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数量增长显然与城市化进程加速有关，但直接因素则是道路的改善和路网的发达。民国初年，“自旧式街道，逐渐改筑马路，旧式桥梁，改造坡度，车轮改用橡皮，人力车交通，始得突飞猛进。旗营荒地，改建新市，车站入城，旅客激增，人力车遂日增而月盛”。国民政府成立后，更加重视城市道路建设，“向感崎岖，今悉康庄”。在“天竺”“灵隐”“虎跑”“理安”名胜之地，“无不可双轮齐运，电掣风驰”。在便利汽车行驶的同时，也使人力车“通行范围愈广，前途泱泱，正未可量”。
杭州计有人力车行163家。每家车额少者1辆，多者至101辆。
有照车额由2600辆增加到3080辆的时候，又新增“振华”等32家车行，每家车辆少者2辆，多者40余辆。
统计车行实存154家。这些车行成立人力车联合会，主要管理车价问题。
人力车在民国时期杭州旅游业的发展中有其独特作用。如在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中，人力车成为景区主要交通工具。
西湖博览会于1929年6月6日正式开幕，10月20日闭幕，历时137天，参观人数达到2000余万人次。西湖博览会会场分为八馆二所三处：
八馆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
二所为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
三处为沪杭甬路局陈列处、交通部电信所陈列处、航空陈列处。
馆、所、处设在里西湖四周，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会场从石塔儿头起，沿外湖新建马路，往西行到西博会大门（现在在浙江省旅游局附近），过了断桥、锦带桥，到了唐庄，向北沿孤山路，经过王电轮庄，到达陈列将士墓和放鹤亭。或者过桥之后，往孤山路行走，经过艺术院、照胆台、忠烈祠、中山公园、西泠印社等建筑，再北上过西泠桥，往西至岳庙，即参考陈列所所在地。折回向东，过童公祠、惠中旅馆、葛岭山庄，最后到达地藏寺。再转向东南方向，沿里西湖马路经过招贤寺、静观堂、孤云草堂、新新旅馆、春润庐、多子塔院、菩提精舍、王庄、抱青别墅、大佛寺，最后到达陆军后方医院，连通石塔儿头。总计会场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环行一次总计约为4公里。为了方便人们参观，西湖博览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交通上，准许汽车、人力车、自行车等在会场内通行，并在西湖上增设游船和汽艇。对于人力车，还专门增加100辆，规定具体的车价价目表。
人力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市内交通工具的矛盾时有发生。在早期，人力车冲击传统的轿业。杭州自通行人力车之后，轿业生意大减，致使千余名轿夫生计为难。轿埠同业一百五六十人， 在吴山四景园集会。有人主张文明办法是请求官厅顾及轿业，车夫不得沿街兜揽。有人主张暴力行动，“直可毁其车辆，与车夫一决雌雄”。随着城市汽车数量的增加，与其他城市一样，人力车与汽车的冲突也在所难免。1922年，商人潘宝泉和大世界游艺场及湖滨旅馆经理陆宝泉分别组织宝华汽车行和永华汽车行，在湖滨至灵隐的风景线上行驶，为游客服务。当时受到少数守旧派的责难，认为行驶“洋汽车”有损西湖古朴风光，人力车工人也因生意被抢起来反对。后两家公司实行合并，并依靠官方势力平息了风波。
1929年4月3日，杭州爆发了一次规模最大的人力车风潮。此次人力车风潮，起因于在争夺客源中的汽车和人力车的矛盾。
1929年入春以后，“各地香客之来杭烧香者，颇为拥挤，各旅馆饭庄，莫不利市十倍，人力车夫咸以此为发财机会，兴高采烈”，但是，兼营汽车事业南洋大旅社为争夺由上海来的游客，“该旅社之汽车，竟纷纷开往城站接客，价廉时省，将人力车夫之营业，完全打倒，于是有反击汽车之事发生，然旋即平静，近日省公路局行驶拱宸桥至三廊庙之汽车，本由湖滨经万松岭，因马路损坏，须加修理，改到清河坊三元坊一带，又于城站新市场间添开汽车，来往多次，致人力车夫之营业，大受影响，于数日前联合请求停驶汽车，以维生计，未及要领，于是乃酿成罢工之举”。4月3日午后，人力车夫发起同盟罢工。4日捣毁南洋公司、永华公司之汽车，及云祥公司之人力车，“新市场一带，形势严重”。为制止暴动，浙江民政厅长朱家骅、省府常委蒋伯诚、保安处长董锡祺、杭州市长周象贤、公安局长杭毅均亲率卫兵到场查察。下午，党政军及各机关及地方团体召开紧急会议，以事关重大，除令公路局暂停城区汽车外，并要求当晚前必须强制人力车夫复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诬此举为工人暴动，令公安局强制工人复工，逮捕工人杨阿士、虞希圣等4人，传讯数10人。5号，人力车夫多数复工，风潮至此平息。此事影响较大，杭州市公安局长杭毅因在此次人力车风潮中制止无方，特呈市政府辞职。
1933年，再次暴发要减低车租的罢工。据报载，此次有车夫2万余人参加，他们要求减低车租，反对公共汽车在市区多设车站，6 月20日起实行总罢工。经调解，21日复工。28日议决，20日一天之车租一律免除。6月份车租只收11元6角。
这两次风潮具有典型性，一是因与汽车争夺客源发生冲突，一是因为车租过高，车夫以罢工的形式表示不满。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无疑表明人力车夫生存状况趋于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