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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校长和浙江大学 竺可桢日记史料札记（1936—1949） ——————————————————————— 蔡恒胜 编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21年5月 ISBN 978-7-308-21276-2 定价：78.00元 作为“浙江大学西迁二代”，本书编著者秉持求是精神，对竺可桢主政浙大期间（1936—1949）的日记和重要讲话进行整理和分类，在梳理的基础上撰写札记，以“竺可桢初掌浙大”“浙大西迁之路”“浙大的遵湄办学”“做浙大校长的最后三年”为经纬，叙事明晰，资料翔实，不仅让读者真实了解竺可桢13年来的教育活动和办学思想，而且让读者切实感受到那一时期的浙大历史。
编著者于浙大西迁期间出生在湄潭，从小接触竺可桢，其父蔡邦华院士与竺可桢有着30余年的共事经历。本书既深度挖掘历史，又充满对浙大的深情。期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浙大西迁的历史、前辈的精神以及浙大人的情怀，让这一珍贵的精神财富能够世代流传下去。 我父亲 1936 年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为了保护学校的资产、维护师生的生命安全、保持良好的教学环境，我父亲决定举校西迁。在他领导下，全校教师带领学生和家属，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想，踏上漫漫西迁路程，历时两年余，穿越南方 6 省，行程 2600 多公里，坚持办学7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当时，我尚处童稚时期，就经受了这样的磨炼。时过境迁，到了晚年，这些艰难困苦反而成了甜蜜的回忆。我认为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迁的历史、前辈的精神以及浙大人的情怀，以确保这一珍贵的精神财富能够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竺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竺可桢之子） 
在浙大120 周年校庆时 竺安代表竺可桢家属向浙大捐赠56 本《竺可桢日记》手稿 在竺可桢的全部日记中，1936—1949年的日记，对于研究浙江大学校史弥足珍贵。这 13 年，是竺可桢主政浙大、实践其教育理念的 13 年，期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是浙江大学成长与发展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竺可桢校长以其非凡的能力、坚强的毅力，苦心经营，锐意改革，确定“求是”校训和校歌，阐述并实践自己独特的办学思想。在竺校长的主持下，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大学跻身中国著名大学，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因此，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发展，是浙大校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蔡恒胜先生编著的《竺可桢校长和浙江大学：竺可桢日记史料札记（1936—1949）》，为研究这一重要课题提供了便利，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了解竺可桢的教育活动及其思想理念提供了新的途径。
（程家安，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校长，浙江大学副校长。） 第一部分 竺可桢初掌浙大 （1936年1月—1937年11月） 一、接掌浙大校长的经过 二、阐明办学方针 三、初掌浙大时期的读书笔记
第二部分 浙大西迁之路 （1937年11月—1940年2月） 一、离杭西迁 二、西迁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 三、西迁期间的读书笔记 四、西迁期间的重要校务会议 五、西迁黔北的先行准备
第三部分 浙大的遵湄办学 （1940年2月—1946年6月） 一、遵湄办学的过程 二、遵湄时期的案件 三、遵湄时期的读书笔记 四、李约瑟两访浙大 五、遵湄时期的校务会议 六、遵湄时期的重要讲话和办学思想 七、浙大复员离黔
第四部分 做浙大校长的最后三年 （1946年6月—1949年4月29日） 一、主持校舍修复，安排浙大复员 二、欧美之行 三、复员回杭后的浙大校务会议 四、浙大“一·四”事件 五、复员回杭后发表的重要讲话和研究论文 六、离开浙大前的主要活动 七、离校当年提及的浙大相关事宜
参考文献 后 记 蔡恒胜，1943年出生于贵州湄潭，中科院院士、原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之子，曾任IBM软件研发工程师。 2018 年11 月，我应邀参加了浙大西迁后人“重走西迁路”的活动，从杭州出发，到江西吉安、泰和，再到广西宜山，最后抵达遵义、湄潭。这是我72 年后第一次回到魂牵梦萦的出生地——湄潭，收获颇多，感慨不已。回到北京后，我拜访了与我有同样经历的三位大哥贝德、张克飞和竺安。正如竺安兄所说，我们有同样的“湄潭”情结，从童稚时期起就经受了这样的磨炼，到了我们的晚年，这些艰难困苦反而成了甜蜜的回忆，我们要让这珍贵的精神财富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不得不宅在家中，但对我而言，正好有时间来实现多年的愿望，心无旁骛地通读卷帙浩繁的《竺可桢全集》。24 卷，2000 余万字，涵盖38 年的日记（16 卷，1000 余万字）和其他的文献，为研究中国当代教育史、科学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是一座宝贵的金矿。 
迄今国内最大规模自然科学家全集出版工程《竺可桢全集》 本书所涉及的竺可桢日记和有关史料，起止时间为1936—1949 年，正是他担任浙大校长的13 年，故题名为“竺可桢校长和浙江大学”。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 年，浙大正处于举步维艰的特殊历史时期。抗日战争的烽火，逼得浙江大学颠沛流离，辗转西迁。这13 年，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带领下，以他倡导的“求是”校训为指南，迅速发展，从一所普通的地方性大学，跃升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称赞竺可桢的文章，屡见国内外报刊，史料确凿，论述中肯，作者多为竺老的同仁、弟子或历史的亲历者。但也有另一种声音——一些并不认识也没有接触过竺老的人，没有认真阅读过竺可桢日记或其他文献资料，东拼西凑，写出的文章不实事求是。 
我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戳穿假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因为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家父蔡邦华与竺可桢先生交往，缘于浙大，历经30 余年的风风雨雨，建立了深厚友谊。1933 年6 月，家父因不满前任校长的行为举止离开了浙江大学。1938 年2 月，为避兵燹，我们一家西迁至江西吉安，浙江大学也恰好搬迁到此。身为校长的竺可桢坚意邀请家父重回浙大任教。竺蔡两家从此甘苦与共，随浙江大学迁泰和，搬宜山，往遵义，到湄潭，回杭州。1939 年浙大陷于建校以来最困顿的处境，竺可桢任命家父出任农学院院长，成为浙大校务委员会成员。竺可桢在浙大做了13 年校长，而家父也在浙大担任了13 年的院长，其中有10 年他们是在一起工作的。1953 年，家父调到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时任副院长的竺可桢恰好分管生物地学部。他们二人都属虎，竺先生长家父一旬。虽属上级与下级，但他们休戚与共，亲如手足。竺先生为人正直公正，在“文革”时期，自己身处险境，却挺身保护家父。30 余年来，竺可桢一直是父亲的良师益友。我因父母的关系，从小接触竺老，年幼时蒙然无知，没留下太多印象，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对竺老有些感性认识，把他作为父辈对待，称他竺伯伯。1974 年元旦，我随家父拜访竺老，当时我31 岁，刚调回北京搞石油科技长远规划，看到竺老把新发表的文章《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交给家父，写下“请邦华先生指正”。这个题目一下就给了我极大的震动。随后我问了家父有关竺老的很多事情，从家父嘴里，得知竺老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不论公务多忙，时间多紧，从不间断。同时，他必记录当日的相关物候情况，诸如气温高低，阴晴冷暖，风霜雨雪，气象变化。如此重如千钧的课题，厚积薄发，水到渠成，与竺老毕生不变的记日记习惯不无关系呀！ 
所以《竺可桢全集》一出版，虽然我人在国外，仍及时托人购买了《竺可桢全集》西迁部分的5 卷日记，作为随时翻阅之用。在日记中，竺可桢记录了诸多浙大西迁往事。他与浙大教授同仁的相处，平时工作中的交往自不必说，连我家在宜山、遵义、湄潭的门牌号码，他都细心地记下，有些我都不知道。这越发促使我通读《竺可桢全集》。
抗疫宅家期间，我认真阅读了竺老的日记和讲演稿，归纳之，条理之。由于纸质书不便搜索与分类，摘录亦有所不便，遂在网上购买了《竺可桢全集》24 卷的电子版，提取合并成为一册竺可桢日记（1936—1949 年）。我借助TF—IDF（词频—逆文本频率）技术，挑选和提取日记文本中反复出现的重点内容。这种全新的阅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我的阅读速度和深度。我把写好的札记分别发给浙大同仁和西迁后人审阅，讨论后再进行修正，不断完善，已改了十余稿。 
今年是竺可桢诞辰130 周年，也是浙大西迁遵湄80 周年，希望《竺可桢校长和浙江大学：竺可桢日记史料札记（1936—1949）》对竺可桢先生和浙大校史的研究工作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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