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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的《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开篇就将杭州史做了一个大历史的纵览： 杭州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见于记载，迄今凡二千一百五十七年，依其都市发展的经过而言，约可分为六个时期。
隋唐三百年为一期（起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是（二）：江干大郡时代； 五代北宋二百四十年为一期（起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是（三）：吴越国都及两浙路路治时代； 南宋一百四十年为一期（起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是（四）：首都时代； 元代八十年为一期（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是（五）：江浙行省省会时代；自明至今五百九十年为一期（起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是（六）：浙江省省会时代。
谭其骧的给杭州做的这六个历史分期，基于史实，无可置疑。不过，我们也还是可以试着从另外一个思路，给杭州地区的历史来做另外一种分期：四起四落。
谭其骧的这个六分期，是基于杭州本身的发展来做的分期，是比较“绝对化”的；而四起四落说，则是根据杭州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来做的分期，是比较“相对化”的。
是吴越时期。吴国、越国都曾经称霸，那就是全国的政治盟主。在本地文化史上，吴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和灿烂的时期。 是秦汉时期。从地理位置上，会稽郡就远离政治中心，再加上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这些都使得会稽郡完全被边缘化。这一时期青史留名的会稽郡人，多是文化人。即使如严助、朱买臣等太守，也是以文学进身的。 是六朝时期。杭州地区再次处于政治中心位置，是京畿之地。地位明显上升。本土人物也多有在政治中崭露头角。举一个钱唐令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六朝时期文献所见的钱唐令数量，就远比隋唐时期的多。这说明，六朝时，钱唐县受到很大重视，其县令也前途很好，多有机会入正史。 是隋唐时期。再次因为统一时代，东南之地再次被边缘化。以钱唐县为例，在隋唐时期就根本排不上号，实际上，在《唐六典》中，整个杭州只有余杭是望县。而杭州也仅是上州。如果还是用人物来观察的话，会发现此时进入正史的杭州人，与秦汉时一样，多是文化人。即使如许敬宗、褚遂良等曾进入政治漩涡的人物，最初还是以文学进身的，而且在政治上，无疑都有很强的依附性。 是钱氏吴越国时期。虽说此前在唐代时期，杭州的经济地位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毕竟没有惊人高度，其地位的突破，还是需要一个政治机遇。而成为吴越国首都的杭州，虽然是一个境土并不太广阔的首都，但能成为首都的机遇绝对是它最佳的突破口。这种绝对政治中心的地位，终于使杭州有了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意义在于，杭州打破了地方均衡，从此成了东南第一州，可以傲视周围州郡。 是北宋时期。虽然杭州仍很重要，是一个地区中心，但这地区中心，完全没法和吴越国时的相比。因为吴越国时，整个地区的资源都会源源不断地输往杭州，而到了北宋时，这些资源只是经过这里，然后再流向北方的首都，或者别的地方。 是南宋时期。这是杭州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以杭州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南宋，虽然已经是偏安王朝，但疆域依然广大，尤其是经济的繁荣发达，使得国家资源空前丰富。这同样也使得杭州空前繁荣，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绝后的。 是元明清时期。杭州一直稳定地保持了省会的地位，是一个地区中心。但相对前一时期来说，毕竟落了一等。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四起四落的分期，几乎完全是和政治因素挂钩的。一旦靠近或成为政治中心的时候，就是起；而一旦远离政治中心时，就是落。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在古代中国，政治绝对是所有影响中最最重要最活跃的关键因素。杭州的起起落落，伴随着政治的风云变幻，正是亦步亦趋的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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