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应浙江省教育会等之邀，于1947年11月30日在浙江民众教育馆做的讲演。本文至为经典，欲了解杭州城市发展之经过，必读此文。

杭州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见于记载，迄今凡2157年，依其都市发展的经过而言，约可分为六个时期。

• 秦汉六朝八百年为一期，是（一）：山中小县时代；

• 隋唐三百年为一期（起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是（二）：江干大郡时代；

• 五代北宋二百四十年为一期（起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是（三）：吴越国都及两浙路路治时代；

• 南宋一百四十年为一期（起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是（四）：首都时代；

• 元代八十年为一期（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是（五）：江浙行省省会时代；

• 自明至今五百九十年为一期（起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是（六）：浙江省省会时代。

（一）《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

钱唐即今杭州，杭州见于记载始此，但钱唐县的创立可能在此前十二年秦取楚江南地，初置会稽郡时，也可能在战国时楚已置县，而秦因之。

钱唐于秦及西汉为会稽郡的属县，于东汉、六朝为吴郡的属县，其时它在东南都邑中的地位非但远不及六朝首都的建康（今南京），秦汉以来吴郡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郡郡治的会稽（今绍兴），还赶不上孙吴时即建为郡治的吴兴、金华、临海，东晋时即建为郡治的永嘉，仅仅和邻近的富阳、海宁、余杭等县约略相等。孙权黄武中尝置东安郡于富阳，后三年废；梁末侯景置富春郡于富阳，临江郡于钱唐，陈初置海宁郡于盐官（今海宁），皆不久即罢；陈后主祯明元年又置钱唐郡于钱唐，后二年隋平陈罢郡，改置杭州于余杭（杭州之名始此，即得名于州治余杭）。可见自孙吴以来，钱塘下流，本已有分建一郡治的需要，可是还找不到一个已具有相当都市规模，适宜于做郡治的大县，只得在江口诸县中，随便择一而治。这几县既然都还不够作郡的资格，因而郡则屡治屡罢，治则迁移靡定。

杭州水居江流海潮交会之所，是钱塘江流域的天然吐纳港，陆介两浙之间，是自北徂南的天然渡口，以地理位置而言，极利于都市发展，何以自秦汉至六朝历八百年之久，始终只是一个无足称道的小县呢？欲明乎此：

（甲）先要从古今地形的不同说起。原来现今杭州湾两岸的陆地，有许多都是有史以来逐渐由钱塘江带下与海潮涌上的泥沙堆积而成的；西湖在古代是湾里的一个小海湾，而湖以东的平陆，在昔实为波涛出没之所。以秦汉时代而言，至少今城东南江干一带，尚在海中，南岸的西兴镇，亦逼临江浒，水面辽阔，犹不成江形。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今城南包山迤西诸山，旧名秦望山，传说即秦皇临浙江欲渡而不得处。而始皇当日渡处，据《水经·渐江水注》、山谦之《吴兴记》，都说在余杭境。按杭，航也，渡也。盖古代浙东西之渡口在此。秦王于此立县，即以杭为名。(余同于，是越民族的发语词，犹言于越、於潜、余姚。)汉分余杭南境立富春县，津渡所在，遂改属富春。可见古代江海交会南北津渡处，实在今之富阳，而不在杭州。故自秦汉至六朝初期，富春地位，重于钱唐，孙吴创立东安郡于钱江下游，即以富春为治所。

（乙）古今的地形既不同，城邑所在，亦因而不同。今杭城所在地秦汉时也许根本没有露出海面，也许虽已露出，但仍时有被巨潮淹没之可能，当然无从建立城邑。《水经·渐江水注》，浙江又东经灵隐山下，山下有钱唐故县，县南江侧有明圣湖。明圣湖即今西湖，则今湖以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殆即秦汉时钱唐故址所在。其地三面皆山，仅东南一面滨湖，而湖外又为沙滩所阻，绝无舟楫之利可言。对外交流既仅赖几条崎岖的山路，其僻陋可想，难怪八百年来，它的地位，始终只是一个山中小县。

（二）杭州脱离它山中小县的地位而步上光荣的新生命，关键在隋开皇十一年的迁治。隋以开皇九年平陈，改钱唐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其明年，还迁钱唐；又明年，州县并移治于柳浦西。柳浦之名始见于刘宋泰始二年，吴喜率众自此渡浙江取西陵。西陵即今西兴。柳浦当即今城东南之贴沙河，河上犹有桥曰跨浦（或作跨步，误），桥南旧有浙江亭，为驿路所经。柳浦一带盖自晋宋之际已涨成平陆，宋后遂为津渡要地。经南朝百数十年来的生聚，日渐蕃息，隋因移州于此，就浦西凤凰山麓之地，肇建新城。自此僻处山中的钱唐县，乃一变而为江干的杭州——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适宜于都市发展的杭州。

隋代之有功于杭州，不仅移治一端而已。移治后二十年，炀帝又凿通江南运河，起京口（今镇江），迄余杭（时改杭州曰余杭郡），都八百余里。江南运河是炀帝所开大运河的一部分。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西以广通渠达于长安，北以永济渠达于涿郡（今北平），东南以通济渠沟通大河、长淮，又以邗沟接连长淮、大江，又以江南运河贯穿太湖流域，北通大江，南接浙江。自此杭州遂为大运河水运的一个起讫点，其地位益见重要。

杭州成为大都会的基础至是可说业已具备，但隋祚短促，未能及见其盛。杭州的繁荣实始于唐。《乾道临安志》记唐贞观中杭州户口，至十一万人。中唐而后，遂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见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作于代宗永泰元年），又白居易撰《卢元辅袭杭州刺史制》（德宗时），也说“江南列郡，余杭为大。”而唐代杭州之所以克臻繁荣，一方面诚然是承袭了隋代所奠定的基业而日渐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唐代本期的多方面建树，亦有以致之：

一是海上贸易的开辟。有唐一代由于国威远振，海外交通，盛极一时。广州、扬州而外，杭州亦为通商口岸之一。杜工部《解闷十二首》：“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西陵是宋世海舶出入杭州必经之地（《西溪丛话》引《海潮说》，海舶因畏避杭州湾沙滩，皆由今宁波泛内河西上，自西兴渡江达杭），由此可见唐代西陵之所以时有商胡踪迹，其目的地亦必在杭州。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绵亘二十里的帆樯，中间当有大部分来自海上。钱鏐《罗城记》（作于唐昭宗景福二年），“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可见当时杭州之繁荣，半系于北郭河埠的内河贸易，半系于城东江干的海上贸易。

二是市民饮水问题的解决。杭城所在之平陆既是江海的故地，自宋以前，江流东去城郭甚近，地下水潜相通灌，咸苦不中饮。惟有负山而居者，凿井可得甘泉，范围至狭，故最初兴起的聚落，不在中城、下城的广大平原，而在上城城南的凤凰山麓。其后因交通便利，商贾辐辏，居民日众，饮水来源，遂成为一严重问题。唐德宗建中中刺史李泌始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分开水口六，导西湖水入城，潴而为六井；穆宗长庆中刺史白居易复加开浚。自是民足于水，生齿日繁，城邑聚落所届，乃得不复限于南部山麓地带，逐渐北展，后世杭州的城区，大致即拓定于此时。《杭州府志》载，隋杨素创建州城，周围即有卅六里九十步，此说殆不足信。隋代初年杭州还是一个新起的小郡，无需乎偌大城郭。且《太平寰宇记》明说隋代依山筑城，足证城区限于凤凰山东、柳浦之西一带。大抵今凤山门南吴越牙城、南宋皇城的故址，实为隋代州城所在；南起江干，北届今武林门、艮山门的市区，当肇基于唐，惟筑城年代已无可确考。又自唐至元杭城南近江干，南北较今城为长，东至今东青巷、城头巷，东西较今城为狭，城区成一狭长形，盖惟近山近湖之地可得甘水之故。所以自唐之李泌下迨两宋，凡杭州的贤有司，几莫不致力于导湖浚井。宋元之际，江势去城日远，城区附近水泉不复有咸苦之病，市区乃渐展向东。元末张士诚改筑城垣，因南截已就荒废之南宋故宫于城外，东包新市区于城内，即今城是也。而元明以后之言杭州水利者，遂亦不再从治井为急务。

三是农田水利的兴建。杭州夏秋之际易旱，影响农作甚巨。西湖据浙西平原的上游，本为一天然水库，唐以前未知利用。长庆中白居易为刺史，始筑堤捍湖，以时蓄泄，州东北濒河之田有千余顷，皆资以灌溉，无复凶年。农村的富饶，当然是促使都会繁荣滋长的原因之一。自此以后，开湖浚河，历代皆奉为成法。

四是西湖风景的播扬。西湖妙境天成，冠绝宇内，但自唐以前，未尝见诸题咏，知者殆鲜。长庆中，白居易守杭，酷爱湖山，眈眤云树，新词艳曲，叠出不穷，其《湖上春行》《春题湖上》《余杭形胜》诸诗，已曲尽风物之胜。既去任，犹不胜回恋，有《留题天竺灵隐》《留别西湖》《思杭州旧游》《忆杭州梅花》《答客问杭州》等篇。乐天在当时，诗名震撼一世，西湖经其品题，声价自必十倍。盖自此而后，西湖遂为世人所周知，杭州遂为四方文士胜流好游赏者所麇集。其后北宋熙宁、元祐中苏轼又以第一流诗人两任杭州，篇什之丰，过于乐天。前人每谓“杭州巨美，自白、苏而益彰”，洵属知言。

（三）唐代的杭州虽已被称为东南“大都”、“名郡”，但此所谓“大”与”名”，只是在一般郡治中比较地大、比较有名而已。实际当时东南的大都市，约可分为三等：属于第一等的是全国的经济首都扬州，属于第二等的是两浙的政治重心苏州与越州（今绍兴），第三等才能数到杭州。使杭州从第三等超升到第一等的是五代的吴越钱氏。

先说杭州与苏、越二州盛况的升降。王明清《玉照新志》说得很对：“杭州在唐，繁荣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为什么钱氏的建国能使杭州的繁荣超过苏、越二州之上呢？当然是因为钱氏定都于杭州。为什么钱氏要定都于新起的杭州，而不定都于较为繁荣的历史故都苏州或越州呢？杭州是钱武肃王起家发祥之地，此为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主因在政区的变动。原来钱塘江两岸，自唐以前，经常分属于两个政区：在春秋为吴、越两国，在秦汉为吴、会稽二郡，在唐为浙西、浙东两道。政区既然分为两个，则浙西的都会当然在苏州（历史的，也是地理的中心）；浙东的都会当然在越州（历史中心。浙东地理中心在金华，但开发较晚）。杭州地处浙西的边隅，只能做一个属县或属郡。把两浙并为一个政区实始于吴越钱氏的建国；自两浙而言，则苏、越皆有偏处一隅之病，杭州正为地理中心所在，吴越国的首都，便非此莫属了。吴越盛时版图除在今浙省境内的十一州而外（其中秀州包有苏省旧松江府之地），北有苏州（包有旧太仓州之地），南有福州（包有旧福宁府之地）。此十三州虽地不甚大，惟自唐以来，已为全国精华所萃，而杭州为之首都，宜其盛况益骎骎日上，入宋遂为两浙路路治。两浙路统辖十又四州，较之吴越国境，南不得福州，北增常、润（旧镇江府）二州。

再说杭州怎样能进一步成为东南的亦且是全国的第一流大都会。关于这个问题，有名的欧阳修《有美堂记》，已经替我们解释得很明白：并不是杭州本身有了什么特殊原因使它突飞猛进，乃是兵燹把其他大都会惨烈地破坏了，而太平无事使杭州能够循序发展。不过《有美堂记》中所提到的，仅是从五代进入北宋时，南唐首都金陵与吴越首都钱塘遭际的不同：“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钱塘“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可谓盛矣”。实则推而广之，唐代许多第一流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入宋后往往令人“酸鼻”（洪迈《容斋随笔》论唐宋扬州之盛衰语），殆无一非兵燹之赐。要之，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惟一的乐土，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乐土中的天堂，其繁荣富盛， 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了。北宋时杭州有“东南第一州”之誉（宋仁宗《赐梅挚出守杭州诗》），决非过当。《宋会要》载全国各地天圣、熙宁商税酒曲税额，杭居第一，汴都犹在其次；苏东坡也说：“天下酒课之盛，未有如杭者。”（《开西湖状》）

三是市舶司的设置。市舶司创制于唐，专理对外贸易。唐世只在广州一地设立；北宋时置司渐多，杭州亦居其一。杭州市舶司创建于太宗端拱年间，其时惟广州已设，明、泉、密诸司的设置，皆在其后。《有美堂记》有云：“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蔼之间。”可见宋世杭州海舶之盛。

四是手工业的发达。宋元时杭州为全国手工业中心（见《马可·波罗游记》）。按《有美堂记》中已有“其俗习工巧”之语。则杭州手工业的发达，殆亦始于五代、北宋时。

（四）杭州都市的发展，至宋室南渡而登峰造极。高宗以建炎三年自扬州渡江幸杭州，旋升杭州为临安府。其后转徙于吴越之间垂十年，时而建康、时而绍兴、时而平江（今苏州），至绍兴八年，终于定都临安。于是钱氏以来的东南第一州，更进一步而成为南宋全国第一州。十二世纪的世界各国，以南宋最为繁荣富盛，故南宋的第一州，实即世界的第一大都会。马可·波罗以南宋亡国后来游杭州，仍以“天城”相称，叹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此世界第一大都会之繁华浩穰，殊非数语所能尽。其详备见于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以及乾道、淳祐、咸淳三《临安志》。元代马可·波罗、奥代理谷、马黎诺里、伊宾拔都他等西洋人的所见所述，大抵亦即南宋时的景象。约而言之，则其时：

（甲）城区运河时加浚治，虽巨舰可通行无阻。道路皆以砖石筑成，遇天雨无泥泞之病。浙右江淮河艘骈集于城北，江船海舶蚁集于江岸。自北关可溯城内运河深入市区，水次有塌房数千间，专以寄藏货物。自江岸可经贴沙、龙山二河，达于城郭：大致滨江纲运皆由龙山河入城；海舶则自西兴渡江入贴沙河，市舶务在保安门外，贴沙河即自此折西入城。巨富高资，多属江商海贾；四方百货，不趾而集；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即已开店。

（乙）百工分十二行，每行凡万二千家，每家至少十二人，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制造品销行极广，工人几无暇晷。这是马可·波罗的话，容有过分夸张处，但其时杭州手工业极为发达则可信。

既以政治首都同时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