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献出土于吐鲁番盆地内的石窟、寺庙、墓葬等遗址，时代跨度长，对研究中古时期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所谓“散录”，是指相对于已经集中刊布的大宗藏品、零散收藏于世界各地公私机构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残卷，包括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东亚艺术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四天王寺岀口常顺氏、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辽宁省档案馆等散藏的非佛教文献，与本书所收文书可以直接缀合的大谷文书也予收录。本书将这些一般人难以见到的文献汇为一编，便于学者研究使用。
本书共收录372件文书（属同一写本的若干残片计一件），分为上下编。上编为“典籍”，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并考虑到吐鲁番文书的特殊性，经部下单列小学类，道教文献、摩尼教文献、佛教写经题记三类也归入“典籍”。下编为“文书”，以年代为序，收入所有公私文书。
每件文书，参考前人成果拟题，并做解题、校录、标点等工作，以期为读者提供可靠的文本。本书还附有部分表示缀合情况和获得版权的新旧照片，共计六十余幅。书后有本书所收文书的按编号排序的索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荣新江
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文献号称难治，因为它们来自盆地内许多遗址，有石窟，有地上寺院，也有墓葬，时代跨度长，内容也更加分散，加上各国探险队的分裂转移，使其支离破碎，甚至一些原本是同一写卷，却被分割数段，散在四方。因此，研究吐鲁番文献，首先需要尽可能地调查文献所在，进行残片缀合或文书汇总的工作。
笔者自一九八四年负笈莱顿，即以访查敦煌、吐鲁番文献残卷为己任。翌年走访英、法、德、丹麦、瑞典等国，收集资料，抄录文本，在伦敦接触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吐鲁番文书，于西柏林获得原藏美因茨科学院之德国探险队收集品图片。一九九○年访学日本，得东友之助，除遍览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大谷文书外，又走访东京、京都两国立博物馆，探访藤井有邻馆、宁乐美术馆、天理图书馆，以及藏有吐鲁番文书旧照片的羽田纪念馆，于吐鲁番所出片纸只字，亦不放过。一九九六年五月至八月，有机会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尽三月之力，通检德国国家图书馆、印度艺术博物馆、德国柏林与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三地所藏吐鲁番文献，将所有非佛教文书悉数依原大录出，收获极大。同年末及翌年初，以耶鲁大学为基地，走访美国藏品，喜见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一组吐鲁番文书，尚不为学界所知。与此同时，于国内所藏吐鲁番文献，也随时访查，多所寓目，尤其在旅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地区博物馆所见最多，其余甘肃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所藏虽不算多，但也不乏精品。此外，又有机会数次访问列宁格勒和后来的圣彼得堡，于东方文献研究所敦煌、西域文献收藏中，得见吐鲁番文书真迹，后来也在日本东洋文库，浏览所有俄藏吐鲁番写本缩微胶卷。
世界范围收藏的吐鲁番文献，有些已经集中刊布，如新疆博物馆、英国图书馆、龙谷大学、宁乐美术馆等处所藏，都有录文专集。但吐鲁番文献分散凌乱，作为一名历史学研究者，将散藏之非佛教文献汇为一编，是笔者很早就产生的想法。然而此事头绪纷杂，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因此邀约同好，共同推进。尤其海外藏品的调查，由此得以接力进行，如普林斯顿藏卷，先后有陈怀宇、姚崇新的访查；日本藏品，则有余欣、朱玉麒先后拓展；俄国藏卷，曾与孟宪实在涅瓦河畔分工抄录；还有刘屹在柏林、付马在赫尔辛基，均有所推进。
将散藏吐鲁番文献真正开始汇于一编，则发端于二〇〇五年。当年笔者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支持，与李肖、孟宪实合组工作小组，开始进行“新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重点研究项目，因为担心合作方吐鲁番地区博物馆所藏新出文书不敷所用，因此把散藏吐鲁番文献也作为重点。结果新获吐鲁番文献的丰富材料，足以支撑起整个项目，到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结项时，仅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即为图文对照本两巨册，加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两本论集，硕果累累。我们同时提交的结项报告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的初稿，也就不够彰显，其中提交的一册，还出现在布衣书局网上书店中，被我们高价购回。但项目一结，人员分散，《散录》的工作，也就耽搁下来。
十年来，虽然不时发奋加力，始终没能告成。一旦推延下来，就不断有新的材料出现，这虽然不是坏事，但对于编辑一部书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修修补补，旷日持久。最近一年来，不断发力，在史睿、游自勇、朱玉麒诸君协助下，终于接近完稿。
本书所收各个馆藏文献情形，以及分类原则、编排格式等等，《前言》与《凡例》都做了清楚的交待，此不赘述。总体来说，把这些零散的汉文典籍，即传统中国的四部典籍，以及道经、摩尼教文献和佛典题记汇聚在一起，更加展现了西域地区的多元文化面貌，特别是古代高昌地区汉文化的普及，有些写卷更表明当地文化水平之高，以及与中原内地的密切交往。公私文书则表现从高昌郡，经高昌国，到唐西州时期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原王朝各项制度有条不紊地在那里运行，汉文文书为这种行政运作提供了物质保证。这些散藏的吐鲁番文献，与其他各组吐鲁番文书一起，构成我们认识丝绸之路以及丝路城市高昌的整体面貌，文字不论多少，都是不可或缺的典籍资料。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本书终于即将出版。掩卷之际，感慨系之。这本书的产生，凝聚了编纂小组成员的多少汗水；也得到许多海内外同行友人的鼎力支持，太多的名字需要列出，太多的感激需要言说。为了不要让这篇序言过于冗长，我想对本书所收文献所在单位的各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为我们调查相关材料给予的帮助，也感谢为这项工作提供帮助的其他人员，最后还要感谢中华书局承担繁琐的出版工作，以及责任编辑李勉女史的辛勤劳动。
在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中，笔者再次感到众人合作的力量，感受到为学术而凝聚的友情。现在，编纂小组与帮忙朋友中的许多人天各一方，彼此恐怕不再有机会往来，在此谨以此序，记录下这段友情，也表达我深深的感念。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于朗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