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 | 《近世江南的城乡社会》结语-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当一个中国农夫到了一个由电灯照明的市集，看见机器研磨的稻米，商店里卖着罐头食品、脚踏车、机械零件、进口肥皂、短袜或牙膏，他的生活便已开始改变——不仅是他自己的生活，更是他所处的社会。

一、城市化的影响

本书论述的中心在江南的城乡社会，主要包括了乡村聚落的统合与治理、水域生活与政府管理、社会救济与公共工程的推展、城乡交通网络与市镇变迁、城市群落的发展格局及其中心化等问题，都在近世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着各种转变。清代历史较长，既承接了明代以来的社会变化，也在政治上蕴育着各种变革，城乡社会出现了一些新面貌。到了清代晚期，主要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政治体制与行政管理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城乡社会的结构与发展模式，并塑造出日常生活的新形态。其中，城市化与城市生活的变化，发展到民国时期，更为引人注目。

对江南地区而言，都市化或城市化的进程，自晚明以来就表现显著，到了晚清与民国时期，“现代化”成为判识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归纳，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这不仅涉及地域社会结构调整、权势转移的大问题，也关乎地方民众的生活空间、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等日常生活的现实问题。城镇作为社会生活、文化创新与政治活动的中心场域，具有很强的聚合作用。

倘从近代以来的发展来观察，江南重要的城镇有三个显著的表现：一是上海得到了“飞速畸形的发展”；二是无锡由于近代轻纺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迅速赶上苏州、常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苏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三是地方小城镇在农业专门化影响下进一步得到发展，出现了正如今天一般十分稠密的格局。上海县在清末境内已有72个市镇，无锡县在1932年有79个市镇。可以说，江南地区县以下的市镇，兴起于唐宋，繁盛于明清，定型于近代。不过对江南其他多数城市来说，空间的扩张确实是有限的，地域结构相对比较稳定。

数量比例显得更大的市镇，苏南与浙西相较，显得要发达些，许多市镇十分出名，像奔牛、戚墅、周庄、陈墓、同里、木渎、甪直、唐市、震泽、盛泽等等。据民国时人的考察，以长江为界线，一般所言的镇在江南、江北多称镇、市或桥。也因为在水乡，市镇与桥之关系甚大，苏谚中就有“逢桥三分市”之说，可以一斑。而村镇的构造，则以淮河为界而南北不同。淮河以北的镇多沿大路，外绕以土圩，圩内街道广阔，间有炮楼，均因防匪而设；淮河以南的镇多沿河，街道狭窄，市街大概分正街与码头二部分。江南因经济优越关系，一个巨镇之繁盛，每每超过淮北的县城。浙西杭嘉湖的市镇因商业状况的不同，而多有差异。在嘉兴地方的童谣中，有所谓“唔啦嘉兴，有一楼、二亭、三湾、四塔、五湖、六街、七县、八寺、九镇、十桥”，当中言及的“九镇”，就是东栅镇、塘汇镇、南堰镇、新塍镇、新丰镇、新篁镇、濮院镇、王江泾镇、马厍汇镇。再如吴兴县：“本县市镇，以南浔为最大，菱湖及双林次之，乌镇、善连（琏）、陈市等又次之。”

这些市镇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曾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镇的规模迅速扩大；二是镇的发展进一步向江南东部扩延；三是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市镇”。到民国时期可以说已基本定型，也由于历时短暂，在地域规模上也未有太多的变化。例如原属明清时期的超级大镇盛泽，在民国初建后，镇区稍有扩大，但变化一直不大，直到1940年代，镇区面积仅有0.6平方公里。

都市化或城市化的进程，有时是与城区人口的增长保持着正比例的关系。巨量的人口增长，必然要求在居住空间、粮食供应、蔬菜提供、谋生渠道等方面有相应的增加。这就给城市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市周边城乡，为了迎合城市生活发展的需要，表现即是如此。

随着上海市区域的扩张、民众生活需求的巨增，周边城乡在逐渐纳入上海城市圈时，生活选择正在发生着变化。一些市镇出于交通的便利，就近为大城市提供服务，农业结构也很快转型了。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上海被辟为租界地后，中外互市，人口繁兴，需要巨量的蔬菜供应。真如镇地方农民，为适应市场需求，从传统的棉稻种植转向蔬菜种植；每年六七熟，获利较多。真如镇之东南乡大都如是。而在西北乡，因交通稍形不便未能很快转变种植结构，但也有种植洋葱的，每亩收获也多至二十余担，价格视产量及需求之多寡而升降。由于洋葱是西餐的主要食物，销售洋庄，获利也较丰。上海县地方，洋葱因市场需求而种植日多；马铃薯（土豆）种植收获颇丰，成为近十余年来当地出口物之大宗；属于“欧洲种”的花菜，近三十年来沿黄浦江一带也是“种者日多”，且以董家渡地方所种的最有名。也因为上海租界的扩大、人口的增加，浦东的北蔡居民将部分棉田改种蔬菜，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副食品需求，蔬菜在当地种植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上海城市的崛起，离不开与周边农村的互补互动，也使本来商品化已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周围农村的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或转型。

当然，离上海更远一些的小城镇，因缘新式火车、公路系统的开拓与发展，也会出现这种产业上应对大城市需求的全新转变。

总之，江南的城市主要还是政治中心治地，同时也是经济中心、消费中心、文化中心、生产中心和交通中心。相对大城市而言，江南小镇的生活状态要松弛闲散得多。在不通公路的菱湖镇，现代化的公用设施，除了一般城镇都有的新式轮船外，当时是已有电力而无自来水、有卫生所而无公立医院、有电话电报站而无公共汽车，但对菱湖人来说，只要有船一切就活了。真如镇虽紧邻上海这个都市中心，但交通状况的不良，曾让人印象很坏。经过五年的改造，情况大不相同，“各方面建设的进步”、“公共汽车行驶的改善”、“京沪铁路沪翔区间车的增加”、“识字教育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之推进”等等，好像都是从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

“现代化”一词，是modernization的对译，也可以说是“近代化”。作为一个外来词汇，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渐流行的一个术语。这个概念，可以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新名词。

在1963年，江口朴郎已经指出，产生于西方各经济、技术领域里的“产业革命”、政治领域的“市民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思想”的形成，是现代化在世界史上的起始点；而福武直等人则直接认为，“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是现代化的标志。依照这样的说法，中国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是所谓帝制时代向现代国家的过渡，大概算得上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已经现代化了。

1914年，库珀（ClaytonS.Cooper）在游览东方国家后，将其观感写成《东方正在现代化》，注意到东方的觉醒并正在急匆匆地投向西方世界。在这里，他是以“现代化”取代了“西化”一词。

而在“五四”时期，中国人常谈的仍是“西化”或“欧化”，其实指的就是现代化。现代化一词的确切含义，如果加以概括的话，可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与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进程；二是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即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三是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涉及工业或经济领域以及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四是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是一种“文明的形式”。

民国年间的人们曾集中讨论过这个“现代化”，以及“现代化”对于中国的意义何在。《申报月刊》在创刊周年纪念时，搞了所谓“特大号”，组织“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所收文章包括杨端六的《中国现代化之先决问题》、陶孟如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张良辅的《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樊仲云的《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李圣五的《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程振基的《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感想》、吴泽霖的《中国需要现代化么？》、金仲华的《现代化关键在普及教育》、郑学稼的《现代化与中国》、诸青来的《中国实业现代化问题》、杨幸之的《论中国现代化》、吴觉农的《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陈高佣的《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唐庆增的《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等等，论题众多而观点歧异。

后来有人提出，现代化的一些特质可归纳如次：第一是“大规模的机械生活”，第二是“生产机械文明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第三是“大规模的工业组织和管理”，第四是“教育的普及”。简化之，就是机械化、科学化、组织化、教育普及化这四点，在现代化的众论中是不存在异议的。

周谷城还指出，从“五四”运动以后，到1940年代，关乎“西洋化”（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学者们论著颇多，蔚为学术界之大观；参与争辩的学人，包括了顽固守旧（完全反对西化）、完全西化与老成持重（前二者的折衷）三大派。在他看来，西化即要实行产业革命，老成持重者，即部分地主张西化相对较为允当，也符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陈说。

尽管现代化并无经典的定义，但从总的来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种演变。这种演变应该包括各个方面。而广度的所谓现代化，有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当然，其内涵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仍是不断变化的。至于现代文明，是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相联系的，现代文明造就了现代性，既意味着物质与技术层面现代与过去的某种断裂，也意味着精神与文化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更意味着制度与生活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那种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以及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挑战，其实一直是存在的。

从清代过渡至民国年间，近代化或现代化，确实可以作为观照近世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城镇发展就是其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层面，特别是沿海的若干大城市，与内地相比，自晚清以降，大多兴盛不衰。其工业经济、城市规模、制度建设与生活水准等，往往可以成为推定城市发展或者社会发展近代化程度的指示。

OlgaLang在1946年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即便如僻处内地的甘肃兰州城，都已拥有图书馆、发电厂、电灯、面粉厂、肥皂工厂、柏油路、霓虹灯、电报与电话设备、新式学校、大学、医院与饭店等，遑论上海、杭州、苏州这样的江南著名城市了。在民国时期的学者看来，现代都市的产生就是工业化影响的结果，除北京、南京外，因政治关系而国家竭力发展之外，其他都市“皆为工业化之结果”，而且“此种都市发展之程度非政治中心所能比拟”，在所有的工业都市中上海又是最重要的。

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兴盛，使其成为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与最大的都市。从清末开始，新式楼房的兴建，市面的改观，电车的通行，邮政的兴设，电灯、路灯、德律风（电话）、自来水的次第装接，使上海的城市生活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现代化的进程，除上海外，江苏省内也只有南京、苏州两地发展较快，也与各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这种发展态势，使邻近地区的经济生活受到重大影响。各地的实业建设在大步推进。从1912年开始，镇江、苏州等地的实业协会，都以建设工业社会、振兴实业为旨归，号召民众群策群力地推进实业建设。在这样的情境下，新式的工厂大量建立，产业工人队伍日趋庞大，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在逐步发生着变革。

在普通的县域嘉定，那里的工人都愿意到工商业经济最发达的上海谋生，竟使劳力“几供不应求”。川沙县原来发展不错的花边、毛巾等手工业品，因上海都市生活的吸引，县境内的剩余劳力都涌往上海，受到了很大影响，出现了无论以知识还是以劳力自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恃上海。川沙人黄炎培就说：“人口有余，则移之上海；职业无成，则求之上海”；川沙民生之艰难就与“上海市场之衰落为正比”。

在南汇县，民国初年兴起的织袜业，在洋袜的冲击下被迫转型为针织业。但其与上海市相邻，隔黄浦江相望，“轮渡往返，日必数次；益以铁道筑成，自周家渡至周浦镇瞬间可达；境内航轮，联贯各区重要市镇”，因而“海上风气所向，南汇必紧承其后”，以便更好地适合市场需求以及这个时代的生活。现代化的交通在当中起了重要作用，大大缩短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也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与出行安排。水在江南城乡社会中虽然是最核心的地理元素，但在轮船、汽车、火车等这类现代化的交通条件日趋改进的前提下，使江南这个山地、平原、河湖、近海的生态相嵌体，建构起更为有机的一个整体，形成现代化的“新江南”。

城乡社会的巨变、城乡差距的加大以及乡村在工业化时代的重压下，很多人不得不离乡入城，寻找谋生的机会。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上海地区在江南已逐渐成为容纳羡余人口的绝大场所。像宝山县，虽有少数人家境况不错，可以依赖借债持续其简单的再生产，但多数人则属于无恒产、没信用、借不到债的贫农，都不得不就近到上海去挣钱，最普通的是“做厂”、“出店”（给商店当运输工人）、“吃油水饭”（在馆子中做堂倌）、“摆作台”（开缝衣店），但这些已是1926－1927年间的时髦生意了。

上海周边的城镇乡村，固然多受上海的影响，就是整个江苏，多少也受到了上海开埠的影响。像苏州，“受上海化的地方也很多”。浙江也是如此。譬如在嘉兴，与上海毗邻，颇能接受近代文明的影响，给嘉兴社会带来种种新生事物，包括新式轮船、电报通讯等。稍远一些的吴兴，同样也受影响。一些丝商巨贾撑住了吴兴的经济命脉，使县城颇觉繁荣，南浔、双林、菱湖等市镇也“都市化”了，“高大洋楼，电灯电话，一切都市文明的设备，在畸形的发展着”。

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化，脱离不开西方入侵的巨大影响。而江南的镇江、苏州、上海、杭州等城市中租界的建立、扩张与变迁，又对具体的城乡社会生活领域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冲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初步实现了交通运输与通讯的现代化，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末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为纪念上海的外国租界创立五十周年，在上海外滩公园作了一个演说。他指出：“上海是我们的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看一看租界的全貌吧——煤气灯和电灯照耀得通明的房屋和街道，通向四面八方的一条条碧波清澈的水道，根据最良好的医学上意见而采取的环境卫生措施。我们为了与全世界交往而拥有轮船、电报、电话；还开办了外国发明创造的棉纺织厂、造纸厂、缫丝厂；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北部的铁路，充当了将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到处可见的设施的先驱。”

江南城乡社会的现代化与城市生活的繁华，在民国时期带有上海租界的影响。租界堪称是上海的“精华”。在1930年，长泽规矩也（1902-1980）撰文指出：上海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商业城市，而民国时期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在上海也自不待言。上海、苏州等城市在开辟租界后，出现了现代化的西洋式“马路”。它用碎石铺成，有马车和黄包车行走，更有西式建筑、机械工厂，还有政府管理的街灯（苏州在1910年起改用电灯），这被认为是彻底改变一个城市景观的有力作用物。

而为人们的交通、住宿及旅行提供服务的专门机构，以上海为最先进。1927年，陈光甫在上海四川路120号创办中国旅行社，成为游客与食宿场地间的重要中介。其后新建的旅行社纷纷涌现，也导致了三四十年代旅游业的大发展。中国旅行社在上海建有总社及分社，主打广告语是“代诸君解决旅行上一切问题”。具体内容包括：“经售车票船票、代定卧铺舱位、经售飞机客票、办理出洋护照、计划行程旅费、代办团体旅行、发兑旅行支票、运送行李搬场、代定旅馆房间、选派向导伴游、发行旅行丛书、沿途照料旅客。”

以产品推销、信息传布为宏旨的广告业，在其间起了不小的推进作用。除旅游业外，广告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已无所不在了，尤以日常生活用品及医药广告为常。民国初年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中，医、药广告就占了不小的比例。1920年代，上海自来火有限公司（the Shanghai Gas Co.,Ltd）的煤气灶广告中说：自来火灶，“近日中国人大都改用自来火灶，不用煤炉，其故实因自来火灶视煤炉为洁净便利，且费用亦与用煤相仿，并未昂贵”，上海人都应该试用之。经销福特（Ford）汽车的上海美通汽车公司，在广告中说：“福特新车，稳妥可靠，不但购置福特之车主，机械工程师，乃至规模宏远之实业机关，亦莫不交口赞誉。实则新式福特之经济不费，正与其美观，速度，安全，舒适，种种优点相埒。其各个零件之品质优越，毫无修理之烦。一岁之中，不知可以省去若干金钱。”出于广告业的繁盛，浙江省的“广告捐”就在1925年二月前由警务处创办，凡是商民发布的各种广告，由警察官署征收广告捐；同时充许在杭、嘉、湖等地区设立广告公司，代商报捐。

就近百年来的城乡发展来看，工业化与现代化确实是历史的总趋势，现代生产力对于整个东亚世界面貌的改变有着巨大的力量。像“无线电”（即收音机）虽然不曾普遍化，可是差不多的店家已用它来招揽生意了。嘉兴在1932年建成了第一家私营广播电台（久大广播电台），因白天不供电，广播时间限定在晚上6点至9点，但是覆盖范围包括了嘉兴城区与周边乡镇。播送内容除介绍“久大百货商店”的商品外，还有各类广告、地方要闻和历史掌故，文艺节目内容也很丰富，有评弹、京剧清唱、学校文艺演出以及“百代公司”的唱片播放等。

上海已发展成为太湖平原城镇群落的重心。这个新型的大都市，确实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精神，成为“引进新观念和新行事方法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场所”。许多许多的人，被这上海的巨大漩涡所捲裹，沉溺得无从找寻一条出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真的是一个“游荡儿的世界”了。

在这样社会巨变的背景下，即使是江南一般的城镇，对乡村民众也有了很大的诱惑力。虽然在乡村田园中，已没有多少年青人再愿意待下去了，但他们与乡村的根，仍是没有办法断绝的。这一点与传统时代区别不大。

这样看来，“现代化”确乎很盛行了。新式的城市生活形式，如电灯、电话、自来水、新式马路及新式旅馆等，大多由租界地区先行，后来波及于普通城市，从某程度上来说，现代化就很有“租界化”的味道。

清代以来的江南社会变化，比较明显地体现于城镇之中。无论是制度规范的变化，还是社会文化的转型，在城镇生活中都有明晰的反映。城乡地区以士绅为主导的公益活动或施善传统、乡村地区的基层控制与秩序稳固、水域生活的管理与制度调整、社会危机的影响及其政府应对、人文地景的塑造与地域转移以及现代国家建立后的地方层级管理、城镇空间与生活形态的变化、新式水陆交通网络的形成及其对城乡生活格局的影响、城镇经济与公共服务的新形态等，都突出地呈现于江南社会变化的各个层面，“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越益让人感受强烈。

“现代化”一直是以城市或城镇为中心的，但其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力在乡村社会依然是缓慢而不剧烈的，甚至江南的不少小城市的变革也让人觉得不够明显。在1923年，梁实秋（时名梁治华）南游至浙西的小城嘉善，看到城中卫生的不良后曾撰文指出：这里似乎有“丝毫未受西方化的特征”：“二条街道，虽然窄小简陋，但是我走到街上心里却很泰然自若，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没有汽车电车等等杀人的利器追逐我。小小的商店，疏疏的住房，虽然是很像中古世纪的遗型，在现代未免是太无进步。”

同年，梁启超在其所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表示就中国内部的社会变化而言“诚然是进化了”，但在这五十年当中，与美国、日本、德国等比，又是“惭愧无地”。

上述二梁的言论，揭示出彼时中国“现代化”的一些实态，既有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发展区别，也有中国与外国的发展差异，现代化在中国当然仍有其局限性。经济发展较好的江南地区，仍存在着很多并不令人满意的地方。

总之，从传统时代以来过渡至现代化进程中的江南城乡地区，还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与局限性。与现代化的上海相比，江南很多城市（如苏州）的现代性，该属于何种类型仍是存有疑问的。上海这样的沿江沿海之港埠城市，长期受到西方强权国家的刺激，已快速“现代化”，其居民之行为，足以影响其他城市，甚至更广。江南正好属于传统与现代碰撞与融合最剧烈之区，江南的城乡社会与民众生活正在发生着改变。现代工业的兴起，现代交通运输网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