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开大学的时候是跟刘泽华先生学习的，他研究的是思想史。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五四学派”，对全盘西化内心是认同的。原来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应该是全国的代表，他继承五四精神，彻底批判传统。我上大学的时候，觉得刘泽华先生像神一样，所言无不是。

在新疆工作期间，我觉得应该考研究生，还是打算往南开大学考，考到刘泽华先生门下。1987年，我虽然通过了考试，但因为一些原因，最终没去成，这对我打击还挺大的。之后又经历了“八九风波”，对我触动也很大。原来我觉得研究思想史，有意思、好玩。我认为实际上社会的领先部分是思想。在任何事件、行为没有发生的时候，人类的活动是先以思想的形态表达的，经过分析、研究，然后表达出来，最后这些思想才会变成行动方案，才会变成政治操作。这其中是有程序性的东西的，比如诸子百家都是这样，他们是先有认识，然后才有改革、变法的计划，再有像商鞅、李斯这样的政治家去推动改革。所以第一个新生事物一定是思想形态上的，我觉得研究这个挺好。但是“八九风波”让我觉得社会其实更重要。社会的基本群众、基本面貌，人们的所思所想，才是决定历史状态的根本原因。一个时代，社会是什么样子，不是几个思想家决定的，而是大多数人的行动决定的。所以我觉得研究历史的话，对社会的研究更重要。

正好当时新疆也没什么思想史方面的资料，所以我想还是研究社会史吧，于是我就开始全力研究吐鲁番文书。我最初有一个错误认知，以为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是社会基层的东西，其实那都是当时的政府留下的文书，虽然是一个小政府，但也是政府。开始研究吐鲁番文书之后，我的内心就沉静下来了。到了9月份，我就写出了关于吐鲁番文书的第一篇论文。

博士毕业后我到人民大学工作，又到南开大学跟着刘泽华先生读了在职博士后，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做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了，我做的是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因为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接触了敦煌的史料后，我才发现敦煌才能做社会史研究，吐鲁番做不了。或者说吐鲁番的史料主要是政府文书，敦煌才有很多民间的东西。“民间结社”就是一个标准的社会史题目。我是从2000年开始研究敦煌民间结社的，三年以后，又把它变成博士后研究的课题，后来做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2009年出了一本《敦煌民间结社研究》。

我觉得敦煌研究是两张皮，一是从事敦煌研究的人很重视敦煌的史料、具体的问题，但是敦煌的资料其实是需要提炼、需要提升的。我觉得我这本书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挺重要的课题，它涉及中国民主传统的问题。比如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有自由传统，但是没有民主传统，可实际上民间是有民主传统的。现在有人问起中国民主传统在哪儿？大家要不然就说没有，要不然就到朝廷去找，但朝廷哪有民主？朝廷的权力运行还是老一套，而民间是有民主传统的。民主是一种组织形态的表达，只有在人群组织中才可以讨论是民主还是集中，到底有没有民主这样的问题。敦煌民间结社是一个群众组织，它有组织运作的规程，这个规程其实就是民主式的，所以民主不是新的东西，它在中国的社会中早就存在，而且一直存在。它不是在朝廷里，而是在民间社会普遍存在。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吗？更广泛的人民群众都在使用的东西，那还不是传统吗？当然是，而且是重要的传统。所以我觉得我的《敦煌民间结社研究》研究的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研究敦煌的人不重视理论问题，他们重视你的具体材料。而研究政治学、政治理论的人，重视理论问题，但是他们不重视敦煌的这些具体问题。所以我这本书出版以后，研究敦煌的人觉得这是一项研究成果，而研究思想史的人不知道有这回事。比如说我问他们中国有没有民主传统，他们会说，当然没有。我说敦煌有，他们就不置可否。因为他们不研究这些具体材料。我觉得运行中的民主组织，比谁说了民主思想还重要，因为它已经超越了思想这个阶段，属于社会行为了。那不是更重要的事情吗？那才是更大的传统。

我的书出版以后，一位在美国的学者给我写过一篇书评。他说这本书意义重大，一直说中国没有民主传统，孟老师这本书发现了中国的民主传统，但是在国内无应者。前不久去世的赵和平先生，跟我的最后微信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过去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民主传统，现在同意有了。

史学原本是朝廷的学问。在中国的传统中，史学都是国家机构在做。在西方，史学也基本上是属于贵族的学问。它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它实际上从来跟民间没关系。什么时候史学开始社会化？是近代以后。在现代社会，史学作为一个社会分工，不仅要满足专业需要，也要满足社会需要。所以史学展现出有社会功能的一面，是在近代社会以后。史学怎么为社会提供服务？怎么满足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关心、对历史的好奇、对历史的思考？这是史学界的使命。你不仅要把史学问题研究清楚，还要告诉其他不研究史学的人，很多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现代社会分工的原则，大家各尽其力，互通有无。但是我们史学界存在一些问题，过去做史学研究的是国家机构，研究史学问题好像是上层人士的特权一样。所以在社会化上，从来就做得不到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敦煌资料刚发现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反应是不一样的。日本立刻就变成了一个社会化的反应，而中国的反应是局限在士大夫阶层这个很小的圈子里，没有什么社会影响，所以可见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现代性还是有差距的。这跟我们研究史学的学者头脑里仍然有士大夫情结有关。这种思想是若明若暗地存在的。但是日本的学者，比如内藤湖南，他是记者出身，学术界发现了新史料，他就要弄成一个新闻事件，就要搞一个展览，让大众都来看，很快就把史学新发现变成了社会性的东西。实际上这也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的不同导致的。如果在中国办这样的展览，可能老百姓也会不去看。当下，其实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求是很清楚的，史学通俗读物销量很好就是证明。

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行动。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是专业学者，没必要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但专业学者就不为社会服务吗？你的工资是社会付的，回馈社会是社会分工的要求。但是现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学者，这个认识并不存在。我觉得我们学者的现代化状态是可疑的，因为他们缺乏报答社会的想法。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问题？有两个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其实有一个国民思想的现代化问题。国民思想的现代化包含有科学精神，在历史研究领域也有科学化的问题。如果做历史研究的人不去讲，普通群众每天看的都是些不专业不严谨的东西，那跟现代化反而是背道而驰了。国民的现代化教育，其实多半是来自于社会教育，史学界要不要参与行动，要不要做出社会贡献，答案很清楚。但一碰到体制，就发现体制执行的和主张的从来就是矛盾的。

我的老师吴宗国先生认为为人民服务是很重要的。人民群众不研究这些学术问题，而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来就是要发表，要让人知道，这样大家就可以讨论、可以借鉴。所以他认为应该向人民群众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怎么样把研究成果变成人民群众的常识？这个常识不是学术界常识，而是社会常识。如果你能改变一个社会常识，那是巨大的贡献。比如觉得中国文化不好，这是五四以来的社会常识，未来什么时候大家都认为中国文化挺好，那就是常识改变了。得多大的运动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我参加《百家讲坛》、做编剧其实都有这样一个出发点，想尽到一个学者的社会职责，为社会出一份力。但是目前为止，这还不是特别正面的一件事，说起来挺热闹，学术界的人不一定都这么看，要不然就觉得你没事干，要不然就觉得你不务正业，或者觉得你非要挣钱，诸如此类。大家不会从社会责任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古代的外来文化，不是以系统文化的方式传入中国的，而是以零星的文化成果的面貌传入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没有西瓜，据说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带回了西瓜。但是这些对文化系统本身不具有改变的意义，只是增加丰富中国传统的物种而已。有的农作物其实对中国文化体量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比如耐寒、耐旱的作物，就使得中国的农业区向北方大面积延伸。玉米、马铃薯、高粱这些明代从美洲传入的农作物对中国农业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这基本不是个文化问题。中国古代的外来文化，比如说以宗教形式进入的，有的影响很大，像摩尼教在唐宋之际影响很大，甚至一直到元朝。朱元璋的农民起义，组织者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可见它在民间有很深刻的影响。但是它后来就中国化了，原来的外形找不着了，它的很多东西，要不然就佛教化了，要不然就道教化了，它的本身的外在形式没有保留下来。现在有人在福建，在道教的仪轨里发现了摩尼教的东西。这就是它隐藏很多年，变成道教的东西。外来文化长期保持住了本身传统的只有佛教。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很长，一度势力很大，但是最后它虽然保存了佛教的外形，很多内容还是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所以它也实现了中国化。

陈寅恪先生有一个判断，他说中古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外来文化就是佛教。中世纪的佛教是非常强大的存在，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被中国文化吸纳，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了汉地佛教，和其他地方的佛教不一样。它的不一样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跟中国文化结合得来的，这是经过漫长的、上千年的努力才实现的。陈寅恪先生还说西方文化的未来也会是佛教这样，这是跟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看法不一样的，大多数人觉得应该是全盘西化的。而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很有信心，他认为西方文化会中国化。现在看来，有可能陈寅恪先生说得更对，至少是互相吸纳，共同变化。中国文化原来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所以大家对中国文化缺乏信心，但是如果依现在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这信心肯定会重新找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