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姆姆（Apolline Bowlby），原名Dorothy Clerk（多萝西·克勒克），Bowbly是婚后夫姓。她于1877年2月20日出生于英国曼切斯特地区的Altringham镇，是父母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父亲是一名英军军官，要不断调防驻地，小多萝西也因此不断变换着成长地。
她两岁时，母亲不愿随丈夫前往加勒比的巴巴多斯，就带孩子们到法国的诺曼底住了两年，以便他们能得到良好教育。之后，全家又回到英国爱丁堡和朴茨茅斯，小多萝西的爱心在那时就显现了。在爱丁堡，每次出门她都要带上一些硬币，这样她好施舍给街角的失明老妇人，以及城堡附近卖艺的手风琴师。她7岁时，父亲又被调往埃及任职，这次母亲也随军去了，小多萝西由在法国的一位姐姐来照看，这一次在法国的经历对她一生的信仰起到了潜移默化、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她后来加入的是天主教会。
多萝西的成长得到了父母和众多哥哥姐姐的呵护，还算一帆风顺。成年后她嫁给了弗雷德·彭拜先生，婚后那些年小两口是幸福的，彭拜家庭出身相当优越，曾任英国驻瑞士领事，还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又对多萝西体贴入微。但正如中国谚语说“福兮，祸之所倚”，1910年，彭拜先生患上了不治之症，多萝西无微不至地照顾了他近一年，无奈彭拜先生还是撒手而去，而且他们还没来得及繁衍子女。
这样的人生悲剧使彭姆姆（其实当时应该叫彭夫人）转向教会寻求慰藉，经过教会近两年的考察，1913年多萝西卖掉房产、处理完丈夫生前的生意业务，正式进入爱丁堡的一所神学院。近一年学习结束后，她被派往伦敦的一所教堂，在那里得到了教名“阿波琳”，所以她后来的全名是阿波琳·彭拜。
基于她的奉献精神，教会将她派往普利茅斯的石屋镇，独挡一面，那里有不少被遗忘的天主教徒。彭姆姆又将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建立起了英国第一个圣·露易丝·玛丽爱科慈善会，并依托慈善会组织了“母亲团契”“孩童俱乐部”等。从1918年起，她在此服务了五年。1923年回到伦教原来的教堂，直到1926年，她的命运发生巨大转折，那就是“上帝指引她为中国使命服务”。
她与中国的缘分来自一位从中国宁波回来的吉尔伯特修女。1923年在伯明翰举办了盛大的“宣教成就展”，在那里彭姆姆结识了吉修女，她们都属于伦敦卡莱尔教堂，是为“同堂姊妹”。彭姆姆积极为吉修女在宁波的孤儿院义卖毛巾募款。
吉修女已近八十高龄，她一眼相中彭姆姆，要带她回中国，但伦敦这边教会迟迟不愿放行能力出众的彭姆姆，经过差不多三年的努力，再加上彭姆姆的个人意愿，她方才得以成行。
1926年10月18日，经历漫长的海上旅行后，彭姆姆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上海。稍事修整后，又登上了驶往舟山的轮船，再从舟山转到宁波。在那里她见到了吉修女，成了她的助理，孤儿院的事务在她的打理下变得井井有条。
1928年春，彭姆姆被任命为由著名天主教实业家陆伯鸿创办的位于上海的圣若瑟救济院院长助理。6月，她陪同两位教会高层前往杭州考察，准备在那里建立一所新医院。杭州，这座“地上天堂”给她的第一印象是“佛教之都”，她印象最深的是五百罗汉(应该是灵隐寺的五百罗汉堂)。而她不久就被任命为这所新医院的院长，也许就是佛教说的因缘吧。据郭慕天编著的《浙江天主教》，彭姆姆之前，筹建时期的医院有两任院长，分别为中国籍修女孙儒理和法国籍杜姆姆（Dupois）。
杭州的新医院 Sacred Heart Hospital（直译为圣心医院），中文叫仁爱医院，它的老建筑今天仍然比较完好地保存在杭州城东贴沙河边的红会医院内，几幢红色清水砖建筑中最突出的是医院教堂，其风格属哥特简化式，有尖拱券门窗、簇柱状壁柱和哥特式柱础等。据彭姆姆传记所引彭姆姆的信件，教堂是1929年3月1日正式落成的。
红会医院内的这些老建筑默默见证了彭姆姆等先辈如何筚路蓝缕建起了女子病室（1929年）、儿童病室（1929年）、Ⅹ光房（1932年）、集中供暖设施（1934年）、海星幼稚园和小学的校舍等，又如何收治杭州沦陷时的大批难民，大爱无疆、大音稀声……
院里的员工和附属学校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大姆姆”。有一次市政当局送来一个“小丑怪”——一个饿得只剩皮包骨的小男孩，他蜷缩起来像可怜的流浪猫狗，但经过彭姆姆及医院其他修女几个月的精心照顾，奇迹发生了！
“小丑怪”脱胎换骨，变成可爱的小精灵，跑跑跳跳，扑闪着有着天鹅绒般睫毛的大眼睛，后来被一家好心人收养，再来医院的时候，他穿着整齐，扑到彭姆姆怀里就喊“大姆姆”。
1938年本是彭姆姆为教会服务二十五周年，她可以回欧洲休假，但众所周知，日寇于1937年在卢沟桥、在淞沪、在杭州湾燃起战火，一切的一切都改变了，对彭姆姆来说，一切都要以人道救护、救援为首要。
这可以从她这段时期的信件中反映出来，内容从过去谈仁爱医院的建设变成如何拯危救难……
1937年10月10日：
“我们接收了110位伤兵，看到这些正当黄金岁月的年轻人伤肢断臂，实在哀痛莫及，但他们依然无所畏惧，热切渴望重返战场。政府为他们出钱医治，我们还收到大量市民捐赠的物资，有床铺、床垫、被褥等，大家不分宗教信仰都团结起来志愿服务，有医院的员工自发说，战争不停止他们就不领薪水……杭州城内的百姓有三分之一(超过二十万)已经撒离，我们的学校的孩子也从400人减少到了50人……”
1937年12月27日：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仿佛生活在一座被废弃的城市，等待灾难的降临。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济会，有新教医生(应该指苏达立)，有我们主教(指梅占魁)，还有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20位左右中国人士，大家决定要建立9座难民中心应对危局，我根据我们医院的情况，答应再接收100到150名伤员。”
“圣诞前夜早上6:30，日军先头部队出现在武林门(原文是Ou-te-mong)，难民开始涌进我们医院，我们将医院所属学校改成难民营，在房舍的地上铺上稻草，难民很多都自带了铺盖，我们免费提供两餐，有两碗米饭和下饭的奶酪汤和茶水。如果要住较好的房间就要付费。”
“昨天26号，苏达立医生陪同日军宪兵队长藤丸大尉来访，藤丸给了我他的名片，说不要让日本兵进来，但又说现在城里日军人数太多、部队太杂，宪兵恐怕也管不过来。问题是我们院里挤满了1300多名难民，而且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女孩！”
除了彭姆姆自述，也有其他同时期的在华外国人，比如天主教湖州堂的康威神父记述了她的表现：
1937年平安夜，杭州落入日军之手，成千上万难民到中立国旗帜下寻求庇护。彭姆姆应对自若，将医院的房舍尽可能容留难民，一共接收了5000人。后来日本占领当局派人到访，也对她将难民营管理得井井有条表示佩服，其实这时彭姆姆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尽人意了，但她还是像战士一样战斗！
杭州的一位法籍修女玛德琳·萧韦在1939年5月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担心的是姆姆的身体状况，本来去年可回欧洲休养滋补，但上帝要她作出自我牺牲。还一直不断有新的任务突现，今年1月，她开办了恤童院，收容了400名穷困饥饿且无助的儿童。
情况到了1940年至1941年间变得越发困难，1911年的圣母升天节（8月15日），彭姆姆写道：
“我感觉自己像老掉牙的闹钟，已经需要人背着上下楼梯。我们先有600名孩子和120位住院病人，物资极其缺乏，每天早上我都祈祷‘给我今天的食粮’。我在学校见缝插针想多塞一张床和洗漱架。很想为学校再建一幢大楼，但建筑材料是个问题（这些都属于日军的管制物资——作者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1942年夏，日军命令将杭州的西方人都迁往上海集中营。透过彭姆姆给姊妹信件的笔端，她与仁爱医院众人离别的感人至深的一幕浮现在眼前：
“有100多位医院修女、学校老师和孩子顶着烈日跑路到火车站为我送行，他们是一路尾追着日军派来载运我的军车，他们以为我将被交换遣送回国，既为我高兴，又依依不舍……”
这封信并不是通过邮寄发出的，而是由先期遣返回国的康威神父捎带的，也许彭姆姆预感到这可能是她最后一封写给家里的信了，所以特别长：
“康威神父会告诉你们我们在这里的恐怖残酷，今天学校校长刚来看望我，他说杭州街上每天有300具死尸被运走，日本当局乐见中国的穷人这样死去，他们认为中国人太多了。这真是一场大屠杀！但我们无能为力，多么希望能听到家乡胜利的消息！”
“我和彭姆姆是这里教区唯二的英国人，我们一瞬间从中立国变成敌国人士，成了难友。我为她感到骄傲，她开办了一所高年级学校，为我们教会添了彩。她患上了严重关节炎，还有肠胃炎，吃得很少，看上去极其瘦削，但她精神状态良好。”
“我和彭姆姆曾经想通过教廷大使的斡旋得到日军的遣送豁免，然而即使我们梅占魁主教再通过法国大使向日本当局抗议也无济于事。我被押到杭州火车站时，看到了惊奇的一幕：有上百人群围着彭姆姆的车，还有十几个号手一路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而且我们的火车中途在嘉兴停留时，又上演了类似的一幕——他们是提前几天到嘉兴等候的，为的是向她致以最后的敬意！”
彭姆姆的家人是通过中立国葡萄牙及其在上海的领事馆得到她的讣告：
“彭姆姆刚刚安息主怀，她是上帝在杭州的仆人。七月底她被占领当局赶出杭州，她逝去时很安详。敬爱的彭姆姆在杭州有以下伟大功业：两间男女病院，一所幼稚园，一家小学及初中。愿她在天堂带给世间和平！阿门！
1942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