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师从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和著名学者王曾瑜先生。19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撰写博士论文，200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多年来，一直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政治制度、宋儒与佛教的关系等领域。著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追宋：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等，已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宋朝终结五代乱世后，建立了延续三百余年的政权统治。随着各时期社会状况的转变，宋朝的政治既有丰富而复杂的变化，也有贯穿始终的内在延续性。总体来说，两宋政治表现出“外患虽不断，但鲜有内忧”的特点，这背后有制度性的成因，但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偶然性因素也不容忽视。 本书是宋史研究专家游彪集30年研究思考功力，为大众读者倾心写作的宋代政治史通俗读物。这不是一本追求面面俱到的综合性宋史作品，而是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从宋初“祖宗家法”的确立，到崖山之战南宋灭亡，精心选取*能反映各个时期政治特点的人物和事件，寓论断于叙事，由表及里地勾勒宋朝各时期的时代大势、权力结构和政治主题，此外旁及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等。作者试图由此深入浅出地阐发各时期内政与外交的得与失，把握两宋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 第四章 “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王安石及其时代割让燕云十六州：防御北方游牧部族地理优势的丧失 / 186收复燕云十六州梦想破灭：宋太祖、太宗朝宋辽和战 / 190太上皇与今上的权力划分：隆兴北伐与宋金和议 / 281“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皇权受损的结果 / 287皇权“非可共理之物”：太上皇—今上结构的悲剧结局 / 293第十二章 “天下之势，自安以趋于危”：史弥远及其时代贾似道发家史：“不事操行”的实务型官员 / 392史学工作者探索的是过往的世界，因而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毕竟，他们并不生活在过去的时代，根本无从亲身经历此前出现过的事物。退一步说，即便是当代人看待眼下发生的事情，也还是见仁见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太可能完全一致的。进而言之，中国古代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后人对前代的认知除了依据现存的史料而外，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如同猜谜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想彻底复原历史都是不可能的，毕竟，现代人能够见到的都是过去的点滴，甚至仅仅只是碎片而已，要以这些散乱而零碎的部件重新构建历史的大厦，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历朝历代的历史无论如何是需要尽可能地弄清楚的，这也是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历史的进程是异常复杂的，如果简单地以某种模式加以归纳或是总结，是无助于找寻事实真相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文明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研究历史是不能放过任何细节的，只有尽力弄清历史发展的每个环节，才有可能再现过去的种种面相，也才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状态。以中国古代史为例，不同时期无疑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也有与其时代相应的风貌，这些都有别于其他时代的人和事。正因如此，仅仅凭借个人之力是很难弄清如此长时段内所出现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读完浩如烟海的史籍，于是史学界才有了断代史、专门史之类的学科分类。在这种情况下，后世学者对历史的认知大体上只能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因此，当史学工作者从事某个时代或某一领域的具体研究时，往往是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的，明显的例子就是学者大凡都会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抱持美好的愿望，如研究汉代、唐代或是其他时代的学者多是肯定该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如何如何的位置，也就是说，正面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其主流，反而忽略了某些所谓非主流的历史现象。显而易见，这种情形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并不是十分有利的。也许是愚钝的缘故，笔者对断代史的理解无疑是粗浅的，尽管从事宋代研究已经多年，但自我感觉似乎仍然是门外汉，尤其是在与学生一起逐字逐句地解读有关宋代的典籍之时，很多史料读过多次，每次都会碰到不解的字词，好多看似理解的文献，却有些似懂非懂，要做出精准的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困难的。其原因在于，古人在记录历史或是书写其他文献时有其特定的环境和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古人需要为尊者、长者甚至是死者讳，因而在他们看来没有歧义或者说很容易理解的文字，却极有可能给后人留下完全不同的看法。举例而言，宋朝在选拔管理佛教和道教事务的僧官、道官之时，宋真宗专门颁布诏令，要求其前提条件是“行业优长者”。毫无疑问，宋人应该是完全能了解其中含意的，否则他们将无法按照皇帝的旨意进行实际操作，毕竟这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其属下臣僚必须无条件地加以遵从。然而，就是这看似简单的五个字，对于现代学者而言，其解读却是相当困难的。关于“行”与“业”，前者自然是指德行，后者应该是其在佛教、道教方面的造诣。实际上，要是细致地考究起来，两者都存在巨大的模糊空间，即以何种标准或是从哪些方面来判断其所谓的“优长”，虽然能够意会其字面意思，但却是个让人无法确定的问题。应该说，从具体选拔的过程来看，宋人大体上不会出现疑虑和困惑，反而是后世之人由于不能身临其境而难解其确切含义。由此可知，解读历史语言是必须要考量其语境的，即后来人需要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上当事人的立场，方才有可能领悟史料及其周遭的状况。近年来，学术创新已然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要达成这一目标，并非只是口头上说说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方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史学界自然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历史研究几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应该看到，很多史实是有待进一步厘清的，也有很多领域是需要不断开拓的。就宋代研究而言，虽然有众多典籍流传至今，足以应付相关专题的探讨，但以前似乎更多关注史料本身的含意，而忽略了对史料背后及其周边情形的解析和追究，这种状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史料的解读还远远不够精细，因而很难梳理其潜在的重要价值。平心而论，相对于宋代研究，无论是隋唐史，还是明清史，学界都非常重视正史之外的史料，如金石文字等。长此以往，若不能充分挖掘此前关注不够的史料，那么，这对于拓展宋代研究的新领域是极为不利的。在中国古代，两宋时期无疑是有其重要地位的，虽然其武功远远不及汉唐以及后来的元明清各朝，但其文治却是众所周知的高度发达。大体上可以说，宋代奠定了此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甚至一直延伸到了中国的近现代。一方面，宋代确定下来的很多制度被后代所沿用，如科举考试的各种规范实际上都是在宋朝完善起来的，这些体制化的设计既是宋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无疑也是宋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宋学是影响至为深远的理论系统，并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宋儒所阐发之“微言大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人待人接物的重要标尺。更重要的是，宋人的文明程度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值得称道的，甚至可以说，宋代的中国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首屈一指的，取得了令全世界羡慕的巨大成就。有鉴于此，不断推进宋代之研究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两宋社会也不全然都是辉煌的，其中也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宋人及此后各代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必要的总结。众所周知的是，宋代武功之不振，在面对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时，宋人似乎缺少防范和抵御的能力，每每处于下风。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与战一直是贯穿两宋历史的主线之一。通常而言，国力之强盛往往意味着军力之强大，而宋朝恰恰打破了这种观念，姑且不管出现这种状况的缘由，但无论如何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由此可知，宋代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一定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寻的。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