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边是暮夏的凉风将西湖揉皱，涟漪间，荷花半掩；一边是共产主义事业的风起云涌，七人集结，壮怀激烈。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杭州秘密召开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 
这是党成立后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杭州之行。这次会议，确定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政策策略，开启了国共合作的先河。 温柔且刚毅的西湖水，怀抱青春的火红，汇入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成长、奔涌，照亮山河。 1922年8月，杭州老车站，一列从上海方向开来的火车缓缓停靠，人群里，一位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挤出车站，环顾四周后，跳上一辆黄包车，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这就是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此次会议，将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年多的实际斗争中，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要抉择。
1922年的杭州西湖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党的奋斗目标：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同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
而另一边，遭受陈炯明叛乱，“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幻想破灭的孙中山，也在寻找新的革命同盟者。他看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他决心同苏俄合作，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整顿和改组国民党。 国共两党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这个问题显然要由双方协商决定。中共二大后，党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主张实行党外合作，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但孙中山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曾多次同孙中山会谈过的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里去，从而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不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就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危险。由于马林同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出现了原则分歧，他决定返回苏俄向共产国际请求指示。 1922年8月初，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马林的汇报以后，批准了他提出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并做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其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在保持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必须加入到国民党里去，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8月中旬，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上海后，分别与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等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还电邀李大钊来沪，与李大钊等进行了深入讨论。8月26日，马林拜会孙中山，商谈了国民党同苏维埃俄国的联合和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马林还提议中共中央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会议地点就定在杭州西湖。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翻译张太雷出席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 会上，马林转达了共产国际的相关意见，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并阐述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是民族民主革命，而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民主和民族的革命政党，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使国民党革命化，并且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由于国民党有较长的历史和较大的影响，孙中山不会赞同与共产党在党外的对等合作。 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围绕共产党员是否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并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是反对“党内合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员加入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二是基本同意“党内合作”，认为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散，共产党员加入不会受到约束，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民主联合战线易于行得通的办法；三是“有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认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只是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条件，即孙中山要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及向个人宣誓等入党手续。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西湖会议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分别拜会孙中山，并向他介绍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李大钊还和孙中山畅谈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俞秀松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后的中共三大上，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更深入的贯彻执行。 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先河。会议灵活地将当时难以实现的国共两党党外合作设想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党内合作策略，部分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不愿意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观点，为党的三大确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也为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重要条件。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之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这其中，还包括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先生。
李葆华与夫人（资料图） 2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杭州日报》记者曾前往北京采访过这位老人。“西湖会议是一次秘密会议，父亲走的时候没有和家里人讲。”1922年，李葆华先生13岁，因为李大钊工作的隐秘性，对于父亲的事情，李葆华了解的不是很多。不过，老人手头一直保存着一封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信。从信的内容看，李大钊是从上海抵达杭州参加西湖会议的。其他代表是什么时候进杭州的、坐的什么交通工具？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是一个待解的谜团。
“现在探讨西湖会议，主要问题有7个：会议时间、与会人员及其身份、确切的会址、会议主要内容、会议的历史意义、会议为什么选在杭州召开、为什么称‘西湖会议’。”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的朱健一直在追寻西湖会议的踪迹。“西湖会议本身未留下任何文字材料，此前，关于西湖会议的大致情况也主要是从与会者多年后的回忆中得到——但回忆是不能为历史定案的。”令朱健欣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当年的共产国际文件逐步开放，特别是《马林工作纪录》《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等文献的公布，让这段历史拂去岁月的封尘，露出它更加清晰的红色肌理。 “通过对现有史料的充分分析和研判，西湖会议的召开时间、参与人员、主要内容、历史意义等问题均已得到佐证。”朱健介绍，目前大家存疑最大的，主要是西湖会议确切的会址、在杭州召开的原因、李大钊以什么身份参会等问题。“中共一大原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因安全问题，改在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顺利闭幕，所以从安全考虑，这次中央执委会议很可能被建议接受中共一大经验，来到杭州并在西湖游船上召开。不过也有人提出，当时西湖上只有手划船，没有画舫，会议地址也有可能是在西湖边的一所学校，或是西湖边的某个饭店、名人别墅。”朱健说，明年就是西湖会议召开100周年，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将与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会同相关部门在既有史料基础上，对这一历史事件做更深入研究。比如更加广泛地搜集关于西湖会议的回忆、文件及各种相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至少编辑出版一本有关西湖会议的资料书，以便后人更加系统地了解、学习这段历史；可考虑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一起探讨那些尚未解开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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