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来阮元的故乡扬州做关于阮元的讲座，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是十分高兴，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阮元故乡的听众分享；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底气不足，虽然做了多年的阮元研究，但总觉得研究还不够深入。在扬州当地，不少我的前辈、同辈学者取得了丰硕成果，有些担心自己班门弄斧。

清代学者众多，不过提到“三朝元老，一代宗师”，我想到的只有阮元。

二十多年前，我正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论阮元与小学》，当时对阮元的研究很不够。2000年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关于阮元的研究成果呈快速增长的状态，令人欣喜！

今天我从以下两个方面谈谈阮元这位扬州先贤的功绩与影响。

一、为官浙江，留芳西湖

阮元虽然是江苏扬州人，但他曾先后在浙江为官十余年，与浙江（尤其是杭州）关系十分密切。阮元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八月在山东学政任上奉旨调任浙江学政，十一月到任，清嘉庆三年（1798）九月任满回京；嘉庆四年（1799）十月奉旨署理浙江巡抚，嘉庆五年（1800）正月实授，嘉庆十年（1805）闰六月丁父忧而去职；嘉庆十二年十二月服满后再次出任浙江巡抚，嘉庆十四年（1809）九月因受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而被革职。以下就阮元对杭州文教的重要贡献略述管见。

阮元对于杭州文教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创设了诂经精舍。清嘉庆二年（1797），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于杭州孤山南麓构筑了五十间房舍，组织两浙经古之士纂修了《经籍籑诂》这一规模宏大的古汉语训诂资料汇编，此乃杭州对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贡献。及嘉庆五年（1800），他奉调抚浙，遂将昔年纂籍之屋辟为书院，选拔两浙诸生好古嗜学者读书其中，颜其额曰“诂经精舍”。同时又在西偏修建了第一楼，作为生徒游息之所。

阮元于嘉庆十四年（1809）八月离浙，诂经精舍辍讲殆二十年。直至嘉末道初，富呢扬阿抚浙，方组织人力修缮遗址，精舍讲肄才渐次重开。到了咸丰年间，精舍又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及至同治五年（1866），始由布政史蒋益澧拨资重建，由原精舍肄业生丁丙和林一枝董其事。其后精舍又屡有变故，终于在光绪三十年（1904）停办。精舍地处风景秀丽的西湖孤山，位于三忠祠之东，照胆台之西，实乃读书治学的“琅嬛福地”。精舍停办后，原址曾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院舍所在，如今其址已归于浙江省博物馆。诂经精舍可以说是当时浙江省的最高学府，乃该省的学术研究中心，对于清代中后期浙江学术文化之发展影响甚大，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诂经精舍的教学内容注重汉学。首先，诂经精舍这一名称就反映了经学在该书院中的崇高地位。关于诂经精舍的题名，阮元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曾作过这样的解释：“‘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1]由于诂经精舍专重经学训诂，所以奉汉代经学大师许慎和郑玄的木主于舍中而祀之，以为鼓励莘莘学子勤奋治学的榜样。同样，精舍中所署楹帖“公羊传经，司马箸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亦旗帜鲜明地道出了办学宗旨。应该指出的是，作为扬州学派中坚人物的阮元虽然崇尚汉学，但不固守汉儒之训诂。他和一般汉学家不同的是，力持学术之平，既重训诂考据，亦重义理探求，走汉宋兼采的道路。

二、诂经精舍注重学术研究。诂经精舍不仅是一所教育机构，而且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精舍创建初期，除了阮元和主讲王昶、孙星衍之外，尚有讲学之士等教学人员。据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记载，当时汪家禧、陈鸿寿、陈文述、朱为弼、周中孚、严元照、洪颐煊、洪震煊等著名学者，都曾在精舍讲学，共计92人。同时还有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64人。一时两浙人才荟萃于此，这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不但保证了诂经精舍的教学质量，而且成为当时杭州地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应该说明的是，上述学者并非都是执教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专职从事学术研究。

三、诂经精舍培养了一大批经学人才。诂经精舍从开办到结束跨越百余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为杭州和全国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受业生徒可查考者达一千多人，另有两百余位教师先后在精舍讲学，其中包括许多位经学家或在经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的学者，如姚文田、陈鳣、徐养原、金鹗、崔适、黄以周、朱一新、姚文栋、吴承志、袁昶、章太炎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众所周知，俞樾、黄以周、孙诒让并称为晚清江浙三大汉学家，俞乃精舍主讲，而黄则是精舍高才生。

近现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与诂经精舍渊源深厚。他的父亲章浚乃县学廪生，曾在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地位仅次于山长。光绪十六年（1890），父亲章浚去世，章太炎来到诂经精舍求学。在精舍肄业的七年中，章氏跟随俞樾、黄以周、谭献、高学治等著名学者学习。章氏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加上有一流名师悉心指导，学业大有长进。毋庸说章氏后来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说他在精舍肄业期间的习作，亦足以称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刻的《诂经精舍课艺文七集》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的《诂经精舍课艺文八集》，共计收录章太炎课艺文38篇，是所有生徒中最多的。其中包括考证“三礼”的18篇，考证“三传”的10篇，考证《尚书》《尔雅》的各2篇，考证《周易》《论语》《孟子》的各1篇。在精舍求学期间，章太炎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当属《春秋左传读》。另外，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膏兰室札记》等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四、诂经精舍开创了一代学风，促进了经学研究的发展。书院在古代和近代中国曾是传播学术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我国教育、文化和学术史上都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的诂经精舍，对清代中后期杭州以至全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也包括对当时杭州及周边地区经学研究的重要影响。诂经精舍的作用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本身的创建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那推崇汉学、求实求真、经世致用的倡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鼓动了一代学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经学家，而对清代中后期杭州及周边地区经学发展之影响则尤为明显。

清代中后期杭州及周边地区英才辈出，文教学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能发扬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间诂经精舍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诂经精舍的创办，对当时杭州乃至全国的八股教育的瓦解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清末新式学校的教育提供了某些借鉴。

阮元对于杭州文教的另一重要贡献是设立了灵隐书藏。清嘉庆十四年（1809），阮元第二次任浙江巡抚时，鉴于“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的状况，为推广教思无穷之意，决定在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的江南名刹杭州灵隐寺建立书藏。由于寺庙一般比较幽静、远僻和宽敞，是颇为理想的藏书之所，因此历代都有文人藏书梵宇僧舍的事例，如唐代自居易曾分藏其集于庐山东林诸寺，南宋洪咨夔曾在浙江西天目宝福院闻复阁藏书1万3千卷，而北宋孙洙则曾从佛龛中喜获《古文苑》。作为东南第一名刹的杭州灵隐禅寺，远离市区尘嚣，周围山峦迭翠，古木参天，环境幽雅清静，并且殿宇众多，清规森严，不失为一处难得的庋藏典籍之宝地。关于“书藏”之名称及意旨，阮元有云：“《周官》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藏书曰藏，古矣。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收藏’之与‘藏室’，无二音也。汉以后曰‘观’，曰‘阁’，曰‘库’，而不名‘藏’，隋、唐释典大备，乃有《开元释藏》之目，释道之名‘藏’，盖亦摭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儒何独无？欲聚书鼎立。其意甚善，而数典未详。”[2]

灵隐书藏的创议人系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主其事者为阮元。清嘉庆十四年（1809），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时帆先生诸集将成，覃溪先生寄书与杭州紫阳书院院长石琢堂状元曰：“《复初斋集》刻书，为我置一部于灵隐。”是年仲春十九日，阮元与顾星桥、陈桂堂、石琢堂、郭频伽、何梦华、刘春桥、顾简塘、赵晋斋等名士同游灵隐，谈及翁方纲藏《复初斋集》于灵隐之事，以为“今复初斋一集尚未成箱箧，盍使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灵隐者，皆裒之，其为藏也大矣”[3]！阮元当即表示赞同，乃于灵隐寺大悲佛阁后造置木橱，按唐人宋之问《灵隐寺》诗（“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求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编号，遴选灵隐寺玉峰、偶然二僧登录所藏书籍，掌管木橱钥匙。另外还刻了一方铜章，用以在藏书上铃印。并大书“灵隐书藏”四字匾额，悬于阁楣。为了加强藏书管理、方便诸生阅读，阮元郑重地制订了较为具体的《书藏条例》，考虑周详，言简意赅，行之有一效，足为范式，故曾先后为江苏镇江焦山书藏和安徽芜湖中江书院所采用。

关于灵隐书藏设立之缘由，阮元赋有一诗：“尚书未百篇，春秋疑断烂。列史志艺文，分卷本亿万。传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书楼，难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与俗隔厓岸。岧峣灵隐峰，琳宫敞楼观。共为藏书来，藏室特修建。学人苦著书，难杀竹青汗。若非见著录，何必弄柔翰？舟车易遗亡，水火为患难。子孙重田园，弃此等涂炭。朋友诺黄金，文字任失窜。或以经覆瓿，或以诗投溷。当年无副本，佚后每长叹。岂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乱。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贯。逸民老田间，不见亦无闷。虽不待藏传，得藏亦所愿。我今立藏法，似定禅家案。诸友以书来，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厨，卷轴积无算。或有访书人，伏阁细披看。古人好事心，试共后人论。既泛西湖舟，旋饱蔬笋饭。出寺夕阳残，鹫岭风泉涣。”[4]

灵隐书藏虽仍偏重于保存，但已略具近代图书馆的性质，为学人阅读提供了方便，对于推动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令人惋惜的是，灵隐书藏毁于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其后虽有张大昌、丁丙等热心之士提议重建，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实为一大憾事！

灵隐书藏曾经为瑞霭缭绕、梵呗抑扬的灵隐禅寺增添了缕缕书香，在灵隐乃至整个杭州的文化史上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一页。如今的灵隐寺已经成为海内外著名的文物古迹和游览胜地，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禅味古韵，几乎每天游客如潮。近年来，杭州市大力开发人文旅游资源，修复和重建众多古建筑，成绩卓著，有目共睹。灵隐寺也重新建造了藏经楼（即第四殿上层，类似于清代的灵隐经藏）。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在原址基本上依照原样重建灵隐书藏（就像清代光绪年间重建文澜阁），重点收藏海内外新版佛教类书刊以及现当代名人佛教类手稿等，与现有的藏经楼形成互补之格局，争取使灵隐寺逐步成为杭州乃至全国佛教类文献的收藏中心之一，同时也可以为灵隐景区增添一处富有意义和特色的人文景观。这一设想应该是可行的，并且难度不算太大，工期不会太长，花费也不会太多，但对于杭州文物古迹的保护，旅游事业的发展乃至生活质量之城的建设，均有一定价值。

令人欣喜的是，位于灵隐寺药师殿西侧的新建的云林图书馆，设施一流，目前藏书达3万多册，包括图书、报刊、声像资料三大部分，其中图书以佛教类为主（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尤其丰富），人文社科类为辅，已于2014年4月面向杭州市属八大寺院的僧众、杭州佛学院师僧、杭州灵隐寺的职工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灵隐书藏”之功用。

阮元还创办了海宁安澜书院，又在玉环厅建立学宫，在杭州建立白文公祠和苏公祠，修缮浙江的贡院和杭州崇文书院院内的四贤祠等，重修岳庙，并疏浚西湖，修筑海塘，在振兴浙江文教事业以及保护杭州名胜古迹方面功不可没。《定香亭笔谈》乃阮元督学浙江时所撰，其中许多内容都与杭城直接相关，字里行间深深地融入了阮氏对杭州人文及山水的挚爱情结。

同时，阮元还主持编纂了《两浙輶轩录》《两浙金石志》《两浙盐法志》《海塘志》《两浙防护录》《浙士解经录》等，为弘扬两浙学术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两浙輶轩录》书名中的“輶轩”二字，是指汉代輶轩使者驾车赴各地采风，阮元加以效仿。该书共计四十卷（其中卷三十九为“方外”，卷四十为“闺秀”），收录清代顺治至乾嘉之际3133位浙江人士的诗作924l首，所有作者均附小传，并注明字号爵里。该书所收诗家众多，并且注重收录知名度不高的作者之诗歌，是研究清诗以及清代浙江文学的重要资料书。

《两浙金石志》汇录浙江地区自会稽秦石刻至元末的金石资料680种，以时代先后为序，先全录金石文字，后附案语，详载各金石所在地点、行数、字径及书法等。该书搜罗广博、考订精审，编成后影响深远，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江浙地区金石学研究的昌盛。此后，这一地区不断涌现出金石学专家，并逐渐形成了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江南学派”（又称“南派”）。后来金石志成为纂修各级方志时不可或缺之内容，显然是受了阮元所编的《两浙金石志》和《山左金石志》的启迪与影响。

阮元和当时兼管两浙盐政的延丰于清嘉庆六年（1801）主持重修的《两浙盐法志》，资料翔实，内容丰赡，堪称清代最为完备的浙江地区盐法志书。阮元和陈寿祺于嘉庆年间编纂的《海塘志》，则是专门关于浙江海塘之作。

阮元出任浙江学政后，积极寻访和修护帝王贤哲之陵墓，并主持编纂了《两浙防护录》。《浙士解经录》（附《浙江考卷》）也是阮元在担任浙江学政时编订的，该书从当时浙江考生的试卷中选录可补经义之内容。此外，阮元还撰有《浙江图考》，这是关于古代浙江地理研究的重要论著。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论著中提及阮元主持编纂了《浙江通志》。笔者经过仔细考察与分析，发现此乃讹传，阮元并未主持编纂《浙江通志》，并且也无清代嘉庆年间编纂的《浙江通志》，而仅有《[雍正]浙江通志》的清嘉庆十七年（1812）修补（此处指修补板片）刻本（也并非阮元主持）。这一讹传，当始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的误记，此后的不少论著便据此以讹传讹，从而导致这一讹传流布甚广。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加以详细论述，此处不再展开。

由于阮元对于杭州文教的重要贡献以及在杭期间卓著之政绩，阮公一直受到杭州父老乡亲的尊敬与缅怀，他于清咸丰二年（1852）入祀浙江名宦祠。著名的杭州西湖湖中三岛之一的阮公墩，便是阮元主持治理西湖时，用湖中挖出的2万4千余吨葑泥堆积而成，人们为了铭记阮元的功绩而将该岛称作阮公墩，目前岛上建有忆芸亭（阮元号芸台）、云水居、环碧小筑、阮元陈列室等。位于杭州吴山城隍阁南面元宝心60号的阮公祠，则是清代光绪初年为了纪念阮元而在原重阳庵的基础上改建的，现已修葺一新。此外，阮元与白居易、沈括、苏东坡、陆游、于谦等杭州历代名贤的画像一起，被用青石线刻的方式，镶嵌在早已成为杭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城隍阁一楼的内墙上，充分彰显出阮元对于杭州的重要性以及杭州对于阮元的高度认可。

2016年11月、2017年8月，阮元故乡的扬州电视台为拍摄关于阮元的专题片，在阮元第六代孙阮锡安先生的陪同下，先后两次专程来杭州，到我在紫金文苑的寓所“芸雅居”（阮元号芸台，以此表示对阮元的崇敬和纪念），对我作了专题采访。我还与摄制组一同前往孤山附近拍摄与阮元相关的遗迹，并面对摄像机谈了我对诂经精舍的若干研究心得。

2015年10月，杭州文史研究会曾就《杭州文史小丛书》第二辑向笔者约稿。我申报的书名是《精舍书藏共湖山——阮元与杭州》，具体分为以下九章：三朝元老，一代宗师；孤山南麓，筑屋修典；诂经精舍，书声琅琅；文脉不辍，影响深远；灵隐书藏，嘉惠学人；阮墩环碧，西湖佳境；为官三任，造福百姓；歌咏湖山，情意拳拳；杭城父老，缅怀阮公。由于诸事繁多，拙著至今尚未完成，颇感遗憾！该书深深地融入了我对阮元的缅怀以及对阮元研究的挚爱情结，但愿能够早日交稿并刊行。

由于阮元对于两浙学术文化的重要贡献以及在浙期间卓著之政绩，阮公一直受到浙江父老乡亲的尊敬与缅怀，他于清咸丰二年（1852）入祀浙江名宦祠。著名的杭州西湖湖中三岛之一的阮公墩，便是阮元主持治理西湖时，用湖中挖出的2万4千余吨葑泥堆积而成，人们为了铭记阮元的功绩而将该岛称作阮公墩，目前岛上建有忆芸亭（阮元号芸台）、云水居、环碧小筑等。位于杭州吴山城隍阁南面元宝心60号的阮公祠，则是清代光绪初年为了纪念阮元而在原重阳庵的基础上改建的，现已修葺一新。此外，阮元与白居易、沈括、苏东坡、陆游、于谦等杭州历代名贤的画像一起，被用青石线刻的方式，镶嵌在早已成为杭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城隍阁一楼的内墙上，充分彰显出阮元对于杭州的重要性以及杭州对于阮元的高度认可。

[1]（清）阮元：《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7页。

[2]（清）阮元：《揅经室集·杭州灵隐书藏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6页。

[3]（清）阮元：《揅经室集·杭州灵隐书藏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7页。

[4]（清）阮元：《揅经室集·灵隐置书藏纪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89－890页。

二、中朝交流，泽溉海东

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有关事迹，近年来已经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研究阮元有年，对东亚文化交流史亦颇有兴趣，以下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考述。

阮元与朝鲜学者的交往始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此一年，朝鲜著名诗人赵秀三随朝鲜冬至使团来到北京。因时任吏部尚书的刘墉之诗文和书法在朝鲜影响甚大，故赵氏专门拜访了刘墉。这一拜访，引发了来华的朝鲜学者与一批中国著名学者的交往，而这批中国著名学者中就有刘墉门生、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阮元。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朝鲜国王派进贺使祝寿。时任朝鲜奎章阁检书官的学者、诗人朴齐家（1750－1805）和柳得恭（1748－1807）二人作为副使的随员检书，与正使黄仁点、副使徐浩修、书状官李伯亨一同到达北京，与阮元、纪昀、翁方纲、刘镮之等中国学者交游。柳得恭在《刘阮二太史》一文中，记载了他当时与阮元等人会晤的情景。

清嘉庆六七年间（1801－1802），柳得恭在北京琉璃厂书肆结识了阮元弟子陈鳣，并从陈鳣处了解到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中国著名学者的一些情况。当柳、陈二人谈及阮元正在浙江担任巡抚，并负责指挥剿灭海盗时，柳得恭说他早在十年前就认识阮元，并拜读过阮元所著的《考工记车制图解》。听了阮元的介绍后，柳得恭称颂阮元乃文武全才。

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二十八日，朝鲜青年学者金正喜（1786－1856）随父亲金鲁敬（朝鲜冬至兼谢恩使副使）来到北京。此次金正喜在中国住了三个多月，与中国学者曹江、徐松、翁方纲、翁树培、翁树崐、阮元等结识。阮元热情接待了金正喜，请金氏品尝上好的“胜雪”茶，还一同欣赏金石珍书并赠送给金氏自己所编著的《经籍籑诂》等书。从金正喜的诗作中，亦可窥见阮、金二人之交往，如：“《七经》与《孟子》，《考文》析缕细。昔见阮夫子，啧啧叹精诣。随月楼中本，翻雕行之世。（余入中国，谒阮芸台先生，盛称《七经孟子考文》以扬州随月读书楼木板刻通行。）”[1]

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初一日，阮元和李鼎元、洪占铨、谭光祥、刘华东、翁树崐、金勇、李林松、朱鹤年等共同出席为金正喜举行的饯行宴会。会后，金正喜因在北京期间未曾与诸公以诗会友而深为遗憾，于是写下了充满感情的《我入京与诸公相交，未曾以诗订契，临归，不禁怅触，漫笔口号》一诗。值得一提的是，金正喜回到朝鲜后，仍与上述中国学者保持“神交”。

阮元的个人文集《揅经室集》在清道光三年（1823）刊刻后不久，金正喜便见到了该书。他在认真拜读后，从该书的《外集》即《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获悉元代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在中土已经亡佚，便在朝鲜尽力搜求到《算学启蒙》的原刊本并加以重刻，于是《算学启蒙》又重返故国。或许金正喜当时所见到的《揅经室集》并非全本，所以道光九年（1829）叶志诜又将《揅经室集》11册和阮元的另一部著作《文笔考》1册一并寄赠金正喜。此外，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金正喜之弟子李尚迪来到中国，次年回国之际，当时在北京的阮元之子阮常生，委托李尚迪将阮元主持编纂的多达1400卷的巨著《皇清经解》转赠给金正喜，此乃传入朝鲜的首部《皇清经解》。

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高田真冶藏有《揅经室文集》一卷，上面有金正喜的亲笔题记：“此《揅经室文集》之第六卷。庚午春，谒芸台先生于泰华双碑之馆，抽赠此卷，时原集未尽校勘矣。又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籑诂》、泰华二碑拓本，又获观贞观铜牌、宋尤延之旧藏《文选》，又辨真《考工记》輈制。卷内校讹，皆属芸台原笔。”[2]

在清代学者中，当数阮元的学术思想及成就对金正喜的影响最大，理由如下：首先，汇集了金正喜之论著的《阮堂先生全集》分为10卷，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卷一，包括“考”8篇、“说”7篇、“辨”10篇，共计25篇。在这25篇文章中，有7篇是全盘窜入或改编阮元、凌廷堪、戴震等三位清代学者之著述而成的。其中《太极即北极辨》先抄录《揅经室一集》卷二《太极乾坤说》开头大约130字，然后再补充了约50字；《书派辨》则基本照抄《揅经室三集》卷一《南北书派论》中起始部分约300字而成；《格物辨》全文约500字，其中大部分抄自《揅经室一集》卷二《大学格物说》的前半部分；《汉儒家法说》共有850字左右，照抄阮元所编的《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一《两汉经师家法考》（胡缙撰）。关于这一现象，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估计是金正喜出于喜爱而抄录阮元等人的著述，以备随时观览。金正喜去世后，整理其遗著者难以辨别哪些系金氏所著，哪些系金氏所抄，于是混而为一，悉数收入《阮堂先生全集》之中。韩国著名学者全海宗的观点颇有道理，他指出：“即使认为编纂者误把这些文章编入其文集之中，也不能断定窜入文章对理解阮堂经学毫无意义。因为，此种窜入至少说明：第一，能够了解阮堂非常关注这些文章的事实；第二，表示阮堂对这些文章内容（至少阮堂亲自记录原文的情况下）仍然持有新奇感和生疏感的同时还没有把它们充分融入自己的学问体系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学问。”[3]笔者认为，上述现象无论作何种解释，均无碍于阮元对金正喜影响之大这一事实。

其次，在金正喜的藏书中，有对其学术影响较大的阮元、翁方纲、戴震、凌廷堪等中国学者的著述，其中尤以阮元所著或主持编纂者居多，包括《揅经室集》、《小沧浪笔谈》（有2部）、《定香亭笔谈》、《文笔考》、《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诂经精舍文集》（有3部）等十余部。再者，从金正喜最常用的别号“阮堂”，以及其他别号“阮叟”“阮肪”“阮坡”“阮坡老人”“老阮”“阮堂老人”“阮堂老叔”“天东阮堂”之起名，也可以看出他与阮元的密切关系。同时，金正喜的书斋别名之一为“覃揅斋”，乃取翁方纲之别号“覃溪”和阮元之书斋别名“揅经室”（又名“揅经斋”）中各一字组合而成，而翁、阮二人是金正喜最推崇的中国学者。

金正喜对阮元非常尊敬和崇拜，他在《又自题小照（在济州时）》有云：“覃溪云嗜古经，芸台云不肯人云亦云。两公之言，尽吾平生。胡为乎海天一笠，忽似元祐罪人。”[4]闵奎镐所撰的《阮堂金公小传》提到：“先是判书公[5]使于燕，公随而入，时年二十四。阮阁老元，翁鸿胪方纲，皆当世鸿儒，大名震海内，位且显，不轻与人接，一见公莫逆也。”[6]李尚迪在《恩诵堂集》第三册续卷三丙辰条（1856）“奉挽秋史金侍郎”中曰：“海国通儒（阮堂）旧见，推北翁覃溪、南阮芸台。”[7]同时，阮元对金正喜这位异国晚辈学者亦颇为欣赏。上述引文中“海国通儒”之称谓即源于阮元，因为阮元曾经盛赞金正喜为“海东第一通儒”。众所周知，“通儒”一词自古以来就是指那些穷通世间万事、有知有行的儒学家，足见阮元对金正喜评价之高。

阮元曾在《揅经室集自序》中阐明了他的治学宗旨：“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金正喜秉承阮元之说并加以发扬光大，专门撰写了一篇《实事求是说》，论述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提到：“《汉书·河间献王传》云‘实事求是’，此语乃学问最要之道。若不实以事而但以空疏之术为便，不求其是而但以先入之言为主，其于圣贤之道，未有不背而驰者矣。……故为学之道，则不必分汉宋之界，不必较郑、王、程、朱之短长，不必争朱、陆、薛、王之门户。但平心静气，博学笃行，专主实事求是一语行之可矣。”[8]如果说金正喜在学术方面同时受到阮元、翁方纲以及戴震、凌廷堪等中国学者的影响，那么金正喜“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想则主要源于阮元。“实事求是”可以说是阮元思想之核心，同时也是金正喜思想之精髓，它主张与其崇尚空洞的理论、囿于虚浮的学风，不如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寻求正确的道理并付诸实践。

阮元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9]金正喜则曰：“窃谓学问之道，既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为归，则当以实事求是，其不可以虚论遁于非也。学者尊汉儒，精求训诂，此诚是也。但圣贤之道，譬若甲第大宅，主者所居，恒在堂室。堂室非门径不能入也。训诂者，门径也。一生奔走于门径之间，不求升堂入室，是厮仆矣。故为学，必精求训诂者，为其不误于堂室，非谓训诂毕乃事也。”[10]可见金正喜的堂室与门径之论，是对阮元宫墙与门径之说的继承和发展。

阮元曰：“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11]金正喜的见解与阮元一致，对汉儒之学评价极高，而尤为推崇董仲舒、郑玄之学：“卓越为吾道之宗者，在西京有董江都，在东京有郑康成，其学以潜心训诂为主，以专笃谨严为法，不蹈空虚，不骛高远，三代典型，庶几其不泯。”[12]

阮元用“平实精详”四个字来评价他主持编纂的《皇清经解》，认为该书体现了清代经学研究求实、求真之学风。金正喜十分赞同阮元之评价，作了如下解释：“平则不骛高远而切问近思，实则不落空虚而好古求是，非明辨则不能精，非博学则不能详。”[13]

虽然宋代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金石学家，但从总体而言，清代初年之前的金石家大多还处于玩赏古董的层次上。乾嘉时期的学者开始将金石视为正经补史的重要史料，金石学于是空前兴盛，从而成为清代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阮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阮元对金石文字极为重视，用以考证、研究文字源流、字形演变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沿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的《商周铜器说》是一篇在考据训诂学风中具有开创性的金文学著作。他在《金石十事记》一文中，谈到自己在金石考古方面为学术界所做的十件工作。此外，阮元是乾嘉时期众多金石藏家中收藏最富的。受到阮元的影响，金正喜在朝鲜积极倡导金石考据学，并成为在该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朝鲜金石学第一人，是名副其实的朝鲜金石学开创者。与阮元的见解一样，金正喜也认为金石考据之目的在于“羽翼经史”“分隶同异，偏旁流变”。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金正喜充分利用自己的金石学知识，解决了朝鲜古碑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他所撰的《真兴二碑考》一文。该文对《新罗真兴王巡狩碑》和《真兴王巡狩碑》作了出色的考证，堪称朝鲜金石考据学的代表之作。《新罗真兴王巡狩碑》系当时所见朝鲜最古之碑，金氏从仅存的272个字的碑文中，考定了碑的性质、年代、形制，以及文献误记和失载等诸多问题。《真兴王巡狩碑》的残缺情况更为严重，可以辨认的只剩下70个字，并且已经没有完整的语句，然而金氏还是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最终弄清了该碑的年代和性质。

与金石文字学相联系，阮元对书法亦颇有研究，乃清代最著名的书法理论家之一，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均系中国书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著。金正喜在这方面也受到阮元的影响，在书画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逐渐形成了拙朴清高的“秋史体”，开朝鲜一代艺术新风。

此外，朴齐家在学术研究中注重“考据该洽”，但他并非为考据而考据，主张古为今用，实体实用。朴氏的这一思想显然也受到了阮元的影响。

还有，朝鲜学者丁若镛（1762－1836）虽无机会亲自来华，但他通过柳得恭、朴齐家等友人借阅了阮元等清代学者的著作，并在他所著的《茶山全书》中多次引用。

金正喜乃朴齐家之高足，而李尚迪又是金正喜的著名弟子。朴齐家曾经四度访华，金正喜、李尚迪更是到过中国十余次，均系中朝文化交流之功臣。朴、金、李三代朝鲜学者，都深受阮元的影响，在经世致用之学或考据学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述，并对阮元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朝鲜的流播以及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阮元堪称清代对朝鲜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诚如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李元淳所云：“从中可以看到在朝、清文化交流史上引人注目的清硕儒，特别有名的有潘庭筠、纪昀、陈鳣、阮元、翁方纲等。”[14]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评价阮元的学术成就及地位，也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清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某些问题。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阮元必定还有与中朝文化交流有关的其它一些事实，但中国和朝鲜的文献资料均缺乏记载，现在已经难以知晓，着实令人遗憾！此外，因笔者见闻有限，尤其是韩国刊布的一些论著未能寓目，希望今后有增补的机会。

[1][朝]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九《仿怀人诗体，历叙旧闻，转寄和舶，大板浪华间诸名胜，当有知之者（十首）》，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163页。

[2]参见葛荣晋主编：《韩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381页。

[3][韩]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页。

[4][朝]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六《又自题小照（在济州时）》，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126页。

[5]判书公乃金正喜之父金鲁敬（1766－1840），曾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作为朝鲜冬至兼谢恩使副使出使北京。

[6][朝]闵奎镐：《阮堂金公小传》，[朝]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首，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7页。

[7]转引自[韩]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8][朝]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一《实事求是说》，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21页。

[9]（清）阮元：《揅经室集·拟国史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页。

[10][朝]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一《实事求是说》，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21页。

[11]（清）阮元：《揅经室集·国朝汉学师承记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8页。

[12][朝]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一《实事求是说》，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22页。

[13][朝]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八《杂识》，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146页。

[14]李元淳：《燕京琉璃厂市与朝鲜学人》，载黄时鉴主编：《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