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多的朝代。中国2000多年封建史中，一共出过9位太上皇，宋代就占了4位，其中3位出在南宋。太上皇政治成了南宋政治的突出特点。” 王宇说。而这3位太上皇都和德寿宫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故事，他们是南宋的建立者高宗，及之后两任继承者孝宗、光宗。
1127年“靖康之变”，金兵俘徽、钦二宗北去后，钦宗之弟赵构即位，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并于1132年迁都杭州。高宗无子嗣，于是从宗室子弟中挑选了几个小男孩入宫抚养，暗中考察挑选，最后选中一个叫赵瑗（初名伯琮）的小孩，就是日后的宋孝宗。1142年，16岁的赵瑷顺利自建国公受封普安郡王；1160年，赵瑷从漫长的竞争中胜出，被立为皇子；1162年获立皇太子。12天后，55岁的高宗禅位于36岁的赵瑷，随后退居皇宫以北的德寿宫，当起了太上皇，从此，德寿宫也成为了南宋皇权的副中心。
宋孝宗继位后，对太上皇宋高宗毕恭毕敬，不仅花重金装点德寿宫，修建亭台楼榭、栽种了奇花珍木、仿建“小西湖”和“小飞来峰”等景观，还经常带着宫女侍卫及官员，皇室百人长队浩浩汤汤地穿过商铺林立的杭城市井街区朝拜高宗，成为民间佳话。也正因为这“两宫”之间的特殊距离，让南宋这段“儿子看望父亲”的家事成了城事、甚至国事，皇宫到德寿宫的每一次“过宫”，都能引发舆情效应。
“宋孝宗并非宋高宗亲生之子，他的即位，继承赵宋政治正统的意义较强，而‘继嗣’的色彩相对较为淡薄。于是他早早立了嫡长子邓王赵愭为皇太子，试图表明自己没有久占皇位的私心，更没有‘以位为乐’，从而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王宇说。
但事与愿违。宋孝宗的三个儿子都是郭皇后所生，三子皆为嫡子，孝宗的德行为满朝文武津津乐道和钦佩，不料邓王愭和嫡次子魏王恺先后早逝，只剩三子恭王惇，他于1171年被立为皇太子，此即南宋第三任皇帝光宗。
“新晋”皇太子赵惇虽然才德不及父亲孝宗，但对皇权却十分渴望。然而，“天下不可奉三宫”，如果同时存在太上太皇、太上皇和皇帝三个皇帝，那么在礼法上会有很多不好处理的麻烦，也会造成财政困难，所以他只能继续在煎熬中继续等待中。
“真正值得同情的不是赵惇，而是宋孝宗。在他的皇帝生涯的前25年，他上面顶着一个太上皇，不时对政务国事有所过问；后来又多了一个下面急于取代他的儿子。可以说，这种上压下顶的处境，让他在重大决策上的回旋余地非常狭窄。”王宇说。
1187年，太上皇高宗驾崩于德寿宫，孝宗这才开始着力培养皇太子惇，并与1189年禅让于他，后者登基后称宋光宗。
禅让后的孝宗效仿高宗，搬到了德寿宫居住，并改名为重华宫。尽管身在大内之外，孝宗对光宗的治国能力始终存疑，下诏“一月四朝”，即光宗需每月四个固定的日子前往重华宫朝拜太上皇孝宗。不过，“一月四朝”很快难以维系。光宗继位第一年，过宫前往重华宫起居的次数就远远没达标，之后三年更是逐年减少，特别是1191年在举行“初郊”大典期间精神失常后，彻底停止了过宫朝拜太上皇
1192年，光宗大病初愈，开始越来越抵制前往重华宫，不但孝宗的生日不前往祝寿，连冬至等大型庆典也不再前往，只派群臣代之，两代皇帝间的矛盾由此彻底暴露，朝野震动。
群臣不容光宗如此怠慢太上皇，于是群起上疏，迫于无奈，光宗才选了某些无关痛痒的日子前往重华宫朝拜。到了1193年，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一度发生长达8个月光宗没有前往重华宫朝拜之事，骇人听闻，而这一切都被杭城百姓看在眼里，两代帝王不和的传言在民间甚嚣尘上。
皇帝不孝，成了当时南宋朝廷的一个负面榜样。1194年孝宗驾崩，光宗公开拒绝前往重华宫主持太上皇的后事，民间议论纷纷，更有襄阳人陈应祥认为光宗不肯为孝宗治丧，众叛亲离，于是勾结金国境内的邓州方面，率众叛变。
光宗的一系列做法动摇了南宋王朝的根基，大臣们屡谏不能，光宗对过宫和立皇太子两项议程态度反复无常，大臣们试图请出高宗皇后吴氏垂帘听政，逼光宗退位。最后，在韩侂胄、赵汝愚等大臣的拥戴下，光宗唯一的儿子嘉王赵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吴氏主持，于同年7月在重华宫太上皇灵柩前黄袍加身，此即宋宁宗。
“这时候，光宗已成新一任太上皇，但他拒绝像高宗、孝宗一样搬出皇宫，搬到北内重华宫（德寿宫），而是赖在皇宫原来的寝殿福宁殿不肯走。无奈之下，新任皇帝宁宗只好先住到重华宫，为太上皇守丧，直到五个月后，南内的新寝殿建造完毕，才搬回居住。”王宇说。于是“一宫住两皇”，光宗像“钉子户”一样霸占着原来的皇宫寝殿，直到6年后去世。
“令人唏嘘的是，宁宗虽在大臣的拥立下让父亲禅位，早早称帝，也让他对士大夫们释放出来的巨大政治能量和政治策略有了更多忌惮，为后来的庆元党禁埋下了伏笔，这也是南宋由盛转衰的开始。”王宇说。
总结“德寿宫与南宋中期政治”，王宇将这段“最是难言父子间”的历史归结为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