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清楚记得与科大卫老师最后一次讨论学位论文时的一幕。那是2015年7月中旬的一天，在溽热的香港，时近中午，谈话已至尾声，科老师从办公桌后缓缓站起身，左手抚在那叠厚厚的打印稿上，冲我微笑：“你看，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资料汇编。你要拿住它，用它写一本书出来。先答辩吧！”我轻舒一口气，感觉一桩长久缠缚、困扰自己的事情终于结束了。不过，在答辩过后很长时间，我并没有把心思系挂在这个“资料汇编”上，而是将它搁置一旁，只是后来为应付工作，才匆忙抽出部分内容，拾掇成文，作些发表。

我的学位论文原题《明清以来杭州湾南岸的社会变迁》，由于定得足够宽泛，提交开题后便一直不曾更动。但随着研究推进，关注点却不断游移。我最初着力收集当地湖泊和水利资料，将自己的研究设想为水利史，但很快就因得到为数可观的族谱而将目光转投宗族；后来在族谱里发现了不少盐场和卫所信息，不觉被它们吸引，又花了不少功夫去了解这两项制度；期间因对沿海卫所往来人群感兴趣，一度岔开去考察海上贸易；转过一圈后，才发觉各种因素太过发散，有必要从厘清盐场土地问题入手，将它们勾连起来。最终，我选择以濒海土地开发为研究切入点，并把重心放在了宗族制度上：

我们关注的杭州湾南岸地区是在近一千年时间里，随着海岸线北退和沙涂淤涨，被逐步围垦、开发出来的海积平原。对于逐渐扩增的沿海新生土地，不同时期的人们根据自己时代的制度和文化资源采用不同的手段加以控制和管理。这使得濒海乡村必须不断调整自身的组织架构，从而将历代新增的资源调配方式纳入自身的组织系统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当地的宗族建设不断呈现新的时代议题，祖先、房派、世系及公产渐次成为不同时代的核心问题。经过逐层累加，到了清代后期，为张宝琛所熟识的宗族形态才最终确立起来。通过对这一宗族制度累积过程的考察，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充宗族制度的历史内涵。同时，通过细致剖析这濒海一隅之地的社会变迁过程，我们希望可以增进对江南区域复杂性的认识。（《明清以来杭州湾南岸的社会变迁》“绪论”）

杭州湾南岸的各姓家族就是经历了宋元以来近千年的演化，逐渐将祖先、祠堂、房派、祀产、丁口及谱系纳入自身的组织架构中，最终形成我们熟悉的宗族形态。当然，这一过程相当曲折，伴随着不同人群间的联合、争竞。在每一个重要的转变节点处，一部分旧有宗族会因无法有效调整自身组织架构而衰弱、分解，一部分则实现转型，继续发展壮大，而且每一个时期都有新的宗族冒起，成为濒海地区的新兴势力。清代后期以来所见的当地复杂的宗族社会形貌正是新老宗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断层累、交错、糅合而成的结果。过往的历史正以这样的形式存在于当下。（《明清以来杭州湾南岸的社会变迁》，“结语”）

整整六年过去了，我对宗族问题的理解谈不上有何实质进步，反而因见了更多地方差异性，对这种概观式的论述更不自信了。正是在踟蹰犹疑之间，我改定了这本小书。现在全书约为20万字（原文近40万字），其中一半篇幅蹈袭旧文，另一半则系重新写作。在书中，我尝试把讨论重心从宗族转向土地，探讨地权特别是“一田两主”惯例的形成过程，但受学位论文格局所限，难保成功。

我把理解杭州湾南岸地权形成历程的视角概括为“历史地层学”。当敲出这五个字的时候，我不禁嘴角上扬。这当然是一个生造的词。事实上，直到修订书稿的最后关头，我才“灵光一闪”，臆想出这个词来。我相信“地域社会的历史犹如地质学中的地层构造，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层序列叠覆、累积而成。不同地域的历史地层或薄或厚，层次或多或少，最终形成高高低低的历史地貌”。简言之，今日所见各地风土民情、社会面貌等等差异与这些地方经历的历史过程的丰富程度息息相关。这一见解早在科大卫、郑振满等学者论述中得到完整呈现。臆造一个“历史地层学”，或许只是对“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的一记调侃。

重叠的“地层构造”，正是杭州湾南岸本身的历史地理给人的直观意象。这是一片逐渐淤涨成陆的土地，历代修筑的海塘在其上描画出一条条时间刻度线，使之呈现为彩虹状的地理样态。这条“彩虹”的不同“色带”对应不同历史时期，整片土地就像地质学的一个地层剖面。一般情况下，由于历代制度被不断叠加与复写，一块土地的地权形成过程往往难以追溯，而杭州湾南岸这种逐层铺展的地理进程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探讨地权形成问题的绝佳地点。

毫无疑问，杭州湾南岸并不是特例。晚清民国时期的南汇、上海、崇明和川沙等地都存在类似的土地惯例。即便是历来作为明清史研究重心的江南，新近的研究也显示出，太湖以西的江南核心区域事实上也可根据开发进程划分为三个区块，即西部低乡地带、中部高乡地带和东部沿海沙盐地带。此外，在更遥远的台湾竹堑地区，清初以来此地实行分疆划界的番界政策，乾隆年间先后划定的土牛沟界与屯界将这一地区由西向东划分成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区（汉垦区、保留区和隘垦区）。由于清朝在这三个地理区施行了不同的管制策略，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和聚落形态。可见，这种“历史地层学”的视角可以推展到更广阔的地域中去。

本书是一个过程中的作品，远非原先预想的从那个“资料汇编”里写成的一本书。一个很大缺憾在于未能深入探究萧山沿海的地权状况。现在看来，我过度沉浸于解读那个彩虹状的地理态势，重视南北向的地权层累问题，而忽视了同一区域内部东西向的地权分异。事实上，在同一个“子母传沙”的土地开发惯例中，在同一个“一田两主”的地权名目之下，内在差异性和复杂性才是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重新构思、写作，我会把现在的“余论”部分扩展成专门一章（相应压缩本书前半部分过于繁复的铺陈内容），用南北向的层累视角去解释东西向的差异问题。

其次，本书没有更多呈现商人、商业等流动性因素在塑造地权格局中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受材料所限，反映当地商人商业活动的史料细碎零散，不易拼出完整画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关注点愈益从人群活动转向那些稳定的、不动的、结构性的要素上去了。如果说学位论文着意的还是“社会变迁”，那么本书更想接近那个“社会”和“格局”。

最后，也是最不可饶恕的一点，本书未能充分展现女性在地域社会史中的作用，只对零星几位作了蜻蜓点水般的描述。我自问并不十分缺少有关性别视角的学理知识，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先前所受社会学训练，但事实证明，理论言说和具体实践之间相去不啻霄壤。从杭州湾南岸地区历史来看，我相信女性无论对于宗族建设，还是对于地权形成都有关键影响。当地诸多女祖传说和女祠建筑的存在表明，在父权话语的层层遮蔽之下，尚有一条隐抑的社会线索有待发掘。我想，这本书出来以后自己基本就告别了有关杭州湾南岸盐场社会的研究，唯一让人系念的就是女祖和女祠背后的那个问题。

临了，谢谢科大卫老师，我研究历史的手艺大部分是从他那里学到的，相信再难遇到在学术上对自己影响如此深远的老师了。很多年前，科老师写过一篇《告别华南研究》，现在他的学生开始面临“告别科大卫”的困境了吧。谢谢蔡志祥老师，给我很多教诲和挑战。我对跨境的经济史，对宗教与节日，对华侨社会的粗浅认识大都来自于他。记得论文答辩当晚聚餐后，我搭蔡老师的顺风车返校。在车上，我们自然聊起了我的论文，他诚恳地指出，我很努力，但仍然是“给科老师做了一个注脚”。当时我确实心有不甘，但细思起来，这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评价。谢谢邱澎生老师，他的课程拓展了我的眼界。我对地权问题的理解，正是从他开列的书单开始的。当然，还有很多师友应该放进致谢名单。我只在心中默念一遍，发觉自己也有个不错的关系网，谢谢你们的同行与帮助。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朋友曾建议我好好修改论文，慢些出手，因为它有可能成为我最好的一本书。你们这话可让人伤心。

我的研究受益于杭州湾南岸文史学者的研究。他们对乡邦文献的熟稔程度，对地方历史的认识深度均远超于我。特别是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童银舫和王孙荣老师、掌起镇的任永江老师、宗汉街道的陈长云老师，为我提供了诸多帮助，本书在不同地方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王孙荣老师慷慨分享了大量史料和研究著述，惠我良多。

当然，我最应该对慈溪、余姚等地接待过我的朋友表达深深谢意。埂田的罗建立先生最早冒着酷暑带我调查，观海卫的黄利波、莫非等先生曾邀我一同寻访乡土古迹，师桥的沈适飞先生常常解答我的疑问。正是在他们的协助下，我顺利走进了杭州湾南岸的世界，结识了更多朋友。

这大概是本很少人会读的书吧，谢谢每一位打开它的人。

内容简介  · · · · · ·

明清时期，杭州湾南岸沙盐地带是一个盐场、州县、卫所交错，灶户、民户、军户人群混杂的地区。数百年沧海桑田中，沿海沙涂不断淤涨。这些沙涂按成陆时间先后分成“母沙”（老沙涂）和“子沙”（新沙涂），从“母沙”淤涨出来的“子沙”归属“母沙”原先的主人所有，子母相传，永永相续，由此形成“子母传沙”的地权惯例。在此基础上，当地逐渐产生形态各异的“一田两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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