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嚴杰交遊考略 

井 超 

[摘要] 阮元、嚴杰，年紀相仿，有師弟之誼，交往三四十年。嚴杰精於校勘，久在阮元幕中，參與《經籍籑詁》纂修及補遺；參與校勘《十三經注疏》，撰《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孝經注疏校勘記》，并輔助段玉裁案斷是非，擔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校補調整工作；襄助阮元搜訪《四庫》未收書；參與輯刻《清經解》，任校勘之職，并編次《經義叢鈔》。嚴杰編校之才，在阮元幕中得到充分施展。

[關鍵詞] 阮元  嚴杰  經籍籑詁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清經解 

阮元（1764—1849），歷官三朝，一代文宗。劉壽曾《漚宦夜集記》曰：“學術之興也，有倡導之者，必有左右翼贊之者，乃能師師相傳，庚續於無窮，而不爲異説讆言所奪。文達早膺通顯，年又老壽，爲魁碩所歸仰，其學蓋衣被天下矣。”[1]作爲督撫大員，阮元幕府人才雲集。據尚小明《清代重要學人幕府表》及林存陽《乾嘉四大幕府幕主簡表》《乾嘉四大幕府幕客簡表》等記載，[2]阮元幕賓有段玉裁、孫星衍、淩廷堪、焦循、顧廣圻等一百二十餘人。阮元組織幕賓，從事文化活動，編著《經籍籑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十三經經郛》《清經解》《廣東通志》《疇人傳》《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兩浙輶軒録》《淮海英靈集》等，澤被後世。

嚴杰（1764—1843），字厚民，號鷗盟，浙江餘杭人，寓居錢塘。邃學能文，熟於經疏，通曉經術，鑽研傳注，得漢唐經師家法，撰作詞章，樸古奧衍。久試不售，以監生終。嚴氏自著之書有《蜀石經殘本毛詩考證》《小爾雅疏證》等。晚年與東軒詩社諸人往來唱和，有少量詩文傳世。

嘉慶元年（1796），嚴杰考卷得浙江學政阮元嘆賞，蒙其親往尋訪，遂與之訂交。此後，嚴杰長期追隨阮元，讀書於詁經精舍、文選樓等，久在其幕中。嚴杰精於校勘，阮元有詩贊曰：“嚴子精校讐，館我日最長。校經校《文選》，十目始一行。”[3]嚴杰作爲阮元得力之人，在其幕中做出過重要貢獻。特别是《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及《清經解》兩部大書，嚴杰校勘編輯之功不可磨滅。阮元一代巨擘，交遊廣泛，幕僚衆多。嚴杰依附阮元，雖有成績，然行歷湮滅，罕爲人知。二人交往密切，但鮮有人關注。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阮元、嚴杰的交遊情況進行研究。

一

阮元與嚴杰相識於科場。（民國）《杭州府志》録有諸可寶爲嚴杰所作傳記，其文曰： 

歲科連試既終，不售，乃以監生應省試，亦無有能識拔之者。會阮元督浙學，録科舉日，得杰卷，大驚異，試事畢，屏騶從訪之，黎明排闥直入，蓋慮不獲見也。[4] 

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阮元至杭州接任浙江學政，嘉慶元年三月二十日，“回省，試杭州府”，[5]則阮元閲得嚴杰卷，當在嘉慶元年。二人訂交，始於是年。

嘉慶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阮元組織學者，修纂《經籍籑詁》，首先“分籍纂訓”，嚴氏分纂《家語》王肅注。《阮元年譜》曰：“（嘉慶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始修《經籍籑詁》。先是，歲試畢，先生移檄杭嘉湖道，選兩浙經古之士，分修《經籍籑詁》。至是，集諸生於崇文書院，分俸與之。是日，至者共二十餘人。”[6]阮元初次召集二十餘人參與編纂《經籍籑詁》，據《經籍籑詁姓氏》所示，總共三十三人參與《經籍籑詁》分纂工作，説明後來又有人加入。嚴杰負責之書僅有一種，疑其後來加入。

嘉慶三年，《經籍籑詁》分纂工作完成後，又進行“依韻歸字”工作。臧庸《經籍籑詁後序》曰：“期年，分籑成，更選其尤者十人，每二人彙編一聲。”[7]嚴杰編韻“入聲九屑”以上。對於嚴杰在《經籍籑詁》編撰工作中的表現，主持校訂者臧庸曾有專門評價，其《經籍籑詁後序》曰：“同籑諸君往復辨難，國子監生嚴杰、仁和附生趙坦，頗不以鏞堂爲悠謬，其所編書亦精審不苟，皆學行交篤士也。”[8]臧庸專門稱揚嚴杰分纂工作精審。

嘉慶三年末，阮元任滿入京，先後署理禮部、兵部、户部，充經筵講官、會試副總裁，管理國子監算學等。至次年十月初三，奉旨署理浙江巡撫事務，十一月十五到任。十二月，臧庸於廣東刻成《經籍籑詁》。嘉慶五年春夏間，阮元又組織人對此書進行補遺。阮元《經籍籑詁凡例》曰：

此書采輯雜出衆手，傳寫亦已數過，譌舛之處，或亦不免。凡取用者，宜檢查原書，以期確實。至於遺漏，諒亦不少。現在杭州節署延友搜查，續爲《補遺》若干卷，刊刻嗣出，以裨學者。[9]

鑒於《經籍籑詁》初刻本存在的問題，阮元延請臧庸主持《經籍籑詁》補遺工作。嘉慶五年五月，臧庸辭歸，補遺工作又由徐鯤主事。[10]補遺所做工作，據《經籍籑詁補遺凡例》，一是依舊例采書，補纂者以之核驗《經籍籑詁》，增入失采條目。二是增補《經籍籑詁》未收之許氏《説文》，孔氏《易疏》《書疏》《詩疏》《左傳疏》《禮記疏》，賈氏《周禮疏》《儀禮疏》，等等，依然先分籍纂訓，後依韻歸字。嚴杰又參與了《經籍籑詁》補遺工作，負責《周禮鄭注》《周禮疏》《禮記鄭注》《禮記疏》的補纂，半爲核驗，半爲增收。嘉慶六年四月，《經籍籑詁補遺》撰成。

值得一提的是，嘉慶五年，阮元於杭州立詁經精舍，嚴杰成爲舍中上舍生。[11]精舍設立之初，嚴杰與陸堯春、周中孚議立鄭玄祠，請於孫星衍。孫星衍許之，并以爲當并祀許慎，又請於阮元。阮元許之，遂擇吉日，於五月二十六日，奉許氏、鄭氏木主於詁經精舍中。嘉慶七年二月，阮元刻《詁經精舍文集》，收録嚴杰《六朝經術流派論》《重橅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宋高宗御書石經考》《擬南宋姜夔傳》《易消息解》等文章。

二

嘉慶五年，阮元著手校勘《十三經注疏》。阮元校經，先授經分校，再定其是非。分校之人及所校經書爲：李鋭《周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孟子注疏》，徐養原《尚書注疏》《儀禮注疏》，顧廣圻《毛詩注疏》，臧庸《周禮注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爾雅注疏》，洪震煊《禮記注疏》，嚴杰《春秋左傳注疏》《孝經注疏》，孙同元《論語注疏》。分校之人，多者校經三種，少者僅校一種。定是非之人，則爲阮元、段玉裁。另，何元錫亦參與到《十三經注疏》校勘工作中，至少負責臨段玉裁所校葉本，以爲校勘《釋文》的依據。[12]九人之於阮元，段玉裁、顧廣圻爲朋輩，臧庸、李鋭、何元錫爲幕僚，嚴杰及徐養原、洪震煊、孫同元爲詁經精舍學生。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與《經籍籑詁》一樣，亦是陸續召集人從事其事。嚴杰及洪震煊、孫同元於詁經精舍纂《經籍籑詁補遺》，三人皆又參與《十三經注疏》校勘工作。嚴杰負責補纂之書較少，又未參與分韻工作，根據《經籍籑詁》撰作情況看，分韻工作至少需三個月，而《經籍籑詁》在嘉慶六年四月成書，嚴杰可能在嘉慶六年年初即開始校經。

嘉慶八年冬至日，段玉裁撰《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録序》。嚴氏在此前，已完成《春秋左傳注疏》校勘工作。段玉裁《序》曰： 

錢塘嚴生杰，博聞强識，因授以慶元所刻淳化本，并陳氏《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令其精詳捃摭。觀其所聚，而於是非難定者，則予以暇日折其衷焉。[13] 

據此，嚴杰所撰《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所校文字異同之是非難定者，段玉裁折其衷。[14]《孝經注疏校勘記》一書，因無文獻依據，不知具體何時成書。

除了負責校勘两部經書以外，嚴杰還輔助段玉裁總校《十三經注疏》。方東樹曾在阮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上臨盧文弨《十三經注疏》校語，其於阮《序》“臣定其是非”句批記曰： 

阮《序》“臣復定其是非”，按嚴云，“臣復定其是非”，此語專爲段氏駁《詩經》而設，因以施於群序云爾。按《校刊記》成，芸臺寄與段懋堂復校，段見顧所校《詩經》引用段説未著其名，怒之，於顧所訂，肆行駁斥，隨即寄粤付凌姓司刻事者開雕，而阮與顧皆不知也。故今《詩經》獨不成體。此事當時無人知者，後世無論矣。乙酉八月，嚴厚民杰見告，蓋以後諸經乃嚴親齎至蘇共段同校者也。[15]

鑒於段玉裁肆意駁斥顧廣圻所校《毛詩注疏》，故阮元使嚴杰至蘇州與段玉裁同校他書。

嚴杰還對《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部分初稿作了校補調整工作。中國國家圖書館近年入藏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部分稿本與全部謄清本，根據其中標記，嘉慶九年仲春三日，嚴杰校補完成《周易注疏校勘記》。劉玉才對這批稿本進行過深入研究。他對《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謄清本筆跡、署名、文字等方面進行比對，清理出從稿本到刻本的基本脈絡：

一、分任者李鋭完成初稿并作自我修訂；二、嚴杰校補調整；三、阮元批校；四、謄清成稿；五、孫同元復核，并有少量增補；六、嚴杰校定（或如方東樹言，與段玉裁同校）；七、刊刻成書（刊本校樣仍有少量增補）。

現存《周易注疏校勘記》七卷稿本，在李鋭原稿之外，以嚴杰校補的文字最多。如第一卷共有校勘記二百七十六條，其中新增和訂補的就有四十七條，而且基本出自嚴杰之手。嚴杰的校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新增條目和訂補校記文字，補入李鼎祚《周易集解》異文以及清儒盧文弨、浦鏜等人的校勘成果。二是李鋭原稿止校文字異同，甚少論斷，嚴杰校補則對諸本異文間下按語、斷語。[16]

這直接證明，嚴杰在李鋭校對文字異同後，又做了大量增補與訂是非的工作。我們查檢《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除上已述及的《周易注疏校勘記》外，《尚書注疏校勘記》《毛詩注疏校勘記》《儀禮注疏校勘記》《禮記注疏校勘記》《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爾雅注疏校勘記》等皆有嚴杰校語。可見嚴杰在阮元主持的《十三經注疏》校勘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尚未纂刊完成，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阮元之父阮承信在杭州去世，七月初三，阮元由杭州起程回揚州。阮元丁憂回揚州，嚴杰是否隨行，無明文記載。阮亨《瀛舟筆談》曰：“仁和嚴厚民上舍杰，深于經史，精于校勘，在節署及文選樓讀書數年，篤實稽古者也。”[17]可知嚴氏又追隨阮元至揚州。嘉慶十一年十月，阮元纂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此時，嚴杰在揚州。[18]

除了參與編纂《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外，嘉慶七年夏，嚴杰受阮元之命，修訂陳韶所録《天台山方外志》。阮元《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曰： 

今夏，山中各寺僧以松江陳通判韶所録《方外志》求序於余。台山之有專志，始於元之無名氏，其書世已罕覯，《方外志》則明高明寺僧無盡所撰也。錢希言嘗稱其學識高出道流，所撰山志甚有禪藻云。初，乾隆丁亥，僧化霖請於齊息園先生，删益無盡書爲四册，刻板行於世，然體例既不協一，繁蕪猥雜，疑其爲未定之稿。今通判取而訂之，其用心勤矣。元又命錢塘嚴生杰修訂之，嚴生云：“録藝文過繁，山水、寺觀反如附録。宜倣宋范氏成大《吴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詞之義。”從之。[19] 

嚴杰以爲，原志書繁簡失當，故仿范成大《吴郡志》例，分隸各門，予以編訂。

嚴杰還曾爲阮元尋訪《四庫》未收書。嘉慶十一年至十二年間，阮元校寫《四庫》未收書六十種，每書皆撰提要一篇，後進呈御覽。嘉慶十三、十四年，又寫進四十種。阮亨《瀛舟筆談》曰： 

兄官學政、巡撫時，留意于東南秘書，或借自江南舊家，或購之蘇州番舶，或得之書坊，或鈔自友人，凡宋元以前爲《四庫》所未收、《存目》所未載者，不下百種。爲兄訪求購借者，浙之鮑以文廷博、何夢華元錫、嚴厚民杰之力爲多。丙寅、丁卯間，兄奉諱家居，次第校寫，共得六十種，每種皆仿《四庫》書式，加以提要一篇。丁卯冬，服闋入覲，進呈乙覽，蒙賜披閲，獎賞有加。戊辰、己巳，復撫浙，續寫四十種進呈，亦各爲提要一篇。[20] 

阮亨記録了阮元前兩次進呈《四庫》未收書的情況，并特意表彰鮑廷博、何元錫、嚴杰搜訪圖書之功。[21]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共收録一百七十三篇提要，而嚴杰藏《揅經室外集》抄本，另有二十一篇提要，值得重視。[22]

三

嘉慶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阮元抵杭州，復任浙江巡撫。嘉慶十四年九月，阮元受劉鳳誥舞弊案牽連，被革職，旋被恩賞給編修，在文穎館行走。

嚴杰從嘉慶十六年起，先後教育阮元女兒阮安、女婿張熙讀書。

嘉慶十六、十七年，嚴杰從阮元在京師，教阮元之女阮安讀書。[23]阮元《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曰：“余之女子子安，孔夫人所生。余得一古鏡，有‘孔静’二字，遂字之曰‘孔静’。幼明敏，未嘗習鍼黹，師錢塘嚴厚民讀書，師奉新劉蒙谷學畫，其詩受教於父母者爲多，頗能析理摹景。”[24]阮安乃孔璐華所生，生於嘉慶七年七月，嘉慶十五年，隨母親等至京城，是年十歲。

嘉慶十九年至二十四年，嚴杰館於江都張氏，教阮元之婿張熙。阮元《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曰：“（阮安）年十三，許聘江都張熙。熙字子興，又字定江，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賜三品銜鈞之子。于是厚民又館于張氏，與武康徐雪廬迭教熙。”[25]

嘉慶二十五年春，嚴氏攜張熙至廣東阮元督署。阮元《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曰：“嘉慶二十五年春，熙年十八，其父命隨其師嚴來粵東，贅余署中，且讀書，受余教。”[26]道光元年正月，阮元女婿、嚴杰弟子張熙去世，阮安憂思成疾，不久隨之去世。遭此變故，嚴杰於次年返歸杭州，閑居三年。

道光四年夏，《兩浙金石志》刻成於粵。阮元督學浙江時，嚴杰曾得《唐孫夫人墓志》，拓之，持以獻阮元，後被《兩浙金石志》收録。阮元《兩浙金石志序》云：“及于金石刻，搜訪摹榻，頗窮幽遠，又勒成《兩浙金石志》一書。爾時助余搜訪考證者，則有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諸君子。許周生兵部宗彦，亦多考訂增益。”[27]阮元此序，未提及嚴杰名姓。然其《定香亭筆談》記曰：

予徵收富陽縣古刻，百無一存。錢唐嚴厚民杰新得《唐孫夫人墓志》，持以示予，云頃歲親見富陽人掊土得之，知爲古墓，手拓四五本，仍令掩埋原處。文云：“夫人，吴大皇帝十九代孫孫德之女也。笄年歸於陸氏，以大中四年遇疾，即是歲仲夏月三日而終，於其年季秋月末旬八日安厝富陽縣西廿里上黄山墓。”云云。其後空處别題“唐大中四年九月廿八日記”，字體較大，此例他碑未見，亦博古者所宜知也。[28] 

此爲嚴杰助阮元收集兩浙金石之證。

道光四年十二月，阮元於粵建成學海堂。次年夏，阮元召嚴杰入粵。同年八月，阮元輯刻《清經解》，嚴杰任編輯。《清經解總目》後附有嚴杰識語，其文曰： 

今雲貴總督宫保阮師，素以經術提唱後學，嘉慶二十二年奉命總督兩廣，數載之間，百廢具舉，於粵秀山麓建學海堂，爲課士之所，取國朝以來解經各書，發凡起例，酌定去取，命杰編輯爲《皇清經解》。是編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序，凡見於雜家、小説家及文集中者，亦挨次編録，計一千四百卷。[29] 

阮元提倡古學，尤重經學，先後主持纂刊《經籍籑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十三經經郛》《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清經解》，从字詞訓詁、經典校刻、彙編隋唐以前經説、叢集清人經解等層面，清理經學文獻，形成體系。《清經解》之編纂，是其中重要一環，編輯之人選，自當慎之又慎。前人對阮元選擇嚴杰爲編輯，頗有微詞。虞萬里《正續清經解編纂考》一文，專言此事，以爲“嚴以校勘精審爲阮所器，且兼有學生、門客之誼，故委以重任”。[30]道光五年，阮元題嚴杰手持之《書福樓勘書圖》，其文曰：

厚民湛深經籍，校勘精詳，因昔人云“書不飽蠹魚，不經俗子誤改，書之福也”，因以名樓。

古書有古義，後人每未詳。俗子作聰明，何妄下雌黄。少見多所怪，以不狂爲狂。石經在開成，據宋已改唐。（今石經“願車馬衣輕裘”“輕”字等處皆後人妄添，幸碑跡可見。）孰知據明監，更改金陀坊。（大人自注：乾隆間，奉敕摹刻岳板《五經》，甚盛典也。余校石經時，見其誤字反與明監本同，大疑之，及訪之，始知原摹不誤，後爲武英殿校刻之人所倒改也。）嚴子精校讐，館我日最長。校經校《文選》，十目始一行。（大人自注：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讀書也。）人有讀書福，書福人亦康。書樓畫爲册，樹石雜縹緗。北齊勘書圖，今復見錢塘。厚民比古人，遵明其可方。（勘書圖始于北齊。遵明謂齊儒徐遵明。）[31]

阮元在詩中對嚴杰稱讚有加，稱其深通經籍，校勘精詳，校書十目一行，真能讀書。詩末，阮元將《書福樓勘書圖》比之北齊勘書圖，將嚴杰與齊之徐遵明相比擬，足見他對嚴杰的愛重。

道光六年，阮元調任雲貴總督。此時《清經解》已編成一千卷，嚴杰留粵，繼續編輯。[32]道光九年十二月，刻成《清經解》一千四百卷。其中，第一千三百七十一至一千四百卷，爲嚴杰所補編《經義叢鈔》，收録作品或多至十卷，或僅爲單篇文章，以補所未備。[33]

嚴杰於所編之《清經解》中，間附識語，如《清經解總目》後、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卷末、吴廷華《儀禮章句》卷末、杭世駿《質疑》卷末、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卷末、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卷一後、阮元《曾子注釋》卷末、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後，阮元《考工記車制圖解》卷末、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末、阮元《揅經室集》卷末。这些識語，或説明收書意圖及去取情況，或品評所收書的價值，或介紹作者未被收録的經部其他著述，或介紹作者所著其他部類重要著述，有一定價值。

道光九年編成《清經解》後，嚴杰隨即從粵歸，冬至前二日抵杭州。[34]自此至道光二十三年嚴杰去世，筆者未見阮元與嚴杰交遊資料。嚴杰去世六年以後，阮元亦謝世。

結語：自嘉慶元年嚴杰結識阮元，直至道光九年《清經解》編成，三十四年間，嚴杰久在阮元幕中。嚴氏參與《經籍籑詁》纂修及補遺；參與校勘《十三經注疏》，撰《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孝經注疏校勘記》，并輔助段玉裁案斷是非，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校補調整工作；襄助阮元搜訪《四庫》未收書；參與輯刻《清經解》，任校勘之職，并編次《經義叢鈔》。嚴杰校勘之才，在阮元幕中得到充分施展。阮元作爲封疆大吏，輾轉山東、浙江、河南、江西、湖廣、兩廣、雲貴等地，嚴杰隨其奔走於浙江、江蘇、北京、廣東間，結識丁杰、段玉裁、孫星衍、淩廷堪、焦循、顧廣圻、臧庸、李鋭、周中孚、汪遠孫等一大批學者，在相互問難砥礪中，其學問亦得精進。阮元與嚴杰師弟二人的交遊，可視作阮元幕府中幕主與幕賓交遊的縮影。阮元發掘、培養、使用人才之能，可得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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