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曾先后三次构筑外城。据《吴越备史》《吴越备史杂考·吴越国治考》，第一次筑城在唐末大顺元年（890）。钱镠任杭州刺史兼防御史时，出于军事需要，开始修新城。是年闰九月，“王命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城北到夹城巷（今长板巷），南至秦望山，南北长十二里，东西相距不到300米，故称夹城。

      第二次筑城时间是景福二年（893）七月。此年由于军事上的胜利，钱镠被拜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他征集20余万民工及北征胜利归来的“十三都兵”，在夹城的基础上，“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门凡十，皆金铺铁叶，用以御侮。”其东界从东新关桥起，沿五里塘河向南，再沿今中河西侧向南，抵六和塔江边。其北界从东新关向西偏南接夹城，再向西至下湖河。其西界沿下湖河东侧的东马塍向南经流水桥，沿西湖东岸向南，过赤山埔、四眼井至六和塔江边。因罗城城垣“南北展而东西缩”，南北两端广而中间狭，故又称“腰鼓城”。

      第三次筑城在开平四年（910）。钱镠筑捍海塘的同时，在塘的西部形成了“重濠累堑，通衢广陌”。在“重濠累堑”中，有一条平行于海塘的沟濠，其北段为后世的菜市河（今东河），南段即龙山河（今中河南段）。筑捍海塘后，钱镠又“广杭州城”，展筑东南之外城，“建候潮、通江等城门”，由是“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将杭州城墙的东界，从中河西侧的罗城再东拓到今东河之西岸，今中河当时遂成城内运河。

      从大顺元年（890）“筑新夹城”至开平四年（910）“广杭州城”，仅仅20年时间，杭城东界就从清湖河西岸跃至今东河一线，这20年所拓的城区，已成为今天杭州城区的中心。

      钱镠于乾宁五年（公元898）自润州（今江苏镇江）移镇海军治所于杭州，即以凤凰山隋唐州治为治所，扩展州厅西南隅，依山阜为宫室。乃至吴越建国，遂于后梁开平四年（910）以州治为基础建子城，旋即成为国都治所，设朝于凤凰山下。

      吴越国的子城，周九里，“南曰通越门，北曰双门”。通越门在凤凰山之右，双门临江，双门外还建碧波亭，用来检阅水军。并将吴越子城的建筑范围扩展到慈云岭，子城内殿堂宫室，重檐叠阁，雕梁画栋，还“廊回路转”“垂杨夹道，间以芙蓉”“环以古松”“风帆沙鸟，咸出履下”，俨然如一处江滨皇家墅园。

      吴越国子城沿袭六朝钱唐县治地和隋唐州治，使其地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杭城政治中心，为日后南宋奠定了国都皇城的建筑基础。

      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南渡，驻跸杭州，诏以州治为行宫，谓行在所，又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杭州。南宋将两浙路复分为东、西路，两浙西路治临安府，因行宫治凤凰山麓的原州治，故临安府署经多次迁徙，最后于“清波门之北，以奉国尼寺（即净因寺）故基创建”。（《乾道临安志》）同时于南宋初迁钱塘县治于纪家桥之西北华严寺故基；迁仁和县治于招贤坊（今凤起路与中山路交叉口西南的原慎安里、全德里）。

      自隋经盛唐、吴越及至南宋，历经近700年，这一时期杭州从一个小县城发展为大都市，又从大都市发展到国都京城。

      南宋既定都杭州，遂在吴越子城基础上，修建皇城大内。

南宋京城临安府（杭州）在钱氏第三次增筑杭州城时，已基本确立了杭城的西界、北界和东界，后唐同光二年（924），“钱镠开慈云岭，建西关城宇”，又确立了南界。

      南宋京城的范围，自西北馀杭门（今武林门）起，东北有艮山门、东有东青门、崇新门、新门、保安门、候潮门、便门；南有嘉会门，西有钱湖门、清波门、丰豫门、钱塘门，共有城门13座。全城呈南北长（约7000米），东西窄（平均约2000米）的矩形，面积约14平方公里，平陆和山地各占一半，城市中心位于南部山地。

      南宋皇城大内西北出东华门，为今江城路，南折至今六部桥直街，为候潮门；东邻今江城路，南折至今江城路立交桥，为便门；东南出大内东便门，为今凤凰山脚，为京城嘉会门；南宋京城城墙继续向西折入山林，沿山脊线蜿蜒至海拔186.5米之大光明峰的月岩，再沿海拔100米等高线西南折至慈云岭北侧山脊，然后转山脊线向东北折上，经将台山，凤凰山峰，至九华山而下至平地为钱湖门。南宋京城城墙范围内，还筑有大内宫墙，宫墙内之大内均在江干区域之内。

      吴越国王宫与南宋皇城形成了杭城“南宫北城”的格局，南宫即在江干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