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70年代初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口号的感召下，余杭县委对下沙这块沙滩，作了研究，认为只要有条件，就该围，并要我和农业局同志进行实地察看。
1971年2月（农历正月初四）我与农业局主要负责同志和九堡、下沙有关同志进行实地察看和商讨，大家认为这是一块很好的沙滩，有两三千亩可以围。有的同志曾提出这块沙滩还低一点（有5米多点），围起来也不能在增高，弄勿好这块沙滩还保不牢。“搬沙鬼”还会把沙滩搬走的，而且原有的三号大堤（当时临江大堤）和堤坝里面的土地也会受到威胁，最后，大家认为围这块沙滩，不仅能增加近3000亩土地，而且对保牢三号大堤和促淤增高都有好处，可为今后围垦打好基础。然后，大家谈了围起来能不能种植的问题。大家说： “从下沙、九堡的部分生产队在围垦地上的种植状况看，不仅可以种，而且不少围垦地还夺得了高产。”
根据这一调查情况，我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认为，条件差一点，但还是可以围的，为此决定要围这块沙滩。决定组织人多地少，吃商品粮较多又比较近，对沙滩情况较为熟悉的下沙、九堡、乔司、翁梅四个公社农民参加。成立余杭县围垦海涂联合指挥部并调张承模同志来搞围垦工作，要我分管此项工作。
要围这块沙滩困难还是比较大的。新围大堤不仅要有大量的土方，而且要有一定数量石块、宕渣，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必要的资金。劳动力投入靠发动群众是可以解决的，而资金是一个实际难题，因为当时县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不足五十万元，不可能拿出许多钱用于围垦。于是我们就向省水利厅围垦处求援，省水电工程局当时有一笔钱正打算找地建筑职工家属宿舍。为了争取资金，就请他们来看沙滩，请他们来建房作投资。他们看了以后觉得这里离杭州不远，交通还方便，这样就商定了我方解决土方拿土地的三分之二，省水电工程局出资金（买石块需要的资金）拿土地的三分之一，那时四个公社大家商定按投入的劳动力（按实际完成的土方）来分配土地。
1971年2月下旬浩浩荡荡的围垦大军上海塘了，远离海塘的翁梅、乔司、九堡等公社的大部分群众，都自带稻草、竹竿在沙滩上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又矮又小的草棚。有的生产队还搭了供集体用的草舍，作为临时休息处，放一些生产工具。他们都自带粮食、蔬菜住在站立不直的小草舍里，吃的是冷饭、干菜、萝卜干，喝的是咸水，炎日无处遮阴，下雨无处藏身，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但是大家热情非常高，劳动积极性也非常高，有的日行几十里，劳动超工时（8小时），住在江塘上的大部分群众更是如此了，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万人扎营在沙滩，沙滩变成了新城。我们的干部除了要掌握情况，还要带头劳动，积极认真抢着干，群众跟着来，真是千军万马战大堤。五天以后，第一个喜讯是下沙公社已完成土方任务，要求指挥部验收。喜讯一传开，干劲大鼓，其他公社也争先恐后挑土方，七天即完成了任务。由于上下一致，终于按计划完成了第一期（围了3600亩）土方任务，挑好了四号大堤。
土方完成以后，接着是抛石方和宕渣，要解决石方，宕渣困难比土方更大。一是石方来源，当时只有远离围垦现场十几里外的临平山有石头，水路只有一条港，又小又浅，又要过闸，又不能到堤边。陆上交通没有汽车和大型拖拉机。为此，向省水利厅求援，三分之一的石块由他们自己负责运输，我们负责三分之二。他们同意以后，我们就发动群众，用脚踏车，钢丝车来运输，结果省水利厅派出七辆汽车，我们发动了“千军万马”的群众，起五更出门到临平山装石头，落半夜才回到家里，有不少人一天走两趟，两人完成一吨，由于我们人多，任务落实，三天就完成了运输石方、宕渣的任务。
群众发动了，积极性就比较高，于是在第一年围垦3600亩的基础上，第二年又搞了围垦7000亩的计划，在当时看来，不仅群众发动得好，土方完成得好，而且有一定数量的宕渣、石块为第二期围垦准备了条件，政策比较落实，围垦的土地大部分都分到队，以队为单位耕作，而种的作物有相当一部分是好的，故而，群众情绪都比较稳定。有相当一部分生产队建造了比较坚固的草棚。平时劳动，有了烧饭、休息和收获时可暂放食物的地方。正待获得丰收，多作贡献，谁知1974年秋天的十三号台风和异常的潮水突然向围垦大堤猛扑过来。刚围不久，没有经过特大潮水考验的大堤在8月19日那天晚上一点左右，（我就在下沙头格村与九堡交界处的老塘那地方）一下就冲开了三十多公尺的一个大缺口。新围大堤顷刻之间从外到内，再从内到外，将四、五、六号大堤全冲毁，共出现20多个大缺口，把围垦不久的土地，一夜间给吞没了。倒塌的瓦房、草舍几千间，各乡镇的指挥所、生产队的居住点、部分畜牧场都被冲毁，农业生产资料被冲走，当时被冲走群众有20多人，后来陆续回来，实际死亡四人。
为了继续再干，需要重振旗鼓，指挥部除了布置各指挥所组织一定的力量修复外，县委还专门组织了干部赴萧山围垦区参观学习。看到他们有上千条船，长期在水上运输石方、宕渣，不仅被冲缺口大堤能及时修复，还有新围的计划。大家深受教育，都认为只要我们统一认识，从余杭的实际出发，有些条件是可以创造的。
经过实事求是地反思，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对围垦造田只看到了它的迫切性，而对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只注意了一般规律，而缺乏对特殊规律的认识，这是使围垦工作受挫的主观上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搞围垦工作既要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又要有科学头脑，既要搞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又要有长期运石专业队伍，必须注意前者又要防止后者，这样才能稳扎稳打真正解决问题。认识统一了，就决定调临平区委书记陈圃兴同志来负责指挥部全面工作，并发动临平区的其他六个公社（五杭、亭趾、博陆、小林、星桥、双林）都来参加围垦，同时要求临平区各公社的第一把手（书记）除了要把围垦提到议事日程外，还应委派一名副书记到围垦区工作。县级机关有关部门也要支援围垦。为了使围垦物资有保证还调县物资局副局长徐吉昌兼任围垦指挥部的副指挥。
为了使新参加围垦的六个公社的群众也能分到土地尝到甜头，从地势比较高又比较安全的五号堤至八号堤搞了一次小围垦，全堤长3462米，围地2000亩，将地及时分到新参加围垦的公社。
围垦的重要条件是石块、宕渣，我们的教训就是石块、宕渣不足。要解决足够数量的石块，必须改变只靠旱路运石局面。除陆路车运外，要开辟水路和多方解决运石的渠道问题。特别是水路，也能开通临平到围垦区的水上运输线，把临平山石块运到围垦第一线，不仅增加石头，而且运价可以大大降低，速度加快。于是，首先抓了围垦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中的主要工程——水上运输的基础工程工作。集中力量完成了外乔司船闸，又抓了对下沙新华侨的改造拓宽，以及五七桥、新建桥、三号大堤节制闸等新工程。1975年冬发动新参加的六个公社疏通了保障桥至外乔司的河港。原四个早参加围垦的公社新开通了外乔司至新沙闸的河道。将临平山石块，除了陆路运输外，还通过水路运到围垦大堤。指挥部本身成立了近千吨位的水上运输队，各公社相应办置了运输队。另外又与外江船队联系，从萧山、富阳买部分石块到抢险时急用。为了满足石料来源，还扩大了石矿，重开了武林机器厂原劳改犯开过的石矿，又在星桥洞口开了石矿，有条件的公社都相继办了石矿，还与石矿签订了供应石块的购销合同。使石块、宕渣的供应有了保证。
由于做好了运石块、宕渣的基础工作，使运石块、宕渣的船只畅通无阻，每年可以运10万吨石块和宕渣。为整个余杭围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变了冬来春去的“过冬沙”的局面。为1975年冬围垦两万亩打下了基础。1978年是临平十个公社参加围垦面积围得最多的一年。围垦保堤工程因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因此整个围垦大堤无发生大的风波。在堤外抛石护堤的同时，各公社抓紧进行了农田基本设施配套建设，基本上做到围一次配套一块得益一块。
近八年围垦，先后调任主要职务的有朱培根、张承模、施松林、陈圃兴、徐国贤同志等还有十个公社有关领导同志，他们都为围垦出力、流汗、吃苦、建业，为围垦这块沙滩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张承模和陈圃兴同志，他们作出的贡献更大。由于围垦指挥部同志、临平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有关部门同志的努力，八年来为了四万二千亩土地，如今已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你站在下沙3号大堤，再看不到昔日白浪滔滔一望无垠的钱塘江了，而是看到四万多亩种啥好啥，养啥好啥的种植业、养殖业基地。目前，任何一天下午只要你到3号大堤几个主要通道点站一下，都能看到源源不断的拖拉机、汽车、人力车、自行车载着棉花、络麻、毛豆、韭菜和水产品等农副产品，往四面八方运去，下沙围垦区已成为临平地区“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区”。
现在的“120”、“850”头子已成了不少杭州人，临平人观潮的胜地。每年到农历八月十八日那天，成群结队的自行车、摩托车、大小汽车纷纷前来，少则几千，多则上万。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人们对这块土地的逐步了解和交通的日渐方便，观潮的人将会越来越多。
1997.10原县委领导与围垦指挥部分同志 合影于市委办公大楼前
由于我县围垦使钱江的江面缩小到2公里，江道受洪水冲击逐步加深，为杭州出海船队通航，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给今后杭州下游两岸的经济开发带来了方便，目前该地段已列入了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繁荣的工业新城已在昔日的荒滩上显露出它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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