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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杭州
来源:《民国杭州社会生活》  作者:何王芳  日期:2021-11-05

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古老的杭州迈出了新的步伐,开始踏上近代化的历程,整个城市的面貌也随之起了变化。民国时期,正值杭州处于较快社会转型时期。辛亥革命后杭州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样式,使杭州呈现出一副全新的姿态。



辛亥革命后杭州的政治生态

1911年11月5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杭州举义,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但是,这次革命从根本上说并没有瓦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不久,新、旧军阀就卷士重来。北洋军阀杨善德、卢永祥、孙传芳等,利用浙江革命党人的妥协动摇和内部矛盾,相继进入浙江,并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在北伐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杭州成了新、旧军阀统治浙江的据点和中心。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新、旧军阀相继夺取了政权,但是建立起的任何政权都已扑灭不了辛亥革命中形成的民主潮流,更阻挡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

辛亥革命的重大政治变革和北伐战争后形成的新行政制度,为杭州城市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杭州近代城市化的新兴事物绝大多数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现并加快发展,其关键原因就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政权并打击了整个封建势力。

辛亥革命带给杭州的一个重大变革,是清除了清代八旗兵在西湖湖滨的驻防营地,打破了西湖湖滨一带发展工商业及进行城市建设的封禁。1912年7月杭州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次年拆除旧旗营城墙,使城区与西湖连成一片,在湖滨开辟新市场,并打通了城区通往西湖旅游区及北部平原的通道,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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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驻防营城图 


辛亥革命带给杭州的另一重大变革,是1912年废除了地保遗制,彻底取消了封建政权对人口和土地的严格管制,使人口的自由迁移成为可能。这就使杭州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集中大大加速。外地工厂、商贩迁入,在杭州建立固定的生产和营业场所。大批经营者及劳动力举家搬迁入杭。辛亥革命后短短七年,杭州(杭县全境)人口净增54%,年均增长6.5%。人口的自由迁移和迅速增长成为杭州城市发展的基础。

辛亥革命带给杭州的再一重大变革是社会文明新秩序的建设。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浙江军政府把严禁鸦片、厉行剪辫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改革措施,还严禁缠足和赌博。浙江军政府的这些政令,有力地触动了封建陈规陋习,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光复后的杭州及其他各地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民国杭州的经济形态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杭州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由于铁路、公路交通日渐发展,沪杭、浙赣铁路先后建成通车,东南各省以及本省内地的丝、茶、米、木材等工农业产品,可以直接运抵杭州,再经水陆两路运往上海、南京等地,过境商贾与日俱增,春秋两季的游客也络绎不绝。由于杭州城市的历史、地理、资源等的特殊条件,民国时期杭州成为一座以轻纺为主的工业及工艺为主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相结合的城市。

杭州的传统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曾一度非常繁华。民国时仍有一定发展。民国时期的杭州手工业是在清末工场、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部分官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工商实业界人士,纷纷引进国外的技术与设备,积极改革手工业的传统生产方式,杭州的传统手工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行业有纺织业、木器业、竹器业、服装业、鞋帽业、锡箔业、营造业等。

民国成立以后,举国上下“振兴实业”,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列强忙于战争,对华商品输出锐减,给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杭州传统手工业抓住这一时机,提高产品质量,创出了舒莲记和王星记扇子、西湖绸伞、张小泉剪刀、边福茂鞋子、孔凤春化妆品、李德顺厨刀、王老娘木梳、都锦生丝织风景片、天竺筷等一批经久不衰的传统特色产品。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上,许多参展的杭州手工业产品,因其质量好、产品新而获奖。但其后随着外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冲击,这些传统手工业总体上已呈衰落之势,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日益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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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前后的杭州西湖旧影 


在传统手工业衰落的同时,杭州近代工业却正在兴起。清末时,杭州的工业资本总额居全国第五位,仅次于上海、广州、天津和武汉。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资本的兴起和发展,杭州近代工业转入了一个新时期。

辛亥革命冲击了封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发了人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特别是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输华商品大为减少。从杭州关入口的商品总值来看,1913年为558060两,1917年下降到136546两,不及战前的四分之一。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在此期间,大批近代民族工业在杭州悄然兴起,主要是缫丝、丝织、棉纺、针织、机器铁工、造纸、印刷、火柴、食品加工、卷烟、日用化学等近代轻工业。银行也在1910年以后剧增,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备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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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的延龄街 

丝绸业是杭州工业的主导力量。1931年以纺织业为主的丝绸业有3479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61.3%;职工2.6万人,占30.3%;资本额565.1万元,占49.6%;营业额占56.2%。1946年,杭州仅电机丝织业就有工厂50家,资本额11.53亿元,占全市工业资本总额的60%以上。

民国时期的杭州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由于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商品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杭州成为东南沿海城市工业品的交易市场。

民国以后,杭州交通日益发达,城市规划日益进步。铁路有沪杭甬铁路、杭江铁路;公路有京杭国道线(南京—杭州)、沪杭公路、杭富公路、杭余路、杭塘路、杭瓶路以及杭绍路;水道有钱塘江水道、运河水道、笤溪水道等。再加之杭州电力、邮政通讯事业的发展,基础建设的扩展及商会组织的日臻完善,都为杭州商业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辛亥革命摧垮了满清封建统治,杭州的商业更加繁华,商店开办的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将原先八旗兵驻防的西湖湖滨一带辟为新市场后,在那里,商业和旅游业互相促进,都有了一个质的发展。随着游人的大量来杭,环湖的旅馆业、饮食业、服务业及百货业悄然兴起,并且出现了一批老字号名店。饭店有新新、蝶来、金城、西湖等,旅馆有湖滨、环湖、清泰第二、聚美、新泰、华兴等,菜馆有楼外楼、聚丰园、知味观、天香楼、功德林等。延龄路(即今延安路)大街更是商店林立,数不胜数,知名的有新新百货店、健华西药房、张小泉剪刀店、陈永泰西木器店等。迎紫路(即今解放路)则有国货陈列馆、圣亚美术馆、陈沅昌文具店、云飞自行车行、华胜镜店等大型商店,这一带也很快成为了杭城的闹市区。另外,名震一时的商店还有百货业的百年老店张允升;棉布业创办于1905年的高义泰棉布店;食品业的采芝斋、颐香斋、方裕和;鞋业的边福茂、广合顺;还有亨得利钟表店、王星记扇庄、舒莲记扇庄、邵芝斋笔庄、奎元馆面店、王润兴饭店、宓大昌烟店等大型商店。


上图 | 杭州湖滨路(1928年)

下图 | 杭州湖滨路(2017年)


围绕湖滨新市场,东有沪杭铁路终点站城站市场,南有位于钱塘江北岸、集散木材柴炭的江干市场,北有运河终点、以“三行一市”(即米行、纸行、箔庄及鱼市场)闻名的拱墅市场,加上从鼓楼至官巷口的旧市区,形成了一个连接内外的商业网。 

在民国时期杭州商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几片商业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区——城站为东市区,新市场为西市区,江干为南市区,湖墅为北市区,鼓楼至官巷口为中心市区,简称为东、西、南、北、中五市。

东市城站是客货运之总枢组,有许多著名的旅馆、饭店等,而且夜市极为热闹。西市为新辟之湖滨一带,民初至抗战前市场日趋繁华,兴起了一批名店名楼。南市江干位于钱塘江北岸,有“十里江干,千艘风帆”之誉。沿江行栈林立,号称“半个杭州”,其中以过塘行、木行、缸磁瓷器行、柴炭行、杂货行最多。北市湖墅为杭州之北大门,有著名的“三行一市”,即米行、纸行、箔行及鱼市场。中市区以中山中路最为繁盛,名店荟集,备货齐全,著名的“五杭”特产都集中在此处。除此之外,民国时杭城还新兴了一批专业市场,其中最负盛名者是杭州国货陈列馆和杭州市绸业市场,它们见证了杭州商业的兴衰荣辱。

辛亥革命后杭州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样式,是杭州市民社会日渐生长、发育的社会背景,革命新城下的杭州,人们的生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清末民国时期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初期,杭州人的社会生活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而发生了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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