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从浙江都督到交通总长：辛亥革命期间卷入权力争夺漩涡中之汤寿潜-特别关注-杭州文史网

摘要：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下旬，汤寿潜以东南名望先后出任浙江都督、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辛亥革命发生过程中权力争夺的漩涡。由于他与同盟会、光复会、浙江咨议局和杭州旗营具有良好的关系，在光复会上中级会议成员之间特别是朱瑞、周承菼之间制衡之下，汤寿潜成为浙江都督的不二人选。不过，他出任浙江都督只是过渡，革命党人成立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对其牵制，浙江军政府政事部、财政部、水陆军司令部各自为政，他无支配权力而只能辞职。他积极参加东南开府的活动。虽然他是公认的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人选，但是其入府只是增加了临时政府的威望而已，他并未积极参加临时政府的工作。随着他离开南京到上海，差不多跳出了权力争夺的漩涡。汤寿潜从浙江都督到交通总长，折射出一名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与同盟会、光复会等各方面人士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权力安排上的复杂历史。

辛亥革命期间发生了一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各省都督和临时政府总长人选背后往往是激烈的权力争夺漩涡，浙江著名立宪党领袖汤寿潜就卷入其中。汤寿潜（1856—1917），字蛰仙，以浙江立宪党人领袖之望出任浙江都督、交通总长。他的出任，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光复会和立宪党三方之间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权力安排上的复杂关系。虽然学术界对汤寿潜有所研究[1]，但对其处于这一权力漩涡中之基本情况尚缺乏分析。因此，本文试加探讨，力图揭示这一复杂的政治关系。

时论认为在独立各省中以“兴望特出而公推”担任都督者，以汤寿潜最为显著。[2]的确，汤寿潜作为浙江立宪党人领袖，因“领导江浙士绅，从清政府手里把已经出卖给英国人的沪杭铁路主权争回来”而“极负盛名”。[3]1905年前后，汤寿潜担任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同革命党人合作领导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同英国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这对浙江辛亥革命的发生“起了推进作用”[4]，浙江革命党人吕公望指出：革命党人“竭力争回商办沪杭甬铁路，藉为阻碍革命者施釜底抽薪之策，并以汤寿潜为社会活动的领导”；汤寿潜“不顾生命危险，入京与邮传部斗法。结果如愿以偿，革命情绪又因此一激而澎湃上涨了”。[5]汤寿潜赞同并策划浙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前，他发表《危言》，同章太炎等人一样倡导民族主义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汤寿潜与浙江咨议局的陈介石、马叙伦等人讨论响应起义。[6]

浙江革命党人讨论了浙江军政府的都督问题。同盟会1906年拟定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都督的设立及其职权作了规定：“一、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二、军都督有全权掌理军务，便宜行事。三、关于重大之外交，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四、关于国体之制定，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五、国旗、军政府宣言、安民布告、对外宣言，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不得变更。六、略地、因粮等规则，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惟参酌机宜，得变通办理……”[7]按此，省级政府称为“军政府”，其首脑非都督。每处国民军立一都督，由起义军首领担任，受命于军政府。但是，同盟会同意浙江都督人选“由本地军界，自行安排”。[8]浙江军界之核心，是担任浙江新军军官的光复会上中级会议成员，上级会议成员为光复会老会员朱瑞、吕公望、韩肇基、顾乃斌、庄之盘、朱健哉，中级会议成员为童保暄、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9]讨论都督人选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些成员，他们是光复会在浙江的领导核心。他们在讨论都督人选前，派吕公望专程到沪与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协商，商定由汤寿潜出任都督，陈其美派人送来浙江都督印信。[10]于是，由褚辅成提议“起义时拥汤寿潜为浙江都督以资号召”。[11]他列举了推举汤的两大益处：“一好压住全省；二可震动清廷与外省。”[12]上中级会议成员决定“由褚辅成担任向汤接洽”。[13]

不过，浙江军政府如何设置、是否设置都督，仍有很大争议。1911年10月中旬，上中级会议成员在讨论响应武昌起义举行浙江起义时决定设置浙江军政府，但是军政府首脑是否称为都督一时未决。尽管上中级会议成员已决定由汤寿潜出任，但是有人提出还是从成员中官阶最高的顾乃斌或朱瑞（两人均为管带）选出。在10月31日上中级会议成员的共同协商中，褚辅成虽然仍然提出“请汤蛰老（寿潜）来做也好”，但也同意“最好推一位有实力的人”。顾、朱二人相继拒绝，顾乃斌称“有人要告我的密，我不管”，朱瑞的代表俞炜称“朱近来身体不好，代了标统忙得转不过来”[14]。提出者批评说，顾、朱二人“向来热心革命，是众望所归的，现在都推得精光，大家呆了”[15]。至于原因，有人说“怕的是起义不成人头落地”。中级会议成员童保暄“不顾自己年轻资浅，就站出来慷慨陈词”，与会者“顺水推舟”推举他为临时都督和临时司令官。有人称赞童“一是大言在前，不好推诿，二也是年少气盛，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就挑起了光复杭州的首难重任”[16]。浙江咨议局明确反对童保暄出任都督，认为他“资望不够”。[17]如果朱瑞或顾乃斌站出来领导浙江起义，就有可能出任都督；在他们不愿意的情况下，乃有临时都督之设，挑起“首难重任”。

11月3日，杭州局势紧张，朱瑞、褚辅成、顾乃斌、童保暄、王桂林、傅墨正等人担心浙江巡抚增辒先下手为强，乃“即发紧急措施，决定当夜发动”。[18]在决定光复之时，他们也讨论了军政府的组织和人事安排：其一，是否设置浙江军政府都督一职。有人主张设置，并推举顾乃斌担任，顾乃斌则“以都督责任太重力辞”。[19]于是朱瑞提出：“军界中无人愿居高位，拟推褚辅成担任此席。”褚辅成提议汤寿潜担任都督，因为“东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观望中，吾省宜推一员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20]虽然与会者赞成褚辅成的提议[21]，却又“暂缓决定”[22]，并未当即决定由汤寿潜担任都督。童保暄为临时都督，并担任起义的临时总指挥。[23]其二，是否实行军政两个系统分立之制。有人提出军政府划分为民事、军事两个系统，民事上设置民政长，由褚辅成担任；军事上设置浙江军总司令，由留日士官生、浙江新军第81标标统周承菼担任。[24]也有人说，以汤寿潜为民政长官，褚辅成为民政部长。[25]由此来看，都督人选的争论很大，只能再次确定以童保暄为临时都督，同时推举周承菼为总司令。尽管作为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已从上海赶到杭州，但是上中级会议成员推举褚辅成担任都督，并非“光复会同志即拟推陶为浙江都督”[26]，只是提议陶成章为临时参议会主席。虽然褚辅成建议以汤寿潜为都督，但是并未得到众人同意，有人提议汤寿潜担任民政长或民政长官，褚辅成担任民政部长，两个职务之间权限划分并不清楚。总之，在11月3日前浙江都督的人选难产。

11月4日杭州光复后，发生了“争夺都督职位，各不相让”的现象。卷入争夺的人选，一说是朱瑞、蒋尊簋、童保暄、蒋介石和王金发[27]；一说是童保暄、周承菼等人[28]。此外还有两人也被提及：一是徐定超，其子女说众人“以都督名义相要求”，但是其父力辞[29]；另一是曾任清朝学政、资政大夫的朱福诜。在这些人中，蒋尊簋当时已经担任广东临时都督，一时不可能前来杭州；童保暄因为是临时都督，如果能得到上中级会议成员的拥护，有可能出任浙江都督。但是，众人指责童保暄“以个人名义，私刻印信，冒充都督”。[30]吕公望更激烈地指责他：上级会议成员本来约定11月9日“为行动日期，并约定公望于举事前赶回协助一切，会内应有事宜则由童保暄代吕负责”，童保暄却乘机“以光复会木戳在手，发号施令，不假他人，兼之听了王桂林叙述各方联络经过情形，知人人情切向义，就要趁公望未回杭前提前发动。乃不顾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之劝阻，竟于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夜起事了”。[31]可见，童保暄虽然勇挑“首难重任”，但是因仅属中级会议成员而无资格出任都督。他“为了表白初衷，急切希望有资望的人接替他的位置”。[32]11月4日之情况说明，浙江都督之位争夺激烈。

可见，上中级会议成员先后推进庄之盘、潘之纲、童保暄为都督，以之劝降驻杭旗营，未果。旗营明确要求推举汤寿潜，才归降。旗营之所以要求推举汤寿潜，是因为认为“汤先生仁人也，必全吾族”。[35]上中级会议成员为了迅速光复杭州，同意旗营的要求而推举汤寿潜，因为“我们新兵，每兵只有五颗子弹”，而“杭州城里驻有巡防五营，有一千四百多兵，子弹尽充足”。[36]因此，上中级会议成员需要利用汤寿潜招抚全浙各地、尤其是驻杭旗营。在周承菼与旗营协领贵林“久议不决”之际，汤寿潜赶回。[37]他“晓以革命力量蓬勃发展，清室大势已去”[38]，劝说贵林投降。杭州藩署官库官员得知汤寿潜出任都督，自行呈报藩署积存库银。[39]对于这一切，汤寿潜在以浙江都督名义劝说清政府闽浙总督松寿、福州将军朴寿独立的函中说：

尽管上中级会议成员达成一致，但是在11月7日举行的“公举光复后军民正式首长”的“各军民团体”会议上，对于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仍有争论。有人提出：“今日出席只有十八人，且浙东、浙西光复尚未就绪，以十八人推举全浙都督，应否慎重考虑。”有人仍然提议，将军政府分为两个系统，“以一人综筹军务，定名为水陆总司令，以一人为民政长，凡不属于军务诸事，悉归管理”。朱瑞则坚决“请以汤蛰仙为浙江都督”，强调“军事时期，必须举出都督”。[41]在朱瑞看来，如果不以汤寿潜为都督，浙江军事大权就会落入周承菼之手。朱瑞虽以管带身份代第81标标统，但是其军事资历低于周承菼。但是，朱瑞不仅是革命党人，而且是光复会实力派领袖之一，周承菼只是在杭州光复前夕经革命党人劝说后才参加辛亥革命的，此前并“未正式参加过革命工作”。[42]在朱瑞强调下，“列席诸人，不复辩难，遂即推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43]

同盟会和浙江咨议局支持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11月6日，陈其美正式被推为上海都督。在浙江都督人选问题上，陈其美的本意也是由同盟会员出任，但是浙江辛亥革命主要是由光复会策划的，虽然上中级会议成员并不愿推举陶成章出任，但他毕竟属于光复会；他们一度推举褚辅成，也是因为他加入了光复会，说明他们并不想推举完全属于同盟会的人物。因此，陈其美再三强调“都督一职应在事成后由当地军界自行安排，吾党不宜过问”。但是，他又不愿意浙江都督一职由上中级会议成员来担任，因而一面强调“必须由地方具有声望的人士出来主持，方能收拾人心，巩固胜利”，一面告诫上中级会议成员“不可为个人争权利”。[44]时人认为，陈其美之所以“力荐”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是为了阻止推举陶成章[45]；陶成章随后被刺身亡值得深思。此外，浙江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强调“我们须得把汤老（即汤寿潜，他的别字蛰先，那时在上海）找回来”。[46]由于沈钧儒等咨议局议员加入了同盟会，其立场也从立宪转为革命，他们可以列入参加光复会的同盟会员。[47]

有人认为，汤寿潜只有名望，对杭州光复“无毛发之功”。[48]事实上，汤寿潜对浙江辛亥革命起了推动作用，拥有出任都督的资格。不过，他能够出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与各方面的关系和上中级会议成员之间的制衡。浙江军界派系复杂，相互间的力量相当，而汤寿潜很重视周承菼这些留日士官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49]在这种复杂政治关系下，汤寿潜成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朱瑞推举汤寿潜，陈其美专函他“出面维护桑梓”[50]，浙江咨议局议长陈介石、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提出必须把汤寿潜“找回来”并联名致电他“请即回杭”[51]，褚辅成、陈时夏“到申，约同王清夫、顾企韩劝驾”。在这种情况下，汤寿潜在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之日即11月6日下午“乘专车来杭”[52]，11月8日宣布出任浙江都督[53]。上海都督、浙江都督先后诞生。

汤寿潜对于出任浙江都督的态度，张謇说他“避之上海”，并不愿出任。他对前来迎接的褚辅成、陈时夏言：“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颛制，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看来，汤寿潜虽然赞同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是并不完全赞同革命党人的主张。褚辅成、陈时夏劝说：“杭民六十万户，使阖门而战，一朝可烬，公独能不救之邪？”汤寿潜“不忍，乃卒徇众请莅杭”。[54]他致函友人说，他同意出任浙江都督之因是阻止民族间仇杀：“此次返杭，明知火坑，止以杭有旗城，可四五千丁，若一相搏杀，伤必相当，坐见万人将流血，乌能无动！且旧政府已倾，新政府未建，则吾曹将为无国之民，冀力与杭旗和平解决。凡旗城各处，均望风而下，是得免流血，又不止杭地。”[55]

执事海内人望，抱拯民水火之意，不惜牺牲一己，慨然允任事大责重之都督，两浙人士孰不奔走告语，相庆得人，而全省人民之幸福、东南大局之安危，莫不有赖乎执事。第军政府成立数日，官职之组织，财政之计划，制度之创设，不闻光复公有鸿谋硕虑于其间，此某等所大惑不解者也。夫政令纷更，党派争轧，此满清之腐败积习。我军政府诸人，以救民为宗旨，自能力矫积弊，不必某等之鳃鳃过虑。但内部组织一日不确立，则对外驭内一日不得其法，万一日久弊生，祸起萧墙，酿成法国革命之惨剧……[58]

其实，汤寿潜一上任“即召集会议，组织地方政府”。[59]根据时人的回忆和《申报》11月10日的报道，浙江军政府在两三天里就设置了政事、民政、交通、财政、外交及总务等部。[60]政事部“下设秘书、叙官两课”；外交部“附设编译、文牍两课”；民政部“附设民事、劝业、警务、卫生、教育五课”；总务部“附设收发、统计、文牍、收支、调查五课”；财政部“附设田赋、杂税、盐课、银行、各项收发五课”；交通部“附设电务、运输两课”。每部“设正副部长，每课设课长一人，课员无定额”。[61]何者机构为“附设”，何者为“下设”，两者之间模糊不清。除政事、民政、交通、财政、外交及总务这些部外，《申报》11月13日又称浙江军政府“特别设立编制部，以谋进行大纲”。[62]这样，共设7个部。

事实上，浙江军政府未能设置7个部。起义前夕，革命党人商定“政治组织由褚辅成联络谘议局陈时夏、沈钧儒、张传保等设计准备”。[63]他们提出于“军政府都督之下，设总司令部及政治部。周承菼为总司令，所有陆军及巡防营，皆受其节制指挥；褚辅成为政治部部长，所有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皆归其总揽”。[64]照此来看，浙江军政府设立军事、政治两个系统，政治部统辖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和实业。有人说，设置的是政事部而非政治部，政事部下设交涉、实业、民政、财政、教育、盐运等司[65]；有人说设民政、军政、财政、教育和实业司，无交涉司，直辖于政事部[66]。这大概是浙江军政府初期的情况。

随之，浙江军政府形成政事部、财政部、浙军总司令部三部格局，职权划分清楚一些，各部所辖各司改称科。据《浙军政事部暂行章程》，政事部“综理本省行政事务（除司令部财政部范围以内所管各事外为属之）”，下设总务、民政、外交、交通四科。[67]财政司升格为部与政事部并列，因为褚辅成与临时参议会认为“现值军事倥偬，运粮筹饷在在均关重要”[68]，“财政一部责任重大，应归独立，直辖于都督府”[69]。《财政部暂行章程》规定：“本部隶属于军政府，主管本省财政事务。”“本部对于各府县民事长关于财政事务有监督指挥之权。”[70]财政部长高子白“因财政部前次分科办事名目太繁，今特减为总务、支应、征收三科”。[71]《浙军总司令部编制表》规定：浙军总司令官位于都督之下，总司令部下设：副官部，首长称为副官部长；参谋部，首长为参谋长，下设第一、第二、第三3科；军事部，首长为军事部长，下设人事、军务、军械、经理、军医、军法6科。[72]随后颁布的《浙江军政府军总司令部编制条例》称：“浙江军总司令部掌管浙江都督所辖域内关于陆海军一切事务”；“军总司令官直辖都督，统率全浙水陆各军，管理关于军令、军政、教育事务”；“军总司令官奉有都督命令时，得下浙军全部或一部之动员及戒严令”，“军总司令官为保持地方之安宁秩序，奉有都督命令时得以使用兵力，但事急时得以便宜处理，后告都督”。[73]

汤寿潜力图掌握政事部、财政部，部长人选对其自然很重要。政事部部长一职“统属民事、警务、教育、实业、卫生诸科，关系重大，责任綦繁”[74]，汤寿潜力图换掉褚辅成。11月5日，他从上海到杭州还未就任浙江都督职务时，就提出由陈介石担任临时民政长兼民政司长。11月8日，他任都督当晚，正式提出陈介石出任民政长，而以褚辅成担任交通司长。革命党人对此反对，指责陈介石“乡望不孚且系反对独立者”，于当晚19时“特开大会改选褚辅成君担任”。[75]汤寿潜不同意褚辅成出任，先后提出由沈钧儒、吴雷川二人出任，但是两人“仍不就”。[76]11月16日，汤寿潜推举汪曼峰担任，但是他也“坚辞不就”。[77]时论分析这些人不出任“大半因政事部权限未分，组织紊乱，且加以统属名义，权利暗潮，致生进行阻力”。[78]事实上，由于革命党人反对,汤寿潜不能不同意仍由褚辅成担任政事部部长一职。政事部设置后，“诸民事皆属”褚辅成，汤寿潜不能过问。[79]

至于财政部部长一职，汤寿潜一开始就提出由张竹生出任。[80]张竹生的背景及与汤寿潜的关系如何，尚不清楚。革命党人提出由庄崧甫出任部长，沈钧业副之，汤寿潜只能同意。[81]庄崧甫“视事兼旬”后，一则以“支应浩繁，来源日涸，前敌军需急如星火，而筹济现款、发行军钞等项，一时又难办到”，二则以“内部意见亦极掣肘”[82]，三则“以此时财政最难对付者为军饷支配”，而自己“性情不甚能联合各军队”，提出辞职。其中第二个原因是否指汤寿潜，尚不清楚。庄崧甫提出了接任人选的资格：“今后财政必须向素无派别、家世殷实、资望出众之军人充任。”[83]汤寿潜不同意由军人出任，提出由沈钧儒“暂代支持，以维大局”。但是，沈钧儒“以财政非所素习”，“力辞不就”。[84]11月18日，汤寿潜推举杭州首富高尔登接任财政部部长，庄崧甫改任盐政局局长。高尔登本拟于11月20日接任，但是遭到一些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的反对，他们强调：“庄君办事果决”，“且军钞三百万亦经本党总机关部决议认筹二百万现款，尅日运济作为预备额，金融必无掣肘”，庄崧甫辞职“别有原因”，“如庄果去，本党决不承认”。见此，汤寿潜一面对高尔登“恳切劝驾”[85]接任财政部部长之职，一面“力任调和”，以庄崧甫任财政部参议长。这是一种“俾得和衷共济，合谋进行”[86]之折衷处理，汤寿潜和革命党人共同分享财政权；他只能利用自己关系致函各处筹款，其他一般不能决定。

至于军事方面的组织设置，汤寿潜更无权过问。浙江军政府设置水陆军总司令部，其下设机构称“处”而不称“司”：军政处，负责征兵、退伍、缉捕、军械、编纂、输送、兵站等事务；军区处，负责军医院、野战医院、卫生勤务等事务；军需处，负责被服、发饷等事务；参谋处，负责计划、编制、测量、军令等事务；副官处，负责警卫、人事、庶务等事务；军法处，负责审问、裁判、拘押等事务。[87]这一切由总司令周承菼和协统兼陆军小学监督朱瑞规划，汤寿潜批评说：“顾司令部于南京出师之计画，从无一语道及；北伐如何，亦惟成竹在胸，不令下走得闻厓略。甚至军政编制，发表于报端，人以见问，而下走迄未□目，瞠无以答。”[88]他无可奈何地称：“下走在此，从无个人自发之命令，今该部不肯通融，下走亦不便强迫。”[89]

革命党人在浙江咨议局的基础上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临时议事机关”[90]，并“监督都督”[91]。关于其成立时间和名称，有多种说法，一说临时参议会成立于11月3日晚[92]，一说褚辅成于11月4日“急组临时议会”[93]；一说为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一说为参议部，陶成章任总参议或参谋长或部长。汤寿潜则提出成立临时省议会，担任都督后即发出通告，要求“各府各派代表四员”。[94]之所以未成立正式的省议会，在于“议会选举手续繁重，时日急促，势有勿及”。[95]这样看来，革命党人成立临时参议会，汤寿潜提出成立临时省议会，“参”“省”一字之差，耐人寻味。

12月10日，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宣告成立。组织上，参议员来自“党员、军人、各界名人”[96]，陶成章、顾乃斌、庄嵩甫、吴思豫、张恭、黄云秀、蒋著卿、李炯裳、庄辛墅、周淡游、张浩、方鸿声等著名人士皆被“推举”为参议员；其中一些人还兼任行政官职。职权上，临时参议会拥有：（1）决策权，“凡施行全省之重要政务及一切规章，参议会均有议决权”[97]，送都督府执行。这样，都督府变成了临时参议会的执行机关。（2）机构设置权和人事安排权，即“新机构设立及机构首长的任命，参议会亦有同意权”。[98]比如，政事部各司的设置由褚辅成“连日会同参议部筹划进行”。[99]（3）副署权，即汤寿潜发布的命令非经陶成章副署不生效力。[100]在这些职权下，汤寿潜受到极大牵制。他指责说：“下走生平所病，在不争权利；公乃以争权利药之，如证不对何？下走不争，而不能积诚以化人之争，此则所返躬而引为大戚耳！”[101]

由上看来，浙江军政府在行政上设置政事部、财政部、水陆军总司令部，在立法上成立临时参议会，行政、立法两权并立。这个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三大部“鼎峙一城，各自为政”，都督“几同赘瘤”。[102]汤寿潜批评说：军政属于水陆军总司令部，民政属于政事部，一省之内颇似之双头政体。[103]他曾提出将三大部“完全编制，各任监察，各负责成，以符民主共和之法度”[104]，但是未果。他只能“以军务付之周承菼，民事付之褚慧僧，财务付之高尔登”，自己则“藉内外政务及筹借商款名义，时往还上海，驻杭之日不多”。[105]其实，他不可能拥有实权，因为他“既与党人无联络，而不能不对付党人；与军人无声气之道，而不能不对付军人；与吏事不习，而不能不对付吏事”。[106]因此，他不可能“襄大义而佐伟功”，只能数度提出辞职。

汤寿潜出任都督后不几天就发生贵林事件。前面指出，贵林为清军驻杭旗营协领，曾在浙江保路风潮中支持汤寿潜，两人的关系密切。周承菼以贵林“摇惑谋变”为由，判处贵林死刑。汤寿潜立即从上海返回，责问周承菼“何故不先请命”。周承菼回答汤寿潜无权干涉：“此案人证物证俱全，以军法紧急处分，我实负有专责。”[107]汤寿潜无可奈何，“力辞都督欲去”。不过，他刚一就职就去职并不利于各方，各方因而“泣留之”。[108]他本人也不甘心，11月11日致函友人说：“党中有党，变幻之数，巧历不能算，殆为革命时代所必经之阶”，“潜一身不足惜，深恐破坏之后，再加破坏，不敢一怒迳去”。[109]如此看来，汤寿潜认为无权只是一时，希望“环境”好转而“留之”。

然而，汤寿潜所期望的“环境”并未好转。贵林事件发生后一个月里，他指责之所以无所作为，“都缘微生物从中作祟”，“纷纷者方争此机上肉”。因此，他致函临时参议会提出辞职：“谢去之以让贤路，正所以为吾渐大局计耳！”[110]临时参议会虽然“默许”但未表态，因为都督更迭时机未到：朱瑞以浙军支队长名义率军参加江浙联军作战攻打南京，致电临时参议会强调“汤万不能辞职”[111]；浙江旅沪学会也提出“金陵虽复，北虏未驱，建设伊始，泣请勉任”[112]。这样，虽然汤寿潜“迭次辞职”，但是“未经各界认可”[113]，“浙防廷钧率本部全体”致电浙江临时省议会强调“汤都督辞职，远近骇然，敝军全体坚请挽留，维持大局”[114]。按照《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选时得续任，但以一次为限”，汤寿潜至少可以担任三年都督。但是该约法又规定“都督有特别障故或辞职不能执政时，由议会选临时都督代理之”[115]，汤寿潜随时都会出现“特别障故或辞职”。汤寿潜虽然在各方的要求下抱着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出任了浙江都督，但是无实际权力，只是一个傀儡都督，只能辞职。他去职之机，取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人选安排，以及立宪党人与光复会、同盟会围绕浙江政局展开的关系演变。

在临时政府设于何地的问题上，汤寿潜先是主张武昌，随后提出开府东南。据《军政府委任赴鄂全权代表之条件》所载，政体“仿美国”，首都定武昌，总统“以首先发难身临前敌者推之”[116]，汤寿潜似乎主张以武昌为首都，以黎元洪为总统。出任浙江都督之前，汤寿潜曾积极与张謇、程德全一道同革命党人宋教仁、于右任等人协商此事。1911年10月22日，汤寿潜“与三数同志组织临时会，为临时政府之预备会”。[117]出任浙江都督后，汤寿潜主张开府东南。他与程德全于11月11日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提出“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118]11月12日，汤寿潜、程德全又“分电各省派委代表来沪会议组织临时政府”。[119]11月13日，汤寿潜还致函袁世凯强调开府东南的必要性：“东南人士，咸以政体不可不立，外交不可无主，谓宜亟设共和政府，以收统一之效。”[120]同时，汤寿潜、程德全、张謇东南三名望争取同盟会在东南开府，派代表赴武汉劝说黄兴“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121]对此，同盟会在南京光复之前推行开府武汉的计划，宋教仁、居正提出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孙中山也在11月16日电中表示“总统自当推定黎君”。[122]在12月2日南京光复后，同盟会改变计划，决定开府东南。

汤寿潜尽管主张开府东南，但是在处理与湖北军政府、同盟会的关系上采取折衷立场。其一，支持黎元洪担任大元帅，而以黄兴为副元帅。湖北军政府虽然同意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但是强调必须推举黎元洪担任大元帅，大元帅府须设在武昌。[123]黎元洪也致电同盟会强调：如果“另有人在沪联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等名目，请其宣告取消”。[124]这样，湖北军政府提出：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孙中山可为临时大总统；大元帅府设于武汉，以黎元洪为大元帅。对此，汤寿潜“通情”各代表，“终推黎元洪为大元帅”。[125]其二，支持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前提是实施美国式的联邦制。汤寿潜表示自己要“亲赴武昌，会合各省速筹联邦政府之组织，以定国基”。[126]孙中山同意：只有联邦制才适合于中国，“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整理统御之责”，“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127]他并称：虽然“联邦制度于中国将来为不可行，而今日则必赖各省都督有节度之权，然后可战可守。所谓军政统一，于此亦绝无矛盾也”。[128]如此看来，联邦制是同盟会与汤寿潜、程德全、张謇达成的“某种暂时的妥协”。[129]总结来说，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府、大元帅府分离之制，总统府设南京，大元帅府设武昌。这与汤寿潜等人折衷处理与同盟会、湖北军政府的关系密切相关。

上面已经指出，既然要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方皆认为汤寿潜、张謇等东南名望就应入阁。光复会领袖章太炎提出，“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张謇“任财政”，“皆众所公推，不待论也”。[130]同盟会骨干之一、广东都督胡汉民（临时政府成立后任秘书长）和贵州都督杨荩诚提出汤寿潜为内务总长，张謇为财政总长。[131]很奇怪，大家未提东南另一名望程德全。汤寿潜本人致电各省，提出：除外交以公推伍廷芳外，“内务程德全，教育章炳麟，财政张謇，交通詹天佑，军政黄兴，司法汪兆铭”。他还提出各部需要明确名称，不能搞混：“新邦肇建，首取便民，无论名称程式，愈简单愈省便。各部妄称，内务为内部，外交为外部，教育为学部，财政为计部或户部，交通为邮部，军政为军部或仍兵部，司法为法部。事有似缓而实急者，此类是也。”[132]

在各方讨论的过程中，各部及其人选逐步确立，汤寿潜一度被抛出总长人选之外。《申报》1912年1月3日称：“现孙总统至宁履任后，闻已与参议院人员（即各省代表）及各大领袖议商拟公推黄兴为总理大臣，伍廷芳为外交卿，徐绍桢为陆军卿（徐现充北伐总司令，故又以黄总理暂时兼任），程璧光为海军卿，汤寿潜为民政卿，陈锦涛为财政卿，张謇为农工商卿，王宠惠为司法卿，蔡元培为学务卿。”[133]1912年1月4日，《申报》改正称：“黄兴为内阁总理兼陆军卿，陈锦涛为财政卿，程德全为交通卿，黄钟瑛为海军卿，伍廷芳为司法卿，王宠惠为外务卿，蔡元培为学务卿，张謇为农工商卿，宋教仁为内务卿，徐绍桢为陆军参谋总长。”[134]所改正之处，除了伍廷芳与王宠惠位置交换、海军总长由程璧光换为黄钟瑛之外，就在于汤寿潜丢掉“民政卿”之职，“民政卿”改为“内务卿”由宋教仁出任，并补上程德全为“交通卿”，而这正是汤寿潜后正式出任之职。这似乎说明，掌管经济的张謇入阁是肯定的；至于汤寿潜与程德全两个都督，同盟会打算只用一人。居正总结各总长人选产生过程说：

当时初提黄兴陆军、黄钟瑛海军、王宠惠外交、宋教仁内政、陈锦涛财政、伍廷芳司法、汤寿潜交通、张謇实业、章炳麟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宋教仁、王宠惠、章炳麟者，又有以伍廷芳改外交者，争持不决。继由克强与总统商，以遁初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遁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与亮畴对调。总统曰：内教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秩老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乃复商代表会，外交、司法勿变更，克强复出席代表谈话会，以所改名单，及总统意告之，众无异议。[135]

这说明：第一，孙中山坚决要求由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改任司法总长；第二，同盟会不能“全用革命党”，还必须“用旧官僚”，因此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宋教仁的内政总长换为程德全；第三，同盟会不想临时政府的财政被控制，因此张謇的财政总长换为实业总长。曾经充当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除了点名高度评价张謇、王宠惠等人外，还未点名说汤寿潜等人的座位安排“看来也是合理的”。[136]有人批评临时政府总长人选“多属旧时人物，或新近附义来归者”，这是指责汤寿潜、程德全、张謇。于右任称：“请他们加入，并不仅是表示对于同情者的答谢，而是寓着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精神。”[137]

汤寿潜并不打算就职交通总长，出现了是否以总长身份兼任浙江都督的争论。1912年1月3日，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通过汤寿潜为交通总长的提名。1月5日，临时政府举行各部总长委任礼，到教育总长蔡元培、外交总长王宠惠、财政总长陈锦涛、实业总长张謇，司法总长伍廷芳因“议和”、内务总长程德全因“有病”未到[138]，汤寿潜则在杭州。参加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的浙江代表屈映光、黄郡致电浙江临时议会、政事部、财政部、司令部，提出汤寿潜兼任浙江都督，另设副都督由蒋尊簋担任：

同盟会坚决反对汤寿潜兼任浙江都督。陈其美致电各军政府强调，汤寿潜“被举为交通总长，浙都督一席碍难兼任”，“已公推蒋尊簋君，其美实深赞同”。[142]在这种情况下，汤寿潜不能兼任浙江都督，强调“千万另举都督”，否则“浙始终为潜累”。[143]但是，他反对蒋尊簋继任浙江都督，《汉民日报》登载了汤寿潜给浙江省议会、副都督、各府军分府民事长的提议继任人选之电：“潜昨晚到宁。中央已发表任潜交通，且无许辞。外顾大局，内念浙事，力小任重，惟有惶急，杭事伏诸公扶持。在杭三部长，在沪陈都督，章太炎、陶焕卿二先生，其才其望均胜衰朽以倍。幸浙父老择一替潜，必能为浙保障治安，维持秩序。潜住三两天，总设法一一返杭，循例交卸。”[144]

陈其美担任上海都督，不能接任浙江都督。章太炎不可能接任，因为同盟会反对。陶成章也不可能接任，因为有人强烈反对称“可与破坏而不可与建设”。[145]这样，只能由蒋尊簋继任，陶成章意识到此点，称：“以浙督见推，仆自顾辁才恐负重任。如汤难留，则继任者非蒋军统莫属。”[146]1月14日，陶成章被刺身亡。汤寿潜意识到这一点，《汉民日报》1月13日登载了他致孙中山、黎元洪、伍廷芳、各省都督各总司令、浙江各军政分府各民事长暨各团体的辞职电：“寿潜误浙两月，愧对父老。今谬任交通，才益不胜，辞又不获，尤滋惶疚。浙都督已由邦人士公推蒋军统尊簋”，“日内赶办交卸，事竣即赴宁”。[147]

1月14日，汤寿潜电辞浙江都督。1月15日，临时省议会批准“辞职”，汤寿潜“赴宁就交通总长”，虽然“浙人仍欲挽留，惟汤以南京临时政府初成立，不能不赴命”。[148]事实上，同盟会以“中央政府非得一二老成，不足服众望”[149]为由，要求汤寿潜必须卸去浙江都督之职到南京任职交通总长，舆论认为他“兹因被举临时政府交通部长，谊无可辞，不得不交卸浙江都督之任”。[150]1月16日，汤寿潜正式去职浙江都督，蒋尊簋“接印视事”。[151]

作为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证实了这一点：汤寿潜同张謇“仅一度就职，与参列各部会议，即出住上海租界”。[153]这里所说“参列各部会议”，指1月21日召开的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汤寿潜于1月15日离开杭州前往南京就职，不知他何日抵达南京。既然“临时政府惟一目的在速定共和”[154]即议和，他和张謇在参加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就到上海。汤寿潜反对同袁世凯议和，提出宜“声其罪而讨之”。[155]但是，第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告知袁世凯限期答复优待清室条件”[156]，这说明临时政府同袁世凯的议和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反对议和的汤寿潜参加完第一次内阁会议即到上海，这差不多将他入府担任交通总长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从上可见，汤寿潜主张开府东南，反对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央政府。他虽然赞同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但是支持黎元洪为大元帅。他反对推行责任内阁制，主张仿照美式实行总统制、联邦制。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同盟会开府东南的必要性，汤寿潜必须入府任总长。上任交通总长以后，汤寿潜只是参加一次内阁会议，就离开南京到上海；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汤寿潜并无交通建设工作可做，一方面是由于南北议和及其反对议和的态度。

总之，汤寿潜作为东南名望，不可避免地被卷入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激烈的权力争夺漩涡之中。由于他与杭州旗营的关系，他对杭州的光复和闽浙两省的辛亥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因而拥有出任浙江都督的资格。由于他与同盟会、光复会、浙江咨议局等各方面的关系和光复会上中级会议成员之间特别是朱瑞、周承菼之间的制衡，汤寿潜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都督人选。然而，虽然他想励精图治，但是在临时参议会的牵制下和政事部、财政部、水陆军司令部各自为政之下，他无啥权力，只能辞职。虽然他参与策划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公认的总长人选，但是其交通总长也只是名义上的，他入府只是增加临时政府的威望而已。随着他1月22日离开南京到上海，他被卷入辛亥革命期间权力争夺漩涡的历史差不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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