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方精于考古，嘉兴的“双桥”“草荡”新旧石器文物的发掘，就是他与卫聚贤先生最先共同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湖、嘉善、嘉兴的时候，张先生来不及撤退到后方，就易名换姓避居嘉善近乡下甸庙一带。后来被汉奸及日本驻军知道了，几次对他进行压迫和诱降，要他出来“维持”地方，张先生严加拒绝。为了安全和抗战，他毅然微服潜逃到上海，再设法转徙到当时浙江的抗日中心西天目山。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请他作民族日报社、民族通讯社等文化机构的顾问，并且在天目禅源寺后山梁昭明太子读书处的太子庵，开办天目书院，聘请他为书院的主讲。在讲述中，张先生以策励抗日战争为主题思想，用文史课的形式，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使听讲者受到教育。同时，他又主编《文史半月刊》作为《民族日报》的副刊。我当时写有《瓦当汇编序言》《吴越图腾考》等文，都是在张先生鼓励督促和指导下完成的，且都刊载在这个副刊上。天目书院还聘请曹天风为副讲。听讲者很多是浙西临时中学的老师，如沈咸震、沈红茶、黄吟笙、王小松等，还有当时任职于浙西行署的钟企贤，李熊瑞，钱万镒以及汇集在那里的各地知名之士，如闽侯欧阳英、余姚施叔范、诸暨余查耀、绍兴张处德等人。书院编有《天目诗集》，是当时在天目山上一些善于吟咏的人所写诗词的汇编。这些诗，一般先载于《文史半月刊》上，再行结集，但因那时敌机常来窜扰，加以后来敌人也窜犯到天目山，以至诗集不能全部印行，文献星散，现在保存的恐怕不多了。

在同一时期，张天方先生还在天目书院开辟一个文物展览室，虽然那时战火漫天，而张先生仍处处不忘考古和发掘地下文物。记得当时他率领我们几个对考古有兴趣的人，在於潜街头、黄泥岗等处发掘过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宋代古天目窑址，搜集到很多地下文物资料，后来都放在展览室展出，同时展出撤退时从省博物馆带到西天目山的部分古代文物，如“双桥文物”的石器、古陶、古玉，其中两件古玉大琮，更为举世罕有的珍品。展出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爱国爱乡情绪，弘扬民族文化，以利抗日斗争。

天目印社也是天方先生首先发起的。张先生善书古籀，且爱好金石，对篆刻有很高修养。当时西天目山有部分人喜爱篆刻，大家推他为天目印社社长。虽然这印社为时只有三年多，印社社员不到十人，范围不大，知道的人亦不多，但在浙江抗日史上，却是有一席之地的。社员中以吴兴人比较多，近代金石书画大家吴昌顾之孙吴瑶华，是其中的一员。还有庞沛人、姚石如、顾亚东、许友石等等，都是社员。那时贺扬灵、陶柳、顾佑民等浙西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都曾来印社要求治印。张天方先生曾为印社镌过一方白文大篆的“天目印社”社章，很得秦汉的古朴风味，并刊有“治印同文卅二年五月天方”的边跋。这方印章至今还保留在我这里，曾在嘉兴地区文化局主办的书法篆刻展览中展出过，为爱好金石篆刻的同志所珍视。张先生在抗战胜利这一年正月间，还刊过一方“得坎之复”朱文印，他在边款上刊有“元日卜得坎之复，决于七月至十一月致胜，七日来复，坎为重险皆验。卅四年八月孔子诞辰天方”。这当然或许是偶合，但由此可见张先生对抗战必胜之信心非常坚定。还有一方白文“一水下泉塘”，他在边跋上说自己曾有“明朝一水下泉塘”的诗，于是截取5字入印，作为句章，也可窥知他急切于抗战胜利的心情，真可与杜诗的“却从巫峡穿巴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名句相媲美。他还给我刊过一方“兵戎讲学”朱文印，可见他时刻把治印和爱国紧相结合。张先生还为印社社员写过《天目印人传》，虽所记印人不多，但曾经油印分送给爱好篆刻的同志。他又编了一部《天目印谱》和试制过“天目印泥”。张先生的热情于篆刻，于此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