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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死侠骨香 不惭世上英——寻访“于子三运动”
来源:杭州党史方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郑晖  日期:2021-08-13

杭州万松书院的半山腰有一方墓地,松柏掩映、庄严肃穆。在这片绿荫中,有位叫于子三的年轻人,在此沉睡了70多年。墓的正前方立着墓碑,刻着“于子三烈士之墓”;墓的后面是堵墙,“学生魂”三个大字镌刻在墙正上方——1947年,作为浙江大学学生运动领袖,于子三身体力行地践行了求是精神和革命精神,为中国现代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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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子三,1925年出生在山东牟平(今烟台)的一个教师家庭。1944年,抱着“农业救国”的理想考上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农艺系。受浙大“求是”学风熏陶和革命思想启迪,后又毅然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参加“浙大战地服务团”,到抗日前线劳军服务。1946年秋,再随校迁回杭州。1947年5月,于子三被选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

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惨案”发生后,集中在南京的京沪苏杭学生代表组成了全国学联筹备委员会,于子三是倡议者之一,也是浙大与全国学联的联系人。


在中共杭州地下组织领导下,于子三带领浙大同学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斗争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学生运动领袖。1947年8月,他还参与筹划了中国学联杭州秘密会议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任浙大华家池分社负责人。于子三的革命行为引起了敌特的注意和憎恨,他被列入黑名单而受到监视。


1947年10月25日晚,于子三与来杭的校友投宿在延龄路(今延安路)大同旅馆。一路跟踪的国民党特务于26日凌晨以查夜为名秘密逮捕了4人。当局对于子三软硬兼施、刑讯逼供,用尽了酷刑,要他供出恢复工作不久的全国学联情况等秘密,但他宁死不屈,至死没有吐露半点秘密。10月29日下午,于子三在狱中英勇牺牲,年仅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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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等高校举行响应于子三运动、悼念于子三烈士大会。




噩耗传来,浙大师生悲愤不已。学生决定罢课集会,教授们也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决定罢教。


10月30日下午,浙大千余名学生开始举行游行抗议当局暴行;11月3日,浙大全体师生员工举行罢教、罢课、罢研、罢工;4日,校长竺可桢赴南京,为争取释放被捕学生和于子三案件昭雪奔走呼号……当局惊恐万状,试图封锁惨案真相和浙大反迫害斗争的消息,还要求学校停止罢课、罢教,但遭到竺可桢校长的拒绝:“教授会决议无法更改!”

消息后经新闻媒体发布,北平学生首先响应。此后,一场反迫害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蓬勃兴起。


“于子三运动”,谱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一页。



红色寻访

被捕:手握秘密只字未提

山川美景,四时风物,墓前常会有鲜花,这是后人对这个年轻生命的祭奠,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每年清明节和10月29日烈士牺牲日,一位名叫许从平的老人,都会翻山越岭,带上鲜花,到墓前祭奠。许从平今年80岁,是临海市回浦中学的退休教师。他的三叔许良英,是中国著名科学史家,也是《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


在“于子三运动”中,许良英作为中共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从平的家中,珍藏了许多资料,包括许良英手写的回忆录以及于子三事件的相关文集等。


我们从许老师的口中,约莫能找到一些当年事件的细节。

1947年10月26日凌晨,在杭州延龄路(今延安路)大同旅馆52号房间,于子三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郦伯瑾,以及两个已毕业的同学黄世民和陈建新,都是农学院“新潮社”(1945年春天在湄潭成立)的社员。被捕的四人,都是应邀参加浙大同学汪敬羞婚礼的,因时间太迟,便一起投宿在大同旅馆。


得知于子三等人被捕消息的当天午后,许良英约李景先(中共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委员)在工学院图画教室碰头,对这突然袭击事件进行分析、商讨对策。许良英认为这是敌人有计划的预谋,因为于子三熟悉地下组织的情况:1947年9月间支部确定于子三为党员发展对象,由李景先负责同他谈话,因此,他直接知道李景先是党员,同时,他也知道许良英的一些情况;1947年8、9月,Y、F(新民主青年社)成立,于子三就有参加,之后担任华家池分社的负责人;1947年7月间,地下全国学联在杭州开会,于子三和李景先都参加了这个会。如果敌人从于子三身上打开这个缺口,其后果极为严重。当时整个支部几乎全是新党员,因此,稳定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情绪,对付可能发生的扩大逮捕,就成了作为支部书记的许良英需要考虑的最迫切问题。


由于情况紧急,许良英当即决定:发动群众,进行反击,营救被捕同学。首先,要求地下党员和Y、F成员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发动工作;其次,发动进步社团起来声援;第三,通过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成立营救被捕同学机构,作出行动决议;最后,争取竺校长同学生一道营救被捕同学。


于子三不愧是一个坚强的民主革命战士,他在严酷的刑讯下,对他所知道的秘密只字不吐,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党、对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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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子三牺牲后第二日,浙大学生们举行抗议游行,揭露当局迫害学生的罪行。(焦俊 作)


抗争:“血,血,踏着于烈士的血上去!”

当生命被暴力剥夺,自由遗失在不知名的远方,抗争就爆发了。

1947年10月30日清早,天刚蒙蒙亮,一种不同于往日起床钟的钟声,透过晨寒和稀疏的细雨,回荡在浙大上空,钟声一阵阵,以缓慢的节奏,如泣如诉沉重的音韵,把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撞钟的正是一夜未睡的地下党支委李景先。


那天清晨,许良英蓦然听到缓慢、沉郁的钟声,心里一怔,立即赶到工学院门口的学生自治会办公室前面,但见路上涂着一行血一样鲜红的大字:“血,血,踏着于烈士的血上去!”


此时,中共地下党上海局青年组成员洪德铭从上海赶来,他告知,组织上已决定就于子三事件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反迫害运动。此后半个多月,他就住在杭州,帮助浙大地下党支部工作,在物理实验室(舜水馆)许良英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晚上的支委会,全面地研究了情况,定出了一个星期的斗争计划。这七天也就成了“于子三运动”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对于子三事件及其影响有着详细记载:


于子三牺牲后第二日,消息传到浙大,浙大的学生们,三人一排手挽手,冲出校门。游行队伍以“于子三精神不死”的巨幅遗像和“血,血,踏着于烈士的血上去”的标语为前导,沿途高呼“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


第三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发往全国各地。


第四日,第五日,浙大学生罢课,老师罢教。


第六日,浙大全体师生员工举行了建校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罢教、罢课、罢研、罢工。


第七日,竺可桢校长为于子三案件昭雪奔走南京。同日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先后罢课。


第八日,竺校长向《申报》《大公报》记者公布于子三惨案真相,说明于子三之死是“千古奇冤”。


11月10日,竺可桢发表谈话指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于子三的出殡,几经波折,一直拖到1948年3月14日才解决,他被安葬在凤凰山的浙大公墓。4月上旬,上海地下党组织上万名青年学生,借“春游”之名,来杭州祭扫于子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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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谦题字“学生魂” (张之冰 摄)

一封《临海立本小学声援“于子三运动”的声援信》,刊载在1948年10月29日出版的《踏着血迹前进——于子三运动纪念刊》第40页。从中可看出,全国青年学生那时的“出离愤怒”:

浙大自治会诸位先生:


读了你们的《天堂血泪》,解释了我费猜了将近一个月的疑谜。恨不得能飞舟渡江尾随你们的“化眼泪为行动”的行列……我把心坎的仇、恨,试写在纸上了,并且冒昧地献给诸位。敬作

指下!敬祝

雄健


一个生活在山谷里的执教者上

(立本小学)



据说,当时浙江大学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声援信不计其数。



传承:“于子三的精神是广阔的”

与当年用年轻生命换来的觉醒和抗争相比,如今的自由与和谐如此富裕和珍贵。


他们曾如此热爱革命,如此向往光明的新中国,就像热爱我们的青春。

新中国成立后,于子三烈士墓更是成了青年学生接受洗礼的重要场所。他的精神始终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学子,指引一批又一批青年人前仆后继、奉献自我。


万松书院讲解员贺洁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她说,清明、烈士殉难日时,不断有人来悼念,比如浙大学生、中小学生、机关党员干部等,“来的人很多,这么多年都没有断过。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仪式,很庄重。”贺洁说。

在众多每年固定时间出现在于子三墓前的祭奠者中,有个团队叫于子三宣讲团。


“于子三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群像。他的精神是广阔的。”浙江大学于子三宣讲团成员刘锐诚说,于子三的精神在于他为理想、为救亡图存的奉献和牺牲。年轻的他牺牲后,引发了全国十几万名学生的灵魂的觉醒。


刘锐诚是浙江大学农学院蔬菜学研一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宣讲于子三精神已经坚持了四年了,对于于子三精神,每次宣讲都能带给他新的理解。“我们有幸生在和平年代,远离革命战争时期血与火的纷争、生与死的考验。但于子三精神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在他的个人理解里,于子三精神主要有四个关键词:首先,是追求真理,正如浙大校训中的“求是”二字。第二,心怀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年轻人更应该肩负起兴盛国家的责任。第三,怀抱理想。有理想才能有激情,当年走向街头的学生们的理想是救亡图存,如今保持奋斗的昂扬姿态、遵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也是新时代青年有理想的一种表现。最后,忠贞不屈。于子三牺牲时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但面对严刑他毫不畏惧,对党十分忠诚。


“我也是一名农学学生,于子三对我来说是个榜样。虽然平时我的实验田就只有一亩三分地,但在地里我们正探索着未知的科学和真理。我希望通过我的宣讲,能向更多青年学生传达出这样一种精神:每个人都能、也都应该发挥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的价值。”刘锐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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