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德斯（John Curtis，1880-1962）在教会中的教阶要比苏达立高，但在救难中处处与之默契配合，最后还一起成为集中营的难友。他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受教于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学院，1906年加入都柏林大学宣教会前往中国福建。那里他遇到高文意智（Eda Stanley Bryan-Brown），两人在1914年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德斯返英任皇家都柏林燧发枪团随军牧师，战后回到中国与妻子团聚。1928年接替麦乐义（Herbert James Moloney）的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主教职位，次年他将主教驻地从宁波迁到杭州。高夫人为杰出妇产科大夫，随丈夫到杭州的广济医院任职。
杭州沦陷后，为减轻苏达立的压力，高德斯挑起了管理医院内务的担子，他敞开大门收容难民，医院容纳不下他就亲自带队前往临近的蕙兰中学，请葛烈腾校长帮忙，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履行了“牧羊人”的职责。对院里的孩子们，他更是牵挂于心，每次外出回来时他的大衣兜里就会鼓鼓囊囊的，塞满瓶装牛奶、糖果等等，分发给难童们，他愉快地称自己为送奶工。 高夫人身为妇产科医生，专门负责照看难民中的孕妇，并为新生儿接种天花、伤寒、霍乱疫苗。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杭州第二中学（前身为蕙兰中学）联合杭州文广集团发起寻找当年蕙兰难民所难民的行动。
据一位叫陶桂林的市民说，杭州沦陷时，母亲刚怀上他不久，一路之隔的蕙兰中学为这位绝望的母亲提供了帮助。母亲在避难所和家中来来回回跑了一年后，他就出生在广济医院。按他们家的条件，本来是住不起这么高级的医院的，但当时广济医院对难民予以特殊对待，他才安稳降生。所以蕙兰校长葛烈腾、苏达立以及高夫人等都是他的救命恩人。
广济医院救难人员合影，后排中间高者为高德斯，苏达立夫妇在中排中间
按照分工，高德斯管内，苏达立则“专门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医院里的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他每天要例行往各救济点运送米、煤、柴等给养，还要远征市郊收容受难的民众和伤兵。当时中国军队退往钱塘江南岸，南星桥、闸口一带经常发生交火。大约是在1938年新年刚过的一天，救济会设在广济医院的联络中心接到报告说在亚细亚火油公司附近发现中国伤兵，于是救济会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包括苏医生、火油公司魏烈思经理、寇顿邮务司及广济医院傅维德医生和火油公司的李姓首席办事员，当然还要带上藤丸中尉。闸口已经成了“无人区”，街上只有腐尸散发的阵阵恶臭，野猫野狗成了嗜血野兽。尸体的各种惨状无法形容：有的头身似断未断、颅骨背部爆裂，有的还保持被毙时的下跪姿势、脸部呈骇异扭曲状……但红十字的使命促使他们一边搜索前进，一边高声叫喊“有人吗”。事后苏医生他们才得知正是这喊声救了他们，因为中国军队就埋伏在树丛中，并看到了藤丸。他们的叫喊吸引了中国士兵，从红十字袖箍和所抬担架上看出了他们的身份而没开枪。后来他们终于发现一户惊恐的当地居民，于是派人带着他们去就近的红卍会难民营安顿。接着他们抢救伤兵时，藤丸背过去猛地吸烟，他跟苏达立他们说，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后来更激烈的战斗使闸口一带的大火足足烧了八天八夜，过去的繁荣街市只剩下断垣残壁，苏达立形容比他后来看到的英国考文垂、埃克斯特、南安普顿等地的情形还要“更具破坏性”。这些都是英国遭受过纳粹狂轰烂炸的城市，其中尤以考文垂为最。 下一处苏达立前去找寻难民的地方是西郊的闲林埠，医院的前员工邓明远（音译）的老家就是那里，他们一同前往。邓先生指着一片废墟瓦砾说：“我家就在这一带。”未行多远，奇迹出现了，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家的房屋居然幸运地逃过一劫而完好无损，他邀苏达立入内喝了一会茶。然后二人出发前往后山，终于找到了躲藏起来的妻子和岳母，并把她们带回城内。
最惨烈的地点是乔司，由于是杭州上海间的交通要冲，经常有游击队出没。1938年2月17日夜，钱塘江南岸的国军悄悄过江，袭击乔司日军驻地，杀死40多人。2月18日，日军即开始疯狂报复，用远程大炮持续轰击数日再予以“扫荡”。 第一次前去救援，苏达立他们没能进入镇里，只在镇外收容了33个难民。第二天他们终于进到镇上，大火还在炽热燃烧，第一眼看到的活物只有三名妇女（其中一位是盲人）和一条惊惶的狗。拐过一个街角一抬眼，却猛然撞见了日军用沙包垒起的工事上黑洞洞的枪口和亮闪闪的刺刀。尽管苏医师内心极度害怕，他还是竭力泰然自若地将自己的红十字会证件递过去。日军带他们到指挥部检查了证件才予放行，当天他们镇外围找到了22个难民并安置到了蕙兰中学的红十字会难民营。
难民收容的后继救助工作也十分困难，日军当局在占领杭州后，树起了“治安维持会”“自治委员会”等伪政权机构的招牌，其实是老百姓又被多盘剥压榨了一道。日伪到处架设铁丝网关卡，对食品、燃料等差不多所有物资严加管控，横征暴敛。 幸好由于广济医院的特殊背景还能维持，能收到外界的援助。苏达立新申请了“美国咨询委员会”的款项和“美国红十字会”的医疗用品，“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所属儿童基金专门资助营区的2000名儿童。苏达立在一份写给伦敦的通讯中写到，他们曾在一个月内收到美国红十字会的98病例的医疗用品、大量罐装牛奶和咸牛肉以及5吨麦片。这些物品的包装袋上写着“美国人民赠予中国人民”。有一个中国妇女懂点英文，看着这些包装袋上的字样禁不住眼含热泪。名门闺秀曾宝菡挑起了救治伤残儿童的重任，幸亏医院儿童骨科部能继续受到牛惠生医生生前设立的儿童基金会的支持，她还发动自己熟识的一些上海名媛，募到不少善款。 另一方面，难民数量也在逐渐减少，到1938年夏，难民主要集中到了玛瑙寺和蕙兰中学两个营地。苏医生他们在难民营开设了门诊医疗，很多上了年纪的难民出现消化系统问题，因为他们逃难时不得不吃树根和其它非严格意义的食物。同时需要严防瘟疫的流行，包括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及灭虱以防斑疹伤寒，为此苏达立他们调来了消防车和锅炉给难民消毒。这时遇到了一个小问题，佛教是不主张杀生的，苏医生把这个问题跟玛瑙寺的住持说了，住持本性认为人命关天，当下同意开展灭蚊灭虱行动。 算上接种疫苗者，广济医院1938年总病例人数为88000，超过战前最高峰1926年的60000人，苏达立在1939年一份报告中预估当年会突破100000例。
苏达立向来尊敬佛教界人士，与在杭僧人们友善。这是他1932年1月访问香港期间在著名的道风山与挪威籍传教士艾香德以及佛教高僧的合影，艾香德牧师以积极倡导宗教对话闻名于世
日伪还企图操控教育，但所有教会学校都拒绝开课。他们又妄图操纵舆论，所控制的一些报馆狂热地发表亲日反蒋反英美的言论，还对广济医院进行恶毒攻击。高德斯主教和苏达立前去日军特务机关进行了严正抗议，申明将向伦敦和东京报告，他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这其中就有《新浙江日报》，大肆造谣污蔑广济医院，题为《神秘的广济医院》，谓该院所住均有钱无病者。苏达立向该报交涉，伪报社经理程季英推说是日特务机关的稿件。苏达立欲通过英领事提出抗议，日特机关闻讯恐事态扩大，嘱该报更正，其事始寝。
对广济医院来说1938年最不幸的事件是“伤兵遭羁押”。日本宪兵蓄谋已久，于7月30日悍然闯进广济医院拘押了103名中国伤兵。日军团团围住医院，四周架设了机枪，尽管苏达立和全体员工奋力辩争，僵持六小时，也无济于事。宪兵队比较友好的藤丸中尉这时已换成了一个叫山中的少佐，事情因此始终无法转圜。日方企图迫使苏达立签署移交文书，苏达立宁死不从，他在后来给使命会的报告中的原话是：“我告诉日方人员：‘即使致我于死地，我也不会退让半步’”。
苏达立他们商定由高斯德主教前往上海向英国总领事汇报，并通过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等媒体将日军的无耻行径公诸于世。在外交和舆论压力下，日军当局同意高主教和苏医生可以定期探视羁押在陆军监狱的伤兵们。监狱的条件不言而喻，十分恶劣，拥挤而潮湿，每次苏医生都是在刺刀下给伤员看病的，看病的诊室据说过去是行刑室，高主教则为大家做祷告，他们也给这些“犯人们”带去食物、信件等。经过不断交涉，日军在1938年11月3日明治天皇生日这天释放了其中44人，连同医院剩下的一些残疾伤兵给予平民身份，另外59人被转移到上海关押。医院剩下最后一批伤兵是1939年的复活节顺利出院的，医院为此举行了盛大欢送会。获得自由的伤兵大多秘密去了非沦陷区，有的成为中国军队里的教官，其他人从事各个行业。因为之前苏达立和田浩征就为他们办了一些职业技能培训，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有道是：坏事做绝，必有报应。1939年初，苏达立亲眼目击了杭州日伪遭受的一次重大打击，那就是轰动一时的杭州伪市长何瓒被刺事件。
1月22日晚，他就在自己寓所被军统枪击重伤。日本当局大为恐慌恼火，立刻传令苏达立医师前去抢救，四天后在日军医院内苏达立当场看着大汉奸咽气归西，他将此事写进了给伦敦使命会的报告中。 5月，苏达立夫妇返国休假，由郝惠琴医生任代理院长。 9月欧洲战事爆发，他很想留下来再次加入英军与德军作战，但未能如愿。一来军队有点嫌他年纪大了，二来他自己也认定分别在欧洲和远东奋勇抗击法西斯的英中两国终将会成为正式的盟友。 7月，最后决定由苏夫人留在英国陪同两个女儿，苏达立则几经周折回到了杭州广济医院，医院全仁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可是苏医生回来不久即因蚊虫叮咬而患了血中毒，不得不卧床休息四个月。但他尚未完全痊愈，即投入救难工作，这次是前去解救遭“绑架”的圣公会杭州信一堂牧师宣绥降和圣公会浙江教区秘书铁逊坚牧师（W.R.O. Taylor）。那是1940年秋，两位牧师前往一个市郊墓园主持葬礼，苏医师却接到了报告说二人遭土匪绑票。于是他即时和铁逊坚牧师在圣经学校的同事吴慈（Margaret Woods）女士驱车前往离出事地点最近的通车处，然后步行上山。临行，苏达立给司机写了一张纸条，表明如果四个小时不见他们回来，司机可自行开车回去。他们在山上一路呼喊搜索，不久遇到了一位看守墓地的工人，告诉他们两位牧师已被释放回杭州去了，原来“土匪”实际是游击队，两位牧师被误会当成密探了。 还有一次医院的库房管理员去北郊购置大米也被游击队拘捕，以为他是伪政权人员。苏达立又乘坐他那标志性的救护车出发了，好在同样有惊无险，就在他回程时，他惊讶地发现游击队集合的茶馆离伪政权警察岗哨只有50码。游击队的人笑着跟他说：“他跟咱们是一伙的。”
秋，苏达立在医院众人强烈建议下前往上海休养两周，路上却比在杭州救难还惊险。他和杭州邮政司寇顿夫妇同坐的列车开出大概30多英里即被地雷炸毁车头，一节车厢翻车，两节出轨，苏达立他们的车厢虽经天摇地晃最后还是幸运地安然停在了轨道上。他们等到外面“铁道游击队”的机枪射击停止才狼狈起身，饥寒交迫地穿过泥泞的地面逃难到下一列车继续前行。后来他回经此处发现附近所有房屋全部遭日军报复性毁灭。 此时亚欧大陆两端的两场战争合二为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苏达立开始安排医院里年老体弱的外籍员工回国，其他人做好了迎战暴风骤雨的准备。
12月8日上午，苏达立正在医院教堂做礼拜，有外籍同事来告知听到收音机里日本向英美宣战的消息，苏医生走出医院教堂对中国朋友说：“现在你们有两位盟友了：英国和美国。”中午时分，驻杭日军即派宪兵到医院进行了搜查，没收了无线电和一些“违禁”书刊，加派了监视哨。苏达立他们与外界联系几乎中断了，无法收到捐助款项，只能靠以前的积攒度日，因此不得不缩减医院的规模至130张床位。 日军头目找苏达立问话，试探询问医院外籍人员是否愿意回各自国家，苏达立说自己愿意短期返英休假，但最终还要回来为杭州老百姓服务。 杭州外侨分两批被遣返回国，美国人主要安排在第一批，英国人为第二批，但广济医院医务人员不在此列，他们的命运岌岌可危。8月31日，日军突然下令要征用广济医院以应付此前浙赣战役造成的伤亡，苏医师当时听说日军死伤高达7万（实际为25000左右，中国军队伤亡约7万）。第二天他们逼迫苏达立医生等员工及所有病人收拾东西离开，医院移交给日本军事医务机关。
就在自身处于危难的时刻，苏达立也没忘记要救助别人。日军似乎有意要留用所有中国护士以充作部队看护，不让她们外出，有的日本兵还对护士们动手动脚。苏医生找到他们指挥官，说这些护士年纪还小，需要跟父母道个别。指挥官同意了，结果这些护士出了大门，没有一个再回来的！ 在这种“名征实抢”的情形下，苏达立能带走的物品非常有限，他情急之下只抓了一套苏夫人以前到农村巡诊时使用的外科器械包，而郝惠琴医生只用篮子装了苏达立和自己养的两只猫咪。原来的广济医院只有麻风病分院继续开业接诊平民，因为日伪也不敢随便把这些病人放走，由日本医疗团体同仁会接手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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