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渔浦这个小村平淡无奇，在古代，它可是沟通浙江西东的著名津渡，曾有渔浦潭、渔浦寨、渔浦口、渔浦渡、渔浦镇、渔浦街等称呼，附近还有渔浦山以及游移变迁的渔浦湖、渔浦江等。千百年来，潮涨汐落，舟来槎往，渔浦迎送了无数的官民军旅、农工商贾、骚人墨客和来自各方的旅人游子。它经历和见证证了湘湖一带的沧桑巨变，留下了一串串文化积淀。因此，要了解湘湖，不可不了解渔浦。

上古时期，渔浦这地方是一片浅海，后来逐渐形成潟湖，但湖口仍与钱塘江、富春江相通。到得晋代，顾夷纂《吴郡记》，已有“富春东三十里有渔浦”的明确记载。南朝梁的顾野王在《舆地志》中则有“渔浦湖”的记述。据考，当时潟湖基本上已转变为与江海分离的内湖，渔浦湖边已形成村落，并成为濒江傍湖的渡口船埠，为皖省和严州、富阳等地船舶入越、甬的必经之口岸。至唐时，杭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与外界往来，人流、物流几乎全靠舟楫。杭州城南之柳浦与钱江南岸的渔浦、西陵（西兴）形成了一个水运三角的枢纽，渔浦因此成为当时萧山境内仅次于西陵的重要“活水码头”。唐末，渔浦一带淤积严重，多处汀洲显现，航道不畅。五代吴越王钱镠注重水利，筑西江塘以稳定江道，渔浦相对稳定。宋代，渔浦作为重要官渡，设专官监察，配备转运司船，后又改为“渔浦寨”，形成固定街市，客运货流繁忙，成为萧山县境内钱塘江沿岸的四寨之一（其余三寨为西兴、龛山、新林）。明代，设渔浦巡检司。弘治年间改为渔浦镇，设使臣廨、税场。

明天顺间，开凿碛堰山，疏新江，浦阳江下游始由西小江入海改为与富春江、钱塘江交汇。其时，尽管“渔浦内外沟港抵塘之处，瓷以巨石，辅之木桩，树之榆柳”，后又“大兴塘役，山（阴）会（稽）二邑协力筑之”，使堤塘增加了抗潮御洪的能力，但由于三江之水交汇，潮水、洪水之冲击力很大，堤塘决口时有发生。成化年间，建成不久的渔浦新桥及桥南的渔浦镇竟被冲垮而沉陷在浦阳江内。后只得在新堤之东，易地复建新的渔浦街。至此，渔浦逐渐失去了千百年来“活水码头”的功能。至清乾隆初，渔浦终因交通变迁而将繁忙的渡口任务让给离它不远的南面的临浦和北面的西兴。但明成化年间重建并传至今日的渔浦街，作为古渔浦的继续，一直存在于西江塘畔，它像一位屡立战功饱经风霜的退役老将，守望着滔滔江水，怀念着往昔的辉煌。

作为古渡口，渔浦蕴涵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它和离它不远的西兴一样，同样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刘宪康《山青花欲燃》一书中指出：

渔浦，就是这么一个“到此岂可无诗”的地方。历代在这里“出”过诗的诗人，除了引文中点到的几位以外，还有王维、陶翰、储光羲、钱起、皇甫冉、李嘉佑、独孤及、权德舆、崔国辅、释皎然、潘阆、李纲、喻良能、王冕、马臻、来集之、高启、蔡仲光、毛万龄、查慎行、赵执信、陈至言、厉鹗等几十人。诗词以外的其他文体，如元赵子渐和清郭伦的同题异文《萧山赋》，以及元杨维桢《渔浦新桥记》等，对渔浦都有赞颂之词。一个在今人看来显得颇有点“冷落”的水边小村，竟有如此厚重的文化积淀，这是很值得引以自豪的。

现在，一般泛称三江口的钱塘江江面为渔浦。此处江流交汇，水激浪涌，河床深浅不等，加之钱塘江咸淡水在此交替，是鱼蟹栖息繁衍的好地方。古往今来，春夏之夜，捕鱼的乌篷小船云集江边，群萤般的船灯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这一渔火夜景历来为人赞赏，萧山八景中的“渔浦烟光”即指此。如今，这里依然是钱塘江鱼鲜的重要产地。每天下午，义桥、闻堰等江边，捕鱼的船只鱼贯拢岸，转眼间形成鱼市长龙。采购者不仅有附近的居民，还有来自萧山和杭州的城里人。

渔浦，地处湘湖边缘，属湘湖范畴之内。有人设想，应重现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之与自然风光一起成为湘湖的一处亮点。这里，应建造一座“古渔浦”碑亭，碑文镌以渔浦的历史；这里，应设立一个“渔浦诗碑公园”，将古人歌咏渔浦的诗词，镌成碑林；这里，应恢复青石板铺成的窄窄的渔浦老街，重现其具有江南特色的古街风貌；在渔浦堤塘的最宽最高处应重建一个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古亭楼——“赤亭”，供人们凭栏眺望……这些项目，可以再现湘湖历史文化的风采，也能给杭州这个国际旅游城市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