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一师风潮“的前前后后-特别关注-杭州文史网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动五四运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杭州。杭州的学生积极响应，5月12日，杭州14所中学以上学校学生三千多人，在湖滨公共运动场开大会，宣布杭州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后，学生在杭州热闹街道游行，并积极投入劝用国货、抵制日货的斗争。

6月下旬，不仅学生罢课，而且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运动进入高潮，一直到放暑假，由于学生大部分回乡去宣传，杭州的运动才暂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的政治运动，而且也是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从北京开始迅速地发展到全国各地。暑假过后，在杭州这个运动的中心，逐渐转到新文化运动上来。

五四运动开始不久，经亨颐即在一师试行4项教学改革。这4项改革是：

国文改授国语,即语文课废止读儒家经典著作，选读白话文，学生作文也用白话文写；

教员专任,即一师的教师不得在其他学校兼课，其每月收入，学校规定一律暂给70元；

为了贯彻这3项改革，经校长在暑假中请了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和原在学校的夏丏尊等4位新派教师为各年级的语文主任教员。这4人后来被旧派称为一师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

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在经校长和新派教师的倡导下，学生中掀起了阅读新进报刊和追求新思想的热潮。《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介绍新文化的报刊，深受他们的欢迎。

这年秋天，一师校长经亨颐，教师陈望道、李次九、夏丏尊，学生傅彬然、施存统、周伯棣、张维祺等人，以“一师校友会”的名义，于10月10日出版了4开铅印报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在《创刊词》中，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改造社会，转移人心，打破数千年来的偶像和权威，赶紧改革现行学制，使我们学校里的学生的创造力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同年11月1日，以一师学生联合了省一中和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在《双十》改组的基础上，出版了《浙江新潮》。

《浙江新潮》虽是一种4开的铅印小报，然以其思想之清新，言论之犀利，一开始发行，就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而且遍销全国各地乃至四川省等边远地区。

五四运动开始后，“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早已响彻云霄，可是浙江当局还是照样要举行“祭孔”大典。往年祭孔，省长或教育厅长是主祭，省教育会会长兼一师校长经亨颐则是主要的陪祭。一师高年级的学生是祭孔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有的要担负司乐，有的要跳“八佾舞”。祭毕，参与的每个学生可以分到一刀肉。

思想觉悟逐步提高的学生，首先是《浙江新潮》社的学生，他们表示不愿再去祭孔。他们一面在同学中进行宣传，一面向学校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孔子是打倒的对象，这个偶像不能再崇拜下去了。经亨颐完全支持学生的意见，借口要到山西去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毅然提前离开了杭州。

11月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出版刊登了一师学生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该文的中心大意是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二人，对经亨颐在一师的种种革新，早就深为不满，如今看了《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的《非孝》一文，虽然他们不尽了解文章的深意，但“非孝”二字，却激起了他们的万丈无名火。

反动派立即下令禁止《浙江新潮》的出版和邮寄，勒令拆毁《浙江新潮》第三期的排版，并通令全省所有印刷厂，一律不得承印《浙江新潮》。可是《浙江新潮》社的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派人将第三期送到上海去出版。

该刊在上海印好后，带回杭州秘密发行，这使得杭州的反动势力大为惊动。

1920年2月上旬，一师放了寒假，学生大都已回家，校长经亨颐因为校内尚有事，因而还未回上虞故乡。齐、夏二人打算把经亨颐调离一师，到教育厅当个“随时顾问”的省视学。经氏不愿受命，当即辞职，正中齐、夏二人下怀。他们调经离开一师的目的已达，于是任命原省视学金布兼一师校长。

2月17日，新任校长金布来上任，他宣布原有教师一律续聘。可是只有2人愿受聘，其他的教师一律拒聘。金布无奈，只得暂缓开学。

到2月底，回家过寒假的同学们陆续返校。学生会组织回校学生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商讨对策，决定联合教师共同斗争，请求收回成命。结果厅长批复：“挽留前校长一节，应无庸议。”

到3月13日止，同学来校者已过半数。当晚，学生会在评议长徐麟书的主持下，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商讨对策。会议正在进行，忽然有人来密报说：“教育厅要解散本校！”闻讯之下，大家非常气愤，立即通过4条决议：

“解散一师”的谣传，竟成为事实。3月24日清晨，校门口竟贴出这样一张教育厅布告：“省立第一师范新任校长暨教职员等遵令分别进校训诫，该校学生等竟敢围聚辱骂，实属荒谬，应即暂行休业。学生一律即日离校，勿得有误。”

25日下午，有4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进驻校内，分成二排，轮流分批站在校门口，都是背朝外，面朝校门，以便监督校内动静。

学生们忍无可忍，27日清晨4点半，全体同学在宣中华、徐麟书的带领下，避开前门警察的监视，静悄悄的从后门步行到教育厅去请愿。学生原先推选的四位代表去见夏敬观，向夏提出3个条件：

夏敬观见势不妙，立即请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蔡谷卿（蔡元培之弟）出来调解。蔡表示三个条件可以办到，当尽力而为，并答应明日到校报告详情。

一夜过去了，驻扎一师的军警不但没有撤退半个，反而增加了许多。反动派的卑劣伎俩，使杭州各校的学生都非常气愤。

3月28日上午，杭州学联会理事长宣中华发动杭州全体学生，约四千人左右，从平海街省教育会（现杭州总工会址）前集队出发，前往教育厅和省公署请愿。

学联代表在听了省长的高论之后，就准备到督军公署去向督军卢永祥请愿。当队伍从省公署的东辕门穿过西辕门时，门口的卫队受齐耀珊的指使，对学生破口大骂，百般污辱，甚至对学生拳打足踢，还用枪托和刺刀，向学生乱打乱戳。反动派用武装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制造流血惨案，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全国第一起流血事件，是对一师和杭州学生的第一次考验。

1920年3月29日，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历史上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日，也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清晨4点多钟，有500多名军警，在齐耀珊的指使下，悄悄的来贡院一师，把前门和后门都封锁起来，禁止任何人出入。警察动起手来，每两个警察挟持一个学生，连拉带推，把学生拉出校门。校门口停着他们叫来的300多辆人力车（那时校门口还有一大片空地），他们把学生推上车子，拉了就走，警察押着学生上车站或轮船码头，然后叫学生自己回去。

当警察开始拉人时，学生会领导人宣中华、徐白民一看形势不妙，立即通知全部同学到操场集中，300多名同学就集中坐在健身房前的操场上。教师们集合在文龙巷奉化试馆内，决定兵分二路，一路去购买大量馒头糕点，从西面围墙外抛进操场，给被围困的同学充饥；一路火速到其他各校去讨救兵。

这时约在中午12点半，忽然一阵哨子声响，500多名警察，飞快冲进操场，把坐在地上的同学团团围住，内外水泄不通。正在此时，警察队长把手一挥，大喊一声“动手!”，数百名军警便如虎狼，向学生猛扑过去。他们每四个人一组，强拉一个学生，把学生硬拖出去。

正在这时，杭州各学校的学生队伍来了，女子职业学校的女生队伍打先锋，一下就冲开了学校大门口的第一道防线，接着是女子师范、女子蚕桑、女子工读互助团等女校队伍，后面跟着省一中、安定、宗文、惠兰、商校、医专等男校队伍。大批援军冲破了操场上的包围圈，和被围在操场上的一师队伍会师了。各校学生和一师教师带来许多馒头、糕饼等食品。师生队伍的扩大，使警察不得不放松包围，但仍不肯撤出学校。

反动派非法解散一师，派军警强迫学生离校的暴行，引起杭州各界人士与学生家长的强烈谴责。在一师师生的坚决斗争和各界的声援下，反动派不得不与学生代表宣中华、徐白民等重开谈判，并请蔡谷卿居间调停。

当晚10点多钟，正当操场上的同学望眼欲穿，万分焦急的时候，宣中华、徐白民等代表和蔡谷卿赶来了。

蔡谷卿当即向大家宣布谈判的结果是：官厅同意学生提出的三点要求，即：

此外关于校长问题，立即取消金布为一师校长的命令，新任校长必须维持一师的革新精神，且必须取得全体学生的同意。

关于这一点，这里需要补充说明：原来一师同学提出的口号是：“留经目的不达一致牺牲”，后来学生与经校长多次联系，经亨颐表示坚决不愿再留任，所以学生改为上述条件，表示其他人来做校长也可以，也算是向官厅作了一定的让步。

4月2日，经校长原聘的教职员回校，部分学科开始上课，新校长来校之前，校务由教务主任陈纯人暂代。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4位教师坚决不愿再留校任教。

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下活动，商请暨南大学教务长姜琦来做校长，学生同意。11日，姜琦到校就职，向学生表示：“自己当极力的贯彻经校长的主义。”17日全校复课。历时两个多月的“一师风潮”告终。

发生于1920年2、3月间震撼全国的“一师风潮”事件，是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生为主，师生联合共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在浙江的革命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