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余杭镇南门不到二里，南湖即呈现在眼前。远处九锁、天柱诸山，峰峦时隐时现；眼下阡陌桑田，塘漾棋布，房舍成列，林木葱茏，其四周又围以坚固之堤坝。这就是著名的南湖，然而实际上却又很难说它是个湖。

 南湖 

余杭南湖其实是一项水利工程。途经余杭的苕溪上承天目万山之水，每当春、夏、秋霪雨滂沱，盈川满谷，奔泄其中，溪量难容，攻堤浃岸，乃至下游杭、嘉、湖三地俱遭漂没。东汉熹平二年（173），县令陈浑为分杀苕溪之水“橐输四万金，兼人工以十万计”，开辟南湖。中筑以界塘，其西为南上湖，周围32里；东为南下湖，周围34里。两湖东界为八角亭、白泥山，西界为洞霄宫，北界为石门塘，面积1.37万亩。南湖的开辟使洪水得以留蓄，减其锐势，使其人龙舌嘴出石门桥，以潴于湖，下游田禾既无淹没之灾，又有灌溉之利。陈浑担心洪水从石门溢进南湖，又在南下湖之南，自东岳庙至观音阁设五亩塍，一带长495尺，高5尺。水得以盘塍徐徐而下，由石棂桥过安乐，以归南渠河。这些在史籍上均有记载，清嘉庆《余杭县志》卷十一《水利》：

“后汉熹平二年县令陈浑修堤防开湖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户。湖东南岳庙之侧有石棂桥、五亩塍，二处皆汉陈浑遗迹。南渠河上有东郭堰，陈浑置。”

明金学曾《南湖告成记》中说，天目众山之水奔流到苕溪，分流到石门港，从石门港逶迤而入，浩浩荡荡汇成大片水域，这就是南湖。水流到了南湖，好像有了可以暂时停留而且储积的地方，用以缓解其澎湃浩荡之势，使水流不致于冲溃堤坝泛滥成灾，而天旱时则可引水灌溉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的田地，这南湖工程可称作数百年来东南地方一大得利之源。民国《浙江通志稿》“南湖”条载：

南苕溪朝东北方向流去，进入余杭县境内。南给线潭输水，北有舟枕山的来水注入溪流。溪水又向东流，南向分洪蓄水，便是南湖。南湖坐落在距县城西南二里的地方，容纳苍步岭、石盂岭等处汇集而来的水流。

当初湖面十分辽阔广大，今天已经变得很小了。湖内有八座土山。水盛时泛滥而成汪洋，水枯竭时只剩细流归入渠沟。湖的形状北面宽广南面狭窄，西部宽广东部狭窄。四周有堤埂围绕，周长约十里。中间筑有十字堤，东西宽三里多，南北长二里。由西北出口过石门桥，与南苕溪会合。

至唐代，南湖年久失修，以至湖面淤塞，堤坝破损，洪灾又屡屡危害黎民百姓。宝历元年（825），县令归珧率民工数万，日夜不息，疏浚南湖，使之回复陈浑时旧迹。并于镇北十里处新辟北湖，围塘三十公里，至今仍名归长官塘。嗣后，南湖堤岸随时得以修治。

至宋代崇宁间（1102-1106），权相蔡京葬母于南湖之侧，欲浚南湖潴水，时余杭县令杨时不畏权势，竭力阻止。杨时在任期间对南湖水利亦尽心尽力。宋代，实行“县令、主簿并以管干塘岸入衔，任满无损者有赏”政策，即任内政绩与南湖水利挂钩，所以县令、主簿等均重视南湖水利，不敢掉以轻心，随时修筑南湖。宣和年间（1119-1125），知县江袠亲自踏勘，了解水利状况，恢复南湖原貌。熙宁年间（1068-1077），南湖因受大水冲激，堤岸渐低。绍兴年间（1131-1162），县令李元弼带领百姓，挑土石修堤，使堤岸增高三尺。同时派捍江兵士及濠寨官看管，一旦堤岸出现漏洞，即“以稿为箔捍护”。绍熙五年（1194）洪灾，县令周章“日役数千人，历时年余”，恢复并增宽了南湖旧堤。至咸淳年间（1265-1274），南上湖塘高一丈四尺，上下各广二丈五尺，周回三十二里二十八步，与下湖相接。南下湖在溪南旧县治西二里六十五步，塘高一丈四尺，上广一丈五尺，下广二丈五尺，周围三十四里一百八十一步。

 描绘南上湖南下湖形势的《陈令创筑之图》 

元至正十三年（1353），余杭尹常野先增筑南湖塘，又筑县西官塘十八里。明永乐二年（1404），户部尚书夏元吉、大理少卿袁复，增筑南湖塘使之阔厚，创筑庙湾、瓦窑塘。永乐五年再修南湖坝。正德十三年（1518）十二月，提督苏杭水利河道、工部郎中朱衮修筑南湖。嘉靖十八年（1539），钱塘知县陈惟又砌石筑滚坝，让洪水先经滚坝，缓和水势，以免洪水冲决五亩塍，又可灌溉余杭闲林及钱塘钦贤等乡田地。

历代余杭县令，均重视南湖治理，不敢有半点疏忽。陈浑以后，唐代归珧，宋代杨时、章得一、江袠，元代常野先，明代戴日强，清代张思齐、龚嵘、张吉安等均有功于南湖。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县令戴日强到任时恰遇洪灾，暴雨昼夜不止，苕溪暴涨，南湖决堤，西溪、安溪皆苦水灾。而上一年已大雨数十日，溪水骤涨，南湖塘北堤为民所决，洪水直灌钦贤等乡二十余里，一夜水涨丈余，致使墙屋俱塌，溺水者无数。戴县令真可谓受命危难之际。他下车伊始，便率民众废垦田，辟湖址，立界碑，修闸堰，治理南湖。堵塞的地方把它疏通，泥沙沉积的地方把它铲平，有缺口的地方补上，有坍毁的地方填好。借助民众之力疏通湖中沉积的泥土，将湖中的泥土运往别处来加固堤塘，辛苦了三年，大功告成。湖身周长三十余里，湖塘高大概四丈，宽五丈比之以前的湖塘大了三倍。并用浚湖的泥土在湖中筑起十字长堤，搭建六座桥梁。十字长堤东西长二里二百七十二步，南北长里三百十一步。又在长堤上种桑栽柳，森然成林，一则固堤，二则可据其材充益治湖经费。整个工程延续三年，是屹然不拔的功业。 

明金学曾有《南湖告成记》详细记载了此事。文章回顾了自汉陈浑始至当时历代余杭地方官治理南湖的功绩后，指出南湖工程可称作数百年来东南地方一大得利之源。但由于年代久远以致防护松弛，湖边诸多豪强把持，不顾法令任意割占水域，侵吞盘踞面积日益扩大，终致南湖被废弃，水没有地方储存，洪水灾害又害苦了四野；而一遇干旱就没有办法，干巴巴望着老天下雨，百姓的愤怒和惋惜无处可诉。文章重点记叙了戊申年间杭州大水及此后重治南湖的情况。整个工程历时一年多，参加劳作的超过一万人，夺回豪强侵占的田亩八千多亩，募捐银钱三万两。工程完工后，使受西来洪水威胁的三郡成千上万的生民不致葬身鱼腹，过上平安生活，并年年如此，而过上平安生活的三郡百姓则上纳金钱、谷麦，供给国家税赋数以百万计。 

清顺治十七年（1660）至光绪十六年（1890），先后治理南湖六次。康熙十年（1671），抚院范承谟重修南湖，加高堤塘，“堆贮湖中积泥成丘十余座”。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龚嵘增筑五亩塍，复修十字长堤和六桥，且于塘堤四周遍植桃柳，增建亭榭，在十字交叉处筑澄清庵，延僧居住，朝暾夕晖，士女游观，如西湖般。

历代文人雅士面对湖光山色，自然触景生情，吟咏南湖。南宋龚大明《南湖》诗云：

梅霖初歇水平浦，浦上青山殿画图。

更看楼台相掩映，风流端不减西湖。

明何端图《南塘艺花》之一：

一望平堤照水清，万株红雾起江城。

流莺绕树应多晥，野草缘根亦自生。

市尽忽通云壑美，尘余暂起晓春晴。

纵横锦障花封似，那羡西湖十里名。

清毛万龄《南湖看桃花》，诗云：

偃坐青毡草色芜，桃花夜雨欲模糊。

起来踏遍南湖路，不道秦源即此湖。

诗人把南湖比作西湖、桃花源，足见其时风光之美。明清之际，南湖四围尚有天曹庙、三官殿、东岳庙、嗥亭等人文景观，并衍生许多传说，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惠泽祠（三贤祠）。由汉及唐至宋，陈浑、归珧、杨时三县令有功于当时后世，虽先后远近不同，然为政泽民，有功于水利。余杭百姓自然感恩，在南湖东南建三贤祠纪念他们。青砖黛瓦，缭以围墙，屋中置三贤塑像，设以神主。其处面对南湖，波光潋滟，而汀鹭渚禽，飞鸣上下；其西南一带，群山环拱，堆金披翠，萃山川之胜，又扼民众之心，实乃余杭一邑伟观也，让人惕然有感于中而思继承于永久！三贤祠前“环堤留水，方池留岸。其旁建亭以挹西山爽气。湖之东南为东岳庙，庙门之西双桥垂虹，危石增阜，飞泉侧濑，曲折回环，嵌石有小亭，深溪埒谷，叠木交柯，清荫四时。庙之右肩有石磴，向有古嗥亭，即郭然而出于一时利益，侵湖成田之风屡禁不止。明永乐年间文驯虎处。”

然而出于一时利益，侵湖成田之风屡禁不止。明永乐年间，“军民计移籽粒为田耕之，不能蓄水，以致决塘漂没民庐”，“自前明即于涨成田，其何时侵占报垦升科，世远年湮无可稽考”。弘治年间（1488-1505），水利郎中臧某临湖踏勘，见围占湖田甚多，要求增加田赋税收，并将围埂掘毁，结果“豪民乘此紊占，获利又不纳谷”。嘉靖十八年（1539），豪家徐衢等又占据大片湖田，官府将其所围土埂一概铲平，且沿湖立碑，永禁侵占。然难令行禁止，究其原因，是由于南湖本来就是用来蓄水的，堰坝不修则泄，一泄则干涸；湖荡泥深土沃，耕作就成为肥田，不耕作就野草丰茂。所以豪民便霸占了不修，甘愿水迅速干涸，干涸能获膏腴厚产，独享其利：如果水涝泛滥也袖手旁观，而不受损失。致使千数余亩的南湖，上湖被民间占据无余，只有靠下湖蓄水，未被耕作的只存三分之二。至清康熙十年（1671），经抚院范承谟勘察，南湖仅存五千一百四十二亩。乾隆年间（1736-1795），抚臣方观承《严禁侵占官湖案》称，上南湖尽成阡陌，势难浚复，且地势本高，浚亦不能蓄水；而下南湖亦间段开垦成田，土名百亩圩、王毛圩、荒荡圩，共丈有人额完粮田地三百二十余亩。即在乾隆十九年，报升各里田地八顷之内，以致西南一井形势不全，湖身窄小，不能多蓄，一经山水骤涨，节宣天地。 

清中叶后，南湖疏于修浚，十字堤塌，六桥渐废，垦田者尤众。民国时期，杭州地区水旱灾害频繁，据统计，1912-1948年受灾达三十四次。加之战争连年，政局不稳，能致力于建设的时间只有十年左右。民国十六年（1927）之前，军阀混战，水利建设基本上以整修、巩固为主，点滴吸收些现代科学技术和设备。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以前，政局相对稳定，水利建设有所发展。其时，开展了水利建设所必须的勘测等前期工作，又从西方引入新技术及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取得一定成效。抗日战争期间，水利建设皆陷于停顿。嗣后内战又起，由于社会动荡和财政困难，只对年久失修的险要水利工程进行维修。民国时，政府虽明令禁垦南湖，然收效甚微。

民国四年（1915），《浙西水利刍议》提出修理南湖。次年，浙江第二测量队对南湖进行测量，并提出南湖施工计划书。在测量南湖报告书中指出：

“余杭南湖创于汉之陈浑，复于唐之归珧，守于宋之杨时，洎夫明季，则被奸豪占据强半，自傅院清理七十余日，而东至安乐，西至洞霄宫，南至双白（白泥、白阳），北至苕溪，旧址始复，嗣以南上不塘，仍为居民占侵，遂至观音阁之界柱移之于鳝鱼港，故明清时重于疏治，已只知南下而不知南上矣。南上周围二十里强，面积九千七百四十亩，村落相望，田畴交错，古制旧迹，荡然无存，失今不治，微特包藏南上且有并吞南下之势，余邑水利尚可言乎？南下周围二十二里弱，面积一万一千二百亩，东至三宫殿，南至白洋山，西至观音亭，北至石凉亭，只以历久不治，遍地荒芜，数日不雨，湖身尽露，若逢盛涨，水即出槽，一片汪洋，并合而成巨浸。”

上世纪50年代，政府动员湖内农民迁移，毁田还湖。1960年9月，在南湖创办农场后，垦为耕田5000余亩，南湖就很难说它是个湖了。虽然其蓄水分洪性质尚存，但多少依靠苕溪上游的青山水库的节制。

南湖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年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其时就有先人生息繁衍。1986年水产大队在南湖挖沙时，发现众多的陶器和石器，上起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下至两汉。据考证，其地系因洪灾沦为泽国。若如此，则比陈浑筑上下南湖还早5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