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吕公望当上都督和省长后，欲以文治表见，一反武人常态，较少顾问督军署之事，放松了对军队的支配和控制。然而吕公望的实权有限，“军政方面由周凤岐做主，民政方面又由民政厅长王文庆负责，吕不过拥虚名而已”。同时，吕公望作为地方军人，与总统黎元洪无利害冲突，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在政治上拥黎而不反段，与冯国璋的关系较为疏远。当时，冯国璋要吕公望撤换革命党人出身的民政厅长王文庆，吕公望不同意。于是，冯国璋授意淞沪护军使杨善德挑拨浙江军界中保定派与武备派的关系，而武备派的夏超、张载阳、周凤岐等早就对吕公望上台之后的部分所作所为有所不满，并有着企图联合其他派系的军人密谋伺机推翻吕公望的图谋，这使得吕公望的地位更趋不稳。

吕公望驱朱（瑞）逐屈（映光）后，虽大权在握，但“又恐同寅僚属均有独立之人，猜忌之深即由此起”。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为了对付倒吕派，他一面经常“与秘书陈时夏、张浩辈秘密计议，必要将重要人物一齐推翻，为一网打尽之计，而藉以巩固其地位”；一面又“请其老师曲同丰秘密来浙，匿居吕氏公馆，请命中央督理浙江军务。即以速成，派军人积极输入，将浙江现有各师旅团营上级军官一律更换，以巩固彼派之势力”。为了在这场斗争中确保自身的地位，吕公望决定先发制人，采用明升暗降的方法，任命夏超为有职无权的警务处长，免去其拥有实权的省会警察厅长之职，改由吕的同学陆军少将傅其永代替，使得“夏氏升任处长，名为升职，其实为消灭其势力”。而傅其永则在“到任后不及两小时，又将各区署警官全行撤换，一触而发，不可收拾”，这就大大打击了倒吕派的力量。

 面对吕公望先发制人的做法，倒吕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对于吕督军任命傅其永，怀疑他“于警界有拔赵立汉之意”。民国5年（1916）26日下午1时，傅其永在警厅会宴时，“突来形似军人者数人，将傅扭住攒殴，经人救护将免重伤，殴者从容逸出。昨日又传傅又被警察侦探队长林文忠狙击，枪中一子”，使得傅其永从此不敢再去接任警察厅长。而此时又传出了曲同丰来浙更换军界重要人物的说法，于是警界一方“则以全体罢岗对付傅氏（昨日罢岗后，所有各机关及银行等均有警察守卫，市上秩序亦未紊乱，惟行人于要路口出入，颇感不便）”；军界一面则“周参谋长，张师长，来、李、韩三旅长及混成俞旅长均同日提出辞职”。宁波镇守使顾乃斌也从上海发来电报要求向吕公望提出辞职，共同施加压力，胁迫吕公望下台。吕公望无力平息风潮，只得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并有“请贤自代之说（按夏超的要求，保荐张载阳为督军，周凤岐为省长）为下台计，舍此已无他法”。

警察罢岗、军界八要人和吕公望相继辞职，浙江政局急剧动荡。但吕公望“既迫于情势，不得不去，而继任者究为何人，吕氏辞职之电，虽声明军事交张载扬，民政交周凤岐，然张周二人，此时必不愿遽出担任”，这使得“杭城人心非常震动”。不过关于此次风潮，各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下面这些就是当时关于此事所编列的文电：

从上面的省内外函电中，我们可以看出有要求慰留辞职军官者，有要求吕公望复职者，有要求和衷共济者，也有主张新都督新省长人选者。而此时，各界还纷纷要求省议会出面调停，如宁波镇守使顾乃斌致电省议会，“诸公代表人民有监督之责，噤若寒蝉，深堪诧异，望早疏通各面，消患无形。”省议会其时正在召集临时会，议长沈定一与议会内的大多数议员意见一致。沈定一始终没有在挽留吕公望的电文中列名，却以议长的身份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挽留辞职军官，并积极参与主张蒋尊簋督浙的活动。沈定一的行为遭到了议员们的诘责，认为沈所发电文属“私自擅发”，“不经全体通过”，应作无效。沈定一被迫同意另行发电更正。最后，经大会全体公决，致电北京政府，“本会为顾全大局起见，主张军民勿再兼摄”，意谓支持吕公望继续担任省长。但议长沈定一仍四处活动。鉴于蒋尊簋督浙不可能为军界内实力最强的武备派所接受，沈又与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及武备派将领协商，计划由周凤岐任督军、王文庆任省长，并欲以省议会名义发电。省议会否决了沈定一起草的电文，多数议员主张应守中立，“除主张军民分治外，遂不复有所表示”，“实则以吕君热心任事，对于省长之职务，均认为适当”。但省议会的中立并不能维持多久。由于卷入此次风潮的派别各异，且省长督军人选众说纷纭，各派相持不下，这也使得当时浙江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

1916年底，正当保定派吕公望与武备派夏超、周凤岐等爆发大规模内讧之际，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乘机于1917年1月1日上午七时四十分发布了一道命令：“浙江督军兼署省长吕公望电请辞职，吕公望准免本职；特任杨善德为浙江督军；特任齐耀珊为浙江省长。”这对于浙江各界不啻是一场政治地震。因为浙江自辛亥革命后一直倡导并实行“浙人治浙”，由本省人任督军、省长，因而“政治情形被认为是全国最完好之区”。现在这种“数年来维护地方交口而称之成绩”局面，将“从兹扫地以尽”。况且杨善德是护国运动时受袁世凯之命陈兵上海、虎视浙江的大将；齐耀珊是袁世凯当政时的参政院参政，都是帝制余孽，所以《民国日报》社论说“从此中华民国之浙江督军，乃袁世凯政府之克威将军也；中华民国之浙江省长，乃袁政府之参政也”。于是浙江各界立即掀起大规模的“浙人治浙”运动，以抵制北洋势力。

1917年1月2日，省议会议长沈定一召集省议会议员及参议员紧急会议，商议对策，要求收回成命。省议会还与省教育会、杭州总商会及各界集议，并“联电中央，以军警长官微嫌已涉，省城秩序安谧……若骤易军界长官，恐人心震动，请收回成民”。沈氏还致电北京政府请求当局召回杨善德，同时致电国会著名浙籍议员褚辅成，希望他在京斡旋，以消弭乱源。（闻）杨督浙齐长省，各界释嫌归号。一致御侮。若客官朝临，两浙夕乱。盼公商诸公，取消弭祸。

 1917年1月3日，北京政府同意吕公望辞职，同时任命杨善德、齐耀珊为浙江督军和省长，立即带兵入浙。“霹雳一声，浙人大惊”，此举意味着辛亥以来一直为浙人所称道的“浙人治浙”将彻底结束，不仅武备派因自身地位关系十分恐慌，省内外绅商各界也大为惊诧，共谋对付之计。省议会积极参与。但根据《暂行法》，省议会无权过问更动督军省长等属于国家用人行政事项，议长沈定一以发生“特别紧要事件”为由，要求吕公望再次召集临时会，并无回应。议会内政治商榷会与求是社联合起来，决定不用省议会而用公民大会的名义共谋对付，各派的头面人物如沈定一、许祖谦、秦炳汉、金燮、徐定超等着手发起公民大会，原来的倒吕派、迎蒋派、中立派全部变成了留吕派。

 公民大会广泛联络省内外的军政要人及旅沪浙籍名人，连续集会演讲，散发函电传单，竭力宣扬吕公望“任职以来，维持地方，治绩昭著”，肯定自光复以来浙人治浙，“地方既安庆堵，而财政问题究不如他省之紊乱”，声称“军警长官亦俱言归于好”，“自奉院电慰留后，已戮力一致照常办公”，攻击齐耀珊“劣迹多端，岂可长浙”，恳请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等收回成命，留任吕公望。又派代表赴京请愿，至杨善德处“涕泣劝阻”。公民大会所发函电的列名人数由30余人增至3700余人、9584人，但在各种电文上均列名的汤寿潜、章太炎、经亨颐等人来电声明：列名未经本人许可，与己无关，使公民大会好不尴尬。

1月5日，由沈定一、汤寿潜、徐绍桢、经亨颐、顾松庆等32位来自浙江绅、政、商、学和新闻各界的领袖人物发起，在城站火车站第一舞台召开了浙江第一次公民大会，推吴忠怀为主席，由张心芜报告宗旨并讨论善后办法，当时“楼上楼下座位已满，后到者几无立足之地，而门外之探望者与在临近茶馆听候消息者又不知凡几，约计人数可至三千以上”。同时，在会上还报告了议决办法六条：

接着省议会议长沈定一、众议员张雨樵、省议员王清夫、褚慧僧等八人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们赞颂“浙人治浙”下的浙江政治，强调军警矛盾已释，号召浙江各方协力同心抵制北洋势力。省议会许祖谦演说：

其中沈定一的演说尤为悲壮激烈：

他的演说“语意既圆到而声音态度均合宜。无论上中下社会皆能理会其词，锋能刺激一般人之神经”，“众人鼓掌如雷”，并不时爆发出“浙江万岁”的欢呼声。全浙公民大会发出了章炳麟、沈定一、顾松庆领衔的《致中央电》《致北京同乡会电》《致各县电》等。其中《致中央电》说：

《致京同乡电》说：

《致各县电》说：

公民大会还选出沈定一、章太炎、经亨颐（教育会会长）、王湘泉（杭州总商会会长）为赴南北两京请愿代表，要求中央政府收回成命。

 1月6日，杨善德带着一旅装备整齐的部队从上海向杭州进发。吕公望缴集省议会“重要分子”及周凤岐、夏超等到寓商议，决定由吕公望及省议会议长沈定一、议员任凤冈、许祖谦（许因欲组织次日公民大会，由省议会秘书长孙智敏代）四人深夜赴上海龙华见杨善德，“以不带兵为请”，但杨善德以“拒兵即拒我”，不予同意。杨的部下更讽刺杭州公民大会实即“公望大会”。

 1月11日，沈定一又马不停蹄地与国会议员褚辅成、孙棣三到南京会晤副总统冯国璋，次日沈定一又渡江北上，准备入京请愿。然而，就在沈定一等与杨善德讨价还价时，杨派出的军队已进入浙江，沈氏渡江北上时，杨的部队已进入了杭城，杨也走马上任了。随即年近花甲的齐耀珊也来浙江视事，北洋军则源源不断开到浙江，于是，“浙人治浙”运动便很快沉寂下去。虽然省议会、全浙公会、公民大会等采取的行动都没有达到逾期的结果，但此事件对浙江议会政治乃至整个浙江近代史的演变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