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21日杭州宋史论坛本年度第3期在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举行，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古丽巍、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晖达主讲。 古丽巍：何以“有为”-——论北宋神宗朝“大有为”之政 古丽巍老师指出，北宋神宗朝呈现出与前几朝不同的时代面貌。因应内外政治局势之需，神宗及其臣僚更革时弊，振举朝政。表面上这是延续仁宗朝一些士大夫意图“有为”的主张，但实则接续前朝的努力而有了新的政治内涵。她从仁宗朝朝野求变的共同意识展开，探讨英宗、神宗关于“有为”政治理想的形成。英宗朝围绕“濮议”形成的政争，客观上巩固了英宗的权威地位，促使英宗从“恭默”转向“有为”。但是由于英宗病体不支，“有为”的政治改作尚未施展，但是如果将英宗朝政治延伸至神宗朝，则能看出英宗在神宗“大有为”之政中承上启下的意义。研究着意于作为皇帝的宋神宗的作用。在熙宁、元丰变法中虽然“隐而不显”，但皇帝的主导，某种程度上使元丰之政构成了对熙宁之政的反思与延伸，二者互为表里。集中观察神宗施政理念和方式，有助于我们更为透彻理解神宗朝在整个北宋中后期政治的意义。 
神宗继承了英宗“有为”的思想，付诸实践。神宗在王安石的协助下，在目标和内容上明确了此前尚且模糊的“有为”或“大有为”的政治主张，但君相二人对“大有为”目标及侧重均有不同。神宗即位初期，着意边事。但是内政，特别是财政匮乏的掣肘，限制了他对外用兵的企图。为了实现内外施政的目标，神宗迫切需要控制朝局，而且需选择与自己政治目标相契合、能为他所信用的执政官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神宗与王安石一拍即合。而王安石对三代风俗、法度的追求，“法先王之治”，使他着意于人材的培养。“大有为”是王安石因应神宗“历世之弊，欲变通之”、思以所学“措之于天下”的政治理想而提出的政治口号。神宗与王安石的“大有为”的思路均确立以“理财”之出发点后，君臣二人“大有为”目标在初期才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伴随着熙丰之际君相关系的变化，“大有为”之政的施行方式由君相共治而行独断转为神宗独断理政，也使得神宗朝呈现出与此前“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同的政治气象。元丰时期，神宗对国家政务的主导性，全面贯彻在对内政务与对外战事的处理中。一方面，元丰改制后新的行政体系已然形成，神宗及其官僚群体在这套制度基础上展开日常政务。另一方面，神宗处理国家行政手段日益娴熟。神宗通过内政与外事的努力，越来越接近他的政治理想，可惜这些政治措置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不少弊端，给他的理想蒙上了阴影。 
北宋神宗一朝能展开大规模的变法革新绝非偶然，随着宋朝立国以来内政、军事、外交等问题错纵交织，纷纭变化，变革早有伏脉，突破内外现实困境，努力“有为”的呼声日益强烈。神宗在位时期成为宋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深刻影响了北宋中后期政治制度发展的走势，其后很多政治上的纷争、制度上的调整、人事结构的重组，追根溯源，都可以在神宗朝找到因由。然而旧问题虽然得到部分缓解，却也滋生了许多新的政治问题。古丽巍老师认为，此文写作尚有很多不足，宋代政治史研究应该重视复式政治架构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尝试以“大有为”作为一个政治线索思考英、神、哲、徽四朝的政治关联，但“防弊之政”的精神仍然或隐或现地在政治中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力。也正因如此，以“大有为”作为剖析当时的政治理念及施行方式的线索和语汇，展现了宋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多样性。
李晖达：五音姓利、攒宫与南宋帝陵
李晖达老师首先回顾了南宋皇陵的形成过程。北宋靖康元年冬，金军攻陷汴京，徽钦二帝被俘。同年，康王赵构在元祐太后孟氏的支持下，于南京应天府（商丘）即位，改元建炎。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孟太后病逝于越州行在，遗令攒葬于绍兴宝山上皇村，但称攒宫，开南宋绍兴攒宫的先河。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和议之后，徽宗灵柩南返，继续卜葬绍兴宝山，绍兴十三年（1143年）更名永祐陵。此后，南宋的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均建于宝山范围内，构成茔域相连的南宋皇陵区。
对于六陵的葬地选择，李晖达老师从五音姓利、攒宫源流、陵园山形三个方面展开。
1．五音姓利 自昭慈孟太后攒宫起，绍兴南宋帝后陵均遵循北宋的五音姓利堪舆体系，取赵氏所属的角音姓利原则。其间虽为适应实际环境而有所调整，但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始终尊奉不易，以示正统。五音姓利本为阴阳家择定阳宅之用，至唐代，其法逐渐在建造墓葬中推广，成为关中、两河地区的主要风水流派。据北宋官修《地理新书》，五音姓利的基础法则实为阴阳五行理论。角音对应东方木行，徴音对应南方火行，宫音对应中央土行，商音对应西方金行，羽音对应北方水行，因此五音姓利实际上亦可称为五行利向。 
在实际操作中，代表“中央土”的宫音与“北方水”的羽音合而为一，故而形成实际的五音四方大利向：宫羽、商、角、徴。同时四大利向均不取正方向，而是以南北子午线为基准，宫羽音坐甲向庚（坐东北朝西南），商音坐壬向丙（坐西北朝东南），角音坐丙向壬（坐东南朝西北），徴音坐庚向甲（坐西南朝东北）。对照式盘方位可知，四音大利向均于本音对应的正方向上侧偏约15度。因此，赵姓所属的角音大利向，实际上是正北偏西15度的方向，而非习称的“地垂西北耸东南”（45度）。同时，五音姓利的关键要素不仅止于“向”，同时还综合了山形、地势、水流等周边自然环境因素，即堪舆家所说的龙、砂、水、穴。龙即来龙，指各音所属尊位的右侧方的山脉，即五音三十八从将位中的青龙。角音的青龙山即在正东方向的卯位，即为角音来龙。砂即指案山，五音案山均在大利向左、右各一位，形成双阙状。同时，墓地内的水流走势，亦为重要因素。角音水流出地中，出西北角乾位转折西南为大吉。择穴则为墓地的根本，除考虑方位，还要顾及实际土层厚度及地下水位的问题。所以说，五音姓利考虑的是一套综合的地理环境要素，而非字面上着重体现的“利向”一个基本点。五音墓地，是在兼顾了各音所属的龙砂水的环境因素后，先确定墓地的大空间格局，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终的墓穴位置。《地理新书》上所见的五音墓地图，应是对墓域空间环境的整体要求，而非限定尺寸的标准化墓地。
2．攒宫源流攒宫又称菆涂，最早见于《礼记》等先秦文献。至唐代，明确成为殡殓制度中的重要环节。宋承唐制，历位帝、后去世后，在下葬之前均建有攒宫，称为“殿攒”，以备殡礼之用，使用时间在五至六个月左右。北宋帝后中攒宫使用时间最长的是太宗明德李皇后，前后历时两年有余。明德皇后的攒宫如此迁延日月，原因颇为复杂，而太史局给出的理由是：“缘今年岁在甲辰，不利动土，须俟丙午年十月方吉。请止于今年闰九月二十二日，就西北壬地权攒。”这个理由在宋高宗为徽宗建立永祐陵时再次被借用，以攒宫代替山陵，从而建立了以“永祐陵攒宫”为代表的陵攒杂用的南宋帝陵制度。
3．南宋帝陵南宋帝陵正是在前述两个重要制度的影响下建立的。昭慈孟后初攒葬于绍兴，有形势所迫的成分，同时也是考虑了宝山一带的风水形貌。宝山谷地正当绍兴平原向会稽山脉的过渡地带，四周山丘环绕，而尤以正南方向的会稽群山最为高壮。东侧的青龙诸山由东南方向一路绵延向北，北面则有雾连山等遥遥相对。西侧的五峰岭等山势较和缓，谷地内的溪流由西北方向流出山口，汇入远处的浙东运河干流。整体上符合角音姓利东南仰高、西北地垂、水出西北乾位等关键标准，合于角音大利向法则。太史局官员正是在参照了五音姓利和北宋皇家陵园制度后，根据此地貌为昭慈太后择定了宝山茔域。李晖达老师认为，此后为徽宗攒宫择地的过程，证明永祐陵的位置与昭慈攒宫无必然联系，从择地到建设，均以角音姓利为根本依据，考虑的仍然是五音堪舆体系下的风水形势。之后的南宋帝陵，基本也都延续了这一成规。 
随后，与会学者就两位主讲人涉及的主题展开讨论。包伟民老师提出，重大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主线是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如南宋历史以和战为主线，以“大有为之政”作为北宋中期以后政治史研究的主线是重要的。在这一框架内，如何研究政治集团形成、不同政治集团的互动等议题是值得研究的主题。南宋史以和战为主线，也涉及南宋国家如何建立、地方财政如何逐步建立，在和战主线下也会有是新的视角。就王安石变法，包伟民老师认为虽然新法在财政体系上进行了理想化的设计，但是由于财政收入来源未变，所以新的财政系统只是在应对新的举措，并未根本改变总体财政架构。刘成国老师则认为，变法在南宋时期的评价较为负面，但是在仁宗末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求变已经是朝野的共识。对于南宋皇陵与五音墓地问题，郑嘉励老师认为从周围山形观察扩大了墓地的总体视角，是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推进。山陵的选择应是从更大尺度的进行观察。
除两位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浙江大学陈志坚、浙大城市学院傅俊、中国计量大学何兆泉、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浙江工商大学姜勇、浙江古籍出版社况正兵、杭州师范大学尤东进、杭州市社科院魏峰。记录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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