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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齡年譜
胡春麗 著
定价：168 元 ISBN：978-7-309-14183-2 出版时间：2021-3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胡春麗，女，1976年生，河南洛陽人。先後畢業於鄭州大學、復旦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出版社編審。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經學史、歷史文獻學、清代學術史。出版專著《汪懋麟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點校出版毛奇齡《四書改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儒藏本《白虎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在《史學月刊》《中國經學》《經學文獻研究集刊》《古典文獻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五十餘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項。
毛奇齡（1623—1713），又名甡，字大可，號西河，浙江蕭山人。少時聰慧過人，有“神童”之譽。明崇禎十年（1637），入縣學爲諸生。陳子龍司理紹興，毛奇齡從游門下，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毛奇齡生活的浙東地區，是著名的講學之鄉，薪火相傳，劉宗周開證人書院，講學其間，爲士人向慕之所。毛奇齡少時嘗赴劉宗周講會，與劉門弟子坐而論道，思想上打下了較深的王學印痕。明亡後，避兵城南山中，築土室讀史書，試圖從對史書的研讀中找出明亡清興的奥秘。後入同宗毛有倫南明軍中，屢有建言。失敗後，亡走山寺爲僧，衣緇者八年。其時，清政權剛剛建立，民族矛盾還十分尖鋭，江南地區的知識分子，大多懷抱故國之思，文人間的集會結社如火如荼，他積極參加浙地的文社活動，與諸名士爭短長，因品目過峻，且好甲乙人所爲文，人多忌之。怨家誣其殺營兵，爲躲避追捕，易名王彦，字士方，流亡十餘年。所到之處，或交友論學，或讀書作文。流寓淮安時，曾賦《明河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一時洛陽紙貴。時人有“浙中三毛，東南文豪”之譽。康熙十二年（1673），毛奇齡結束亡命生涯，得友人姜希轍之助，輸貲爲廪監生。十餘年的東躲西藏，使得毛奇齡對人情冷暖與世態炎凉有了更深切的體會。爲地方官吏作幕僚，也使得他常有寄人籬下的落魄之感。返回故里後，看到昔日諸同硯早已金榜題名，深嘆自己“生平無建立，事功既無可期，而乃德不修而學不講”，内心的失落與痛苦可想而知。正當毛奇齡極度失意之時，他的人生道路發生了重大轉折。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爲了籠絡漢族知識份子，鞏固其統治，特開博學鴻儒科，詔令各地薦舉隱逸，搜求人才。與大興文字獄的殘酷手段相比，康熙帝這項政策對漢族知識份子無疑更具有軟化色彩，其意雖在籠絡漢族士人，但對於以獲取功名爲目標的士子的誘惑力卻是不容低估的。地方官紛紛響應朝廷旨意，各薦舉所知，浙江巡撫陳秉直、分巡寧紹臺道許弘勳、福建布政使吴興祚聯名舉薦。站在“出”與“處”的人生路口，毛奇齡面臨着嚴峻的考驗。作爲被舉薦的鴻儒，無論是强項不屈還是勉强順從，都必須有所回應。毛奇齡聞知自己被舉薦，心情“且怖且愧”，曾三辭徵檄揭子，朋友也勸他不要應徵，但多年落拓江湖，毛奇齡身心不無疲憊之感，他最終没能抵擋住清廷的“美意”與功名的吸引，决意北上。至此，毛奇齡以曾經的明末秀才、抗清志士，終於出山膺舉。徵車入京的路上，毛奇齡心情極爲複雜，路過昔日流浪地淮安，感慨萬千，駐馬流涕，寫下了 “可憐此地，曾經流浪，一十五年前”“誰料衰年，徵車北去，羞見市中人”等詞句，深切地表達了他此次應徵的矛盾心境與惶恐不安。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年近花甲的毛奇齡與諸博學鴻儒同試。榜發，録取五十人，毛奇齡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雖然檢討不過是個品秩極低的官職，但相對於先前四處藏匿、居無定所的毛奇齡來説，一下子躋身廟堂，成爲文學侍從之臣，他的人生再一次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與衆多的鴻博同年一樣，毛奇齡的主要工作是纂修《明史》。在館七年間，他先後起草弘治、正德兩朝紀傳及名臣、土司、盜賊、后妃諸雜傳二百餘篇，受到同館稱許。其間，毛奇齡以文學侍臣的身份，與朝中大臣相互應酬唱和，但立身大節也因此而遭到非議。修史之餘，毛奇齡也積極參與朝廷的制度建設，以其所學爲康熙朝的禮樂典制提供理論論證。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康熙帝命詞臣改定丹陛樂，毛奇齡條上《歷代樂章配音樂議》；即而副都御史疏請釐定樂章，具《增定樂章議》。康熙二十四年（1685），議北郊配位，成《北郊配位尊西向議》。同年，言官疏請武職諸臣當一如文臣守制，不令起復，成《不許武官起復議》。此外，他考識古韻，成《古今通韻》一書。此書受到康熙帝的奬諭慰勞，降旨宣付史館，藏之皇史宬。對毛奇齡而言，此舉意味着莫大的榮寵，令其終生感念不已。二十四年（1685），毛奇齡以葬親爲由請假歸里，後托以痹疾，乞假在籍。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毛奇齡作《迎鑾曲》十章，并與諸臣迎之嘉興城北。後隨車駕前往禹陵，獲康熙帝垂詢病情，受寵若驚，對聖恩感念之至，賦《紀恩詩》以志感激。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四巡至浙，駐蹕杭州。毛奇齡不顧年邁，隨制撫諸臣候安于行在朝門，蒙皇上和皇太子垂問，獲賜御書，更令其感恩不已，“夫御書睿筆，人世罕有。奇齡何幸，以衰老之年，得遭逢聖眀，濫承異數，此固應寶之世世，瞻仰無斁，不待言矣。”（《西河合集·行在東朝并賜御書睿筆記》）毛奇齡少丁國難，盛年亡命奔走，不意晚年躋身廟堂，歸田後又屢獲賞賜，人生的榮辱禍福真是難料！晚年，毛奇齡僦居杭州，摒棄詞賦之業，矢以辨定諸經爲己任，創作出一系列的經學著作。學問日隆，聲名遠播，從學者日眾。四十七年（1708），毛奇齡最後一部有影響力的著作《四書改錯》成書。是書從人物器用、天文輿地、典制禮文、稱謂引據、文體詞例諸方面全面批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注疏之失，針朱膏肓，起朱廢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元明以來士人奉爲金律的《四書章句集注》的權威性。凌廷堪認爲此書“如醫家之大黃，實有立起沉疴之效，爲斯世不可無者”（凌廷堪《與阮中丞論克己書》）。他原本想將此書獻呈，豈料清廷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頒諭將朱熹從祀孔廟的地位升格，由東廡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他獻書的願望化爲泡影。五十二年（1713）三月，毛奇齡走完了他頗富傳奇色彩的一生。北宋慶曆以後，學者治經不重文字訓詁，偏重義理；排斥先儒傳注，以己意強行解經，甚至自造文字訓詁，删經、改經以就己説。宋人的這種作法對後世産生了不利的影響，元、明經學承宋之弊，只抄襲、剽竊宋人的著述，没有新的創見。特别是明朝中葉以後，受王學末流的影響，許多學者只是“襲語録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束書而從事於游談”。這就造成了學者多以空言説經的局面。而明清易代，一統江山再次被“異族”取代并統治，這對於浸染“夷夏之防”觀念的漢族士人來説，無異於天崩地裂，他們感到的不僅是“亡國”，而且是“亡天下”。加之滿清入主中原後，野蠻地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殘酷鎮壓反抗軍民，“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帶給士人的不只是國破家亡的傷痛，更多的是巨大的心靈衝擊和震撼。他們痛定思痛之後，開始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他們從世運反思到學風，普遍認爲導致明朝“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罪魁禍首就是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義理、漠視經世致用的空疏學風。於是，他們對理學展開了激烈的批判，或批判陸王心學，或批判程朱理學，或兼批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或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進行補偏救弊。毛奇齡是其中的一名健將。毛奇齡反對空言説經，主張注經“必藉實據”。毛奇齡認爲“無據之言必不以置喙，無證之事必不以炫聽”。因此，他強調治經的實證性和客觀性，提倡“以經解經”，反對以己意説經。在爲老友朱彝尊《經義考》作序時，他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思想：“獨是予之爲經，必以經解經，而不自爲説。苟説經而坐與經忤，則雖合漢、唐、宋諸儒，并爲其説，而予所不許。是必以此經質彼經而兩無可解，夫然後旁及儒説。”毛奇齡的繼子毛遠宗在總結毛奇齡“以經解經”思想時説：“聆先生説經，大抵以本經文爲主，不集儒説。其本經文有未明者，則始援及他經，或以彼經證此經，或以十經證一經，凡一切儒説，皆置勿問。至於經證未備，則必於本經文前後審劑絜量，通瀹其大意，使兩下券契，不失毫黍，然後劃然而出之。即在漢晉唐儒一哄聚訟者，猶且涣然冰解，何况宋明？”爲此，他制定了詳細的治經原則，共十六條，即：勿杜撰，勿武斷，勿誤作解説，勿誤章句，勿誤説人倫序，勿因經誤以誤經，勿自誤誤經，勿因人之誤以誤經，勿改經以誤經，勿誣經，勿借經，勿自造經，勿以誤解經之故而復回護以害經，勿依違附經，勿自執一理以繩經，勿説一經礙一經等。他將這種方法應用於他的全部經學研究中，企圖通過訓詁明達到義理明，在方法論上爲乾嘉學者開創了先河。毛奇齡在明朝生活了二十餘年，他生活的浙東地區又是陽明後學活躍的地方，其思想不可避免打上了較深的王學印痕。因此無論其精神氣質和爲人作風，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晚明士人的某些特點，這些特點映現在他身上，就是狂傲不馴、恃才傲物、喜臧否人物、好辨善詈的性格。這些性格特點可以使他較少受傳統思想的束縛，能在學術研究中闡幽發覆，但也會使他的著作存有意氣用事、以博濟辨之失。毛奇齡論韻與顧炎武不合，著《古今通韻》與顧氏《音學五書》立異；論《尚書》與閻若璩意見相左，著《古文尚書冤詞》與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對壘。四庫館臣稱其“指名而攻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録，其傲睨可云已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十三《經問》）毛奇齡攻駁時賢，自然招致時人忌恨。而他對先儒特别是朱熹的橫加指斥，也使後世反詆之者增多。毛奇齡的這種學術性格往往被視爲離經叛道，很難被社會所容，常常成爲被批評的口實。長期以來，有關毛奇齡的生平事迹和學術思想，各種記載輾轉相襲，混亂訛誤處甚多，後人不查，沿誤不改。爲毛奇齡編寫年譜，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這種思考。作爲清前期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毛奇齡在經學、史學、文學等領域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由明入清，一生身歷天啓、崇禎、順治、康熙四朝，生平經歷坎坷，他頗具代表性的人生遭際使其成爲明末清初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二十二歲前後，他親歷了明清易代所帶來的山河巨變，體驗了明王朝大厦之將傾、明末農民軍的興亡、清廷以武力統一等震憾人心的歷史。明清鼎革之際，毛奇齡頻繁參與文人間的結社集會，後經歷了清廷干預下社事的消歇、衆多文人士子不得不妥協接受新政權的無奈；入清後，毛奇齡目睹了清廷爲震懾江南士紳而發起的科場案、奏銷案、明史案、通海案，由衆多士子的斯文掃地甚至身首異處而深深感受到了清政權的强大。隨後，康熙己未鴻博之徵，又讓毛奇齡等士子見識了清廷武力統治外的文治，尤其是康熙屢次南巡的盛况，使毛奇齡目睹了清統一下的繁盛。可以説，毛奇齡是清代明而立直至鞏固統治這一段複雜歷史的見證人，他的種種遭際代表了清初相當一部分學者相似的生存狀態，其思想觀點及見解亦折射出當時諸多學者的時代性心聲。在清初學術史上，毛奇齡具有頗爲典型的意義。他的典型，在於他是介於明清之際的開創大師和乾嘉學者之間的關鍵性人物。爲這樣一位具有典型性的學術人物編寫一部年譜，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近人韓系同和干人俊分别編有毛奇齡簡譜，但韓書係殘稿，干書乃私藏稿本，難於覓見。中國臺灣地區陳逢源《毛西河及其春秋學研究》中載有《西河簡譜》，吴通福《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附録一《閻若璩、毛奇齡生平事迹簡要年表》，惜兩書過於簡略，且有考證失誤，不足以反映毛氏生平全貌，无法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有鑒於此，筆者在充分掌握毛氏本人及其交游著述的前提下，發現并利用了一批珍藏於各地圖書館的文集、家譜、方志、檔案等文獻，經過認真研讀、分析、比對、考辨，較大程度地對毛奇齡的家世家學、生平事迹、交游、著作進行了繫年。對毛奇齡生平行迹，進行了全面考辨，糾正了清代學人、近現代學人乃至當代研究者的諸多誤識，釐清了毛奇齡傳記資料與研究中的失實記載，以期達到知人論世之效。至於罅漏百出，蕪雜叢生，誠知難免，冀海内宏達有以教我。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