吴越的建国、吴越的文治武功与纳土归宋、吴越与各国之往来、吴越的宗教与文艺发展等章节，属面面俱到而无突出特点的研究。更早的是日本学界数十年前的研究，如早稲田大学渡边道夫的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吴越国的建国过程和统治结构；东京都立大学佐竹靖彦则系统梳理了杭州八都对吴越国的重要影响。[14]不过由于信息沟通问题，台湾学者颇能引用大陆学者的研究，而大陆学者对台湾学者的论著无缘拜读的多，何勇强、何灿浩等人即未能参考到赵雅书、周义雄和下文将要提及的其他台湾学者的大部分论述，颇为遗憾。对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也是如此。故此点出，可供后人进一步吸收相关研究。

吴越国地处江南，自古以来是富庶繁华之地。吴越国也凭借这一地理优势，在保境安民的策略下，成为经济上发达的五代十国政权之一。当然，也因为在江南，故而受到了非常多的江南史研究者的关注。但江南史学者多关注明清时期的江南，只是出于学术论证才上溯至唐宋时期。好在有早年撰写五代十国史研究启蒙著作《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厦门大学郑学檬，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一书，专门讨论唐宋时期江南经济情况。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杜瑜《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唐宋间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五南图书公司，2005年）一书，也是对经济重心南移的讨论，特别是唐宋时期经济发展地域差异的综合性讨论。

若不从唐宋变革视角，也有单纯讨论唐五代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文章。比如上海师范大学张剑光对于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水上交通、纺织地理、海洋经济、造船业等等话题的关注，已经颇为大观，近年来汇集为《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唐五代农业思想与农业经济研究》（第二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邹国慰，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书，其中许多篇幅涉及到吴越国境内的城市。台湾地区的学者，也有涉及吴越国经济者，如彰化师范大学卢胡彬的几篇论文探讨到吴越国的文化、水利和政权本身。[15]环球技术学院朱祖德《唐五代两浙地区经济发展之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梳理了五代时期浙东道、浙西道的经济发展情况。但由于两岸隔阂，卢胡彬、朱祖德等人的研究与大陆郑学檬、张剑光等人的研究不免有所重合。

经济之繁荣，方有文化之兴盛。吴越国本身地处江南繁盛地，文化荟萃之处，在唐末立国之初，即吸引力许多受北方战乱影响而南下的文人。其中，或有北方生长的文人避乱南下投靠南方善待文人的地方政治势力，也有本身是南方人，在和平年代进京仕进，而在黄巢严重打击唐廷的情况下不得已回到家乡的文人。当然，在吴越国境内，依然南方人居多，或为两浙人如皮光业、罗邺、罗隐，或为江西人如元德昭，或为福建人如林鼎、沈崧等。对于这些文人，或许有些已经是文臣，以及吴越钱氏家族成员中的善属文者，整理过《吴越备史》的李最欣有《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专门予以研究。

文人之外，更让人瞩目的是以越窑瓷器和佛教文物为中心的吴越国物质文化的光彩。就越窑瓷器而言，除了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外，陶瓷学界对于越窑和秘色瓷的研究，随着上林湖等地考古发掘的进展，日益丰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对越窑窑址进行发掘的负责单位，也出版过《秘色越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文物出版社，2017年）等图录。佛教文物方面，则集中于对忠懿王钱俶所造金涂塔和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的关注，以及对吴越国统治范围内目前现存佛塔（特别是颇具传奇色彩的雷峰塔）、经幢的研究，并进一步梳理吴越国统治者的佛教信仰。整体而言，在文献梳理和政治史关注已经度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对吴越国物质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吴越国佛教研究之外，目前吴越国研究中一股极具潜力的势头。其中，浙江省博物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前述私人性的关注，如浙江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魏祝挺的硕士论文对吴越国佛塔的梳理外，还有官方性的关注，如在2011年举办了“吴越胜览 — —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展览，汇集8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并出版图录《吴越胜览 — —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中国书店，2011年）；同时，也举办了吴越胜览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黎毓馨主编《吴越胜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店，2011年）。这些展览和研讨会，不仅促进了学界历史、考古与文物界对吴越国的深入研究，更向公众展示了吴越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扩大了其影响力。

吴越国流行的宗教，主要是以佛教为主。吴越国号称东南佛国，这是基于吴越国时期大量高僧活动的存在，以及吴越国统治者与僧侣的密切关系所得出的印象。事实上，在禅宗发展史上，在佛教艺术发展史上，吴越国确曾有其重要的地位。近二十年来，相关学者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研究，从单纯的泛泛而论，逐渐进入佛教史本身的奥堂。

对吴越国佛教的研究，已然蔚为大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

一是从整体上对晚唐五代时期东南地区佛教的研究，其中就包含了吴越国境内的禅宗、天台宗、律宗。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景文科技大学赖建成《晚唐暨五代禅宗的发展 — —以与会昌法难有关的僧侣和禅门五宗为重心》（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澳门大学贾晋华《古典禅研究：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新探》（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日文版题《古典禅研究 — —中唐より五代に至る禅宗の発展についての新研究》，汲古書院，2017年）、厦门大学吴洲《中晚唐禅宗地理考释》（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等著作以及大量论文。

二是对吴越国高僧永明延寿及其所著《宗镜录》的研究。主要有前文已提及的对包括《宗镜录》在內的永明延寿著作的整理，台湾元智大学胡顺萍《永明延寿“一心”思想之內涵要义与理论建构》（万卷楼，2004年）、杭州师范大学黄公元《一代巨匠，两宗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及其影响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军事经济学院田青青《永明延寿心学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铜陵学院杨文斌《一心与圆教 — —永明延寿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湖北医药学院陈全新《永明延寿圆融观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辽宁大学郭延成《永明延寿“一心”与中观思想的交涉》（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武汉大学孙劲松《永明延寿佛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日本花園大學柳幹康《永明延寿と『宗鏡録』の研究：一心による中国仏教の再編》（法藏館2015年）等书对于永明延寿佛学思想的研究著作，以及其他许多学者撰写的相关论文。

专门梳理吴越国佛教的，大陆地区有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李辉《吴越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梳理了吴越国统治者与佛教的关系，吴越国的各宗派情况，以及吴越国境内佛寺、石刻和僧人。台湾学者对吴越国的佛教也有专门关注，最集中的是景文科技大学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义守大学周 《吴越释氏考》（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两书。前者是作者修改1986年的硕士论文而成，可谓台湾地区吴越佛教史研究的先驱之一，全书主要梳理了吴越国之宗教政策、佛教宗派与寺院情况和吴越佛教对文化的贡献，但不免数据整理的价值多于分析论证的创见。后者是作者学术兴趣驱使下的著作[16] ，主要考察了钱镠世系、钱氏家谱、吴越国地域、吴越国释氏传略，以及寺院编年、各宗派法系等，依然以数据梳理为主。此外有黄绎勋《吴越诸王（893-978）与佛教》等文章。[17]整体而言，对于吴越国佛教的专门研究，资料整理有功而深入不足。

至于吴越国的道教，主要集中于对历代吴越国王投龙简的关注，目前已有王士伦、赵幼强等人对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已知投龙简的全面梳理。[18]在此基础上，则有罗争鸣等人进一步讨论吴越国统治者的崇道现象[19]，孙亦平讨论杜光庭与天台山道教[20]，曾国富讨论道教、道士与吴越国历史[21]等文章。

笔者将宗教与外交放在一起梳理，主要是基于吴越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天台教典回流问题。对此，便涉及到吴越国与高丽、日本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忠懿王钱俶时期，鉴于天台宗教典在中土的失传，钱俶派人前往高丽、日本求回天台教典。对此事件，佛教史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阿部肇一、桥村爱子、畑中净园等日本学者，方广锠、池丽梅、王心喜、沈海波、邵灿园、宋道发、张风雷等中国学者都有具体的关注，可参见笔者在本书所附的论著目录，此不赘述。

由天台教典回流事件而引发出来的吴越国与日本、高丽等国之间的交通，则可以进一步延伸为十世纪东亚地区诸政权之间的交往研究。对此，学界早期多从中外关系史角度入手，近年多从海上丝绸之路角度入手，相关论著无论是从史料考辨还是从历史本身而言，都有其存在价值，但更有意思的研究并不太多。日本佛教大学山崎觉士的研究，则突破了传统的中外交流史的视角。身为日本学者，除了具备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外，因受知于京都府立大学渡邊信一郎的理路而对王权与天下秩序更感兴趣，在其著作《中國五代國家論》（思文閣，2010年）中撰文《呉越国王と「真王」概念 — —五代天下の形成、其の一》，探讨了吴越国的王号与天下秩序的关系。[22] 

虽然吴越国的国祚十分短暂，不到百年时间，但统治这一国度的吴越钱氏家族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的钱氏，几乎无一不称是吴越钱氏后裔，且有家谱为证。打下这一基础的，除了吴越国创立者钱镠所开创的吴越国这一政权有助于吴越钱氏的发展外，北宋时期的吴越钱氏在亡国后的仕宦（如枢密使钱惟演、宰相钱象祖、钱端礼等）、婚媾（如与赵宋皇室联姻）方面的成功，也有重要作用。到了明清时期，则在庞大的钱氏族人数量基础上，涌现出各领域的知名学者，更加衬托出吴越钱氏的辉煌。对此，相关学者多有讨论。

首先是吴越钱氏族人的重视，吴越钱氏家族之辉煌，部分在于优秀族人通过自身的成功将家族名声发扬光大，部分也在于大量普通族人对于本族文化孜孜不倦的保存之功。其中，存世至今数百部钱氏族谱是其中的基本文献，而像明代《吴越顺存集》、民国《钱氏家乘》这样的家族核心文献辑录，更有助于保存五代宋元以来的早期文献。二十世纪，随着现代学术的兴起，部分吴越钱氏成员也纷纷利用家族文献资源整理和传播吴越钱氏文献，比如前文提及的《吴越国武肃王纪事》、《吴越书》。此外，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志熙主编《乐清钱氏文选丛编》（线装书局，2010年），因其出自乐清白石钱氏，故以其中文系专业知识对乐清钱氏的文献进行了整理。至于目前全国各地各种名目的钱氏宗亲会的交流刊物，比如临安《钱镠研究》、上海《吴越钱氏》等，也经常刊发钱氏族人和其他族外人士对吴越国和吴越钱氏的研究。钱镠家乡杭州市临安县也出版过当地学者邹小芃等《两浙第一世家吴越钱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屠树勋《钱镠传》（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陶初阳《吴越钱王文化通典》（华文出版社，2016年）、《屠树勋《五代·吴越国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不过钱氏族人和钱镠家乡文史工作者的关注，虽然有家族资料占有的优势，有时候不免过于凸显家族本身，以及做一些重复劳动。

其次，吴越钱氏的文献不独为钱氏族人所拥有，早已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遗产，故也吸引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最知名的就是日本中央大学池泽滋子对宋代钱氏文人的研究，出版有《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综合梳理了吴越国时期钱氏诸王、诸王子和北宋时期钱惟演、钱易等人的诗文成就和文学活动，并附录《钱易年谱》、 《钱惟演年谱》。此后，她还进一步整理了《钱勰年谱》，分三篇发表。[23]整体而言，池泽女史的研究偏重于文学研究，对文献的考辨尚待深入。以钱易而言，对其知名的笔记《南部新书》，目前已有陕西师范大学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浙江大学梁太济笺证《南部新书溯源笺证》（中西书局，2013年），若能进一步从文献角度全面细致整理钱氏家族成员其他著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钱氏家族成员在宋代文人群体中的具体定位，当更有意义。 

事实上，最早从学术视角关注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的当属台湾学者柳立言和大陆学者姚礼群。前者在1994年发表有《北宋吴越钱家婚宦论述》一文[24]，后者有《宋代吴越钱氏家族的人才研究》（杭州大学硕士论文，1996年）一文，并发表了几篇文章。[25]但两人都未进一步深入。此后，讨论吴越国、两宋时期吴越钱氏成员的论著所在多有，如郑铭德《忠孝世家：宋代吴越钱氏研究》（台湾清华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卢婧萍《钱惟演诗歌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马天宝《北宋吴越钱氏后裔 — —钱惟演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李辉《钱惟演诗歌创作心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等。乃至杭州师范大学专门成立了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以李最欣为所长。该研究所在2008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了“中国首届吴越钱氏家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6]，并将会议论文集中编辑为《吴越钱氏家族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10年）一书。近年来，笔者在进行吴越国边疆州研究之余，也关注于吴越钱氏家族研究。首先是受浙江古籍出版社委托，为“浙江文丛”整理了《钱惟演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这是对吴越钱氏在北宋时期的第一位宰相级别人物的文献整理，因其文集已经散佚，故主要是收集散落各处的篇什。在编辑过程中，笔者进一步梳理了吴越钱氏家族在吴越国、两宋时期的世系、艺文和碑铭等信息，形成几篇专文。[27]不过笔者对吴越钱氏家族成员的关注，目前依然处在资料整理阶段，主要在于学界对吴越钱氏的研究其实并未建立在对资料的全面掌握的基础上。今后，笔者还将继续梳理吴越钱氏的基本史料，并进一步讨论更多史学问题。 

以上，笔者大致梳理了近二十年来吴越国与吴越钱氏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主要是在研究中专门探讨吴越国的论著。此外，还有一类研究，将吴越国的情况纳入“十国”范围加以考察，主要见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任职的任爽所指导的历届硕士论文，以及由硕士论文增订而成的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2004年）一书。由于该书所收硕士论文皆为以“十国”为题，难以区分其中吴越国部分，故而前文综述未予列入，此处单独做一说明。

综合而言，近二十年学界的研究，已经比何勇强写《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时无疑大大推进了。第一，对吴越国的研究，近年慢慢转向物质文化的关注，这与其东南佛国的形象，以及越窑产地的特殊区位因素有关。但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依然可以继续下去。比如在藩镇时代这一大背景下，吴越国境内的藩镇，虽然有何灿浩先生所论证的解体问题，但毕竟终吴越国之世都是存在的，不同藩镇内部也有差异，还需要继续讨论。又如对于吴越国历史地位的定位，事实上是唐宋之际全国各地在唐以前基础上不同发展可能性的一种情况，很可惜被北宋统一给掐断，这也需要进一步抉发。

第二，对吴越钱氏的研究，目前依然徘徊在材料梳理阶段，而无明显深入挖掘的前景，甚至有所倒退。诚然，近年有许多新出土墓志，比如钱匡道、钱义光、钱暧、钱文楚等人的墓志，对我们了解五代两宋时期许多钱氏分支的情况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尚需进一步讨论这些钱氏分支的不同生存状况，以明同样在吴越钱氏名下，其实都有各自的特点，而非仅仅补正世系。此外，吴越国境内除了钱氏家族，还有其他各类家族的活动，他们对吴越国与江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吴越钱氏之间的互动，也需要更多关注。

第三，对于吴越国和吴越钱氏研究而言，包括《吴越备史》在内的基本典籍，虽有一些成果，依然没有得到十分完善的整理。对于吴越钱氏家族研究十分重要的碑志材料，除了宋人文集中的传世墓志，出土文献中的地下碑刻，还有数量巨大的各种钱氏家谱中的文献，也基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辩证。另外，对江浙地区地方志的梳理，对地方文史材料的辨析，也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努力。

总之，希望通过本文的梳理，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近二十年吴越国和吴越钱氏研究的大致脉络，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