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日记全编》

（全十二册）

夏承焘 著 吴蓓 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1年11月出版

ISBN：9787554016879

定价：￥1680.00

 内容简介

本书是近现代著名词学家夏承焘的日记全编，收录了其1916年（十七岁）至1985年（去世前一年）近70年（中间有数年日记佚失）的日记，依据日记原稿重新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曾出版《天风阁学词日记》，被著名学者施蛰存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词学文献”，是“日记文学的上乘之作”，在学界有重要影响。但《天风阁学词日记》是删节本，记事删略很多，夏承焘早年及晚年日记更是付之阙如。此次整理夏承焘日记，经多方搜求，其存世日记知其下落者皆收入其中。

与《天风阁学词日记》相比，《夏承焘日记全编》的内容由原来的140万字增加到近500万字，体量扩充近三分之二，补充了1916年至1928年日记、1966年至1985年日记、中间原遗失的1933年等数十年日记，补足了《学词日记》所删削的内容。本书之新在于“齐”、“全”二字，保留夏承焘日记原貌，反映了当时社会、个人生活、读书撰述、朋交游览以及教书育人等方方面面，是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文化心路历程、考察学术升沉进退、提供后人多重思维角度的绝佳文本，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学词”，文化含量大增，极具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人。著名词学家，近代词学奠基人。有《夏承焘集》（八卷）行世。

吴蓓，文学博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前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著有《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等。主编《夏承焘全集》。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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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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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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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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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九年

一九八〇年

一九八一年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五年

延伸阅读

一、学问始于读书札记

勤于做读书札记， 是许多名家学者的经验之谈， 这方面的例子， 古今中外不胜枚举。中国古代的例子， 我们先笼统说一下清代。清人重学，一个突出的表征是较诸前代， 清人普遍更好读书， 也更爱写书， 而由读书通向写书的一个桥梁便是做读书札记。清代数量浩大的各类笔记里， 有很多是读书札记。清代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许多领域达到最高峰， 从他们的读书札记里便可见端倪。今人徐德明编撰的《清人学术笔记提要》， 选取了清人学术笔记250种撰写提要， 其中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孙诒让的《札迻》等， 都是清代朴学的典范之作， 从这些书名， 不难看出读书札记的渊源。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 积四十年心力写成的皇皇十八巨册《越缦堂日记》里， 记载有大量的读书札记， 这些读书札记， 大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例， 而“详赡过之”，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李慈铭的为学方式， 曾给青年时代的夏承焘以极大的触动， 后来他的日记， 时间跨度超过半个多世纪， 比李慈铭还长。而他早年日记里的读书札记， 也有很多李慈铭的影子。

民国学人中， 钱锺书先生的札记数量也很庞大。钱先生比夏先生年轻十岁。钱先生的《谈艺录》在民国时期出版时， 就有很好的反响， 夏先生日记里说：“钱锺书《谈艺录》， 博览强记， 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 取证稠叠， 无优游不迫之致。”（1948年9月17日） 钱先生的《管锥编》， 今人推崇备至， 其本身， 就是一部笔记体的巨制。这两部书， 代表了钱先生学术的最高成就，作者的博闻强识固然令人敬佩， 但若没有大量的读书卡片做底子， 这样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钱先生去世后， 他的夫人杨绛先生回忆， 钱先生的全部外文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 共三万四千多页。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 大致不相上下。每日的读书心得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这些读书札记总字数在两千万以上。在读书札记上所下的功夫， 还有一个人与钱先生旗鼓相当， 那就是比夏承焘先生年长十年的陈寅恪先生。而今天， 我们会看到， 站在这两位先生中间的夏承焘先生， 也将为我们提供许多有关读书、学问与札记的故事。

在第一节里， 我们说两个夏先生二十出头通过大量读书、做札记而步入学问之途的故事。夏先生与词学的故事大家也许听得比较多， 但夏先生在专治词学之前， 还尝试过治诸子学、治小学，这些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

夏先生而立前后，才开始专攻词学，但他的读书治学之路，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夏先生秉承两浙学术研治经史的学问“正途”，从十四岁考入温州师范学校就开始背十三经，此后的十来年时间中，十三经是他反复温习的内容，除了《尔雅》之外，另外的都能熟背。背诵是人类知识累积的不二之途，是读书的基本功，这功夫越早操练越好，所谓的童子功，能使人受益终身。

但是人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天赋：有的人过目不忘，有的人记忆如筛。如果爹妈没有给你生就好记性，那也不打紧，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勤能补拙，读书札记就是这么来的。而事实上，哪怕记忆力最超群的学问家，也恐怕不能够脱离札记完全凭着脑子记忆就做出大量的、有体系的成果来。读书札记，便是资料的收集、整理，这永远是做学问的基础。

夏先生读书，从来不是空口读的，任何一种书，只要他曾过目，在他的日记里多多少少都能找到踪迹。1921年冬，夏先生22岁，远赴西安任教职。在西安的几年中，他的读书札记渐渐成为做学问的雏形。那几年，夏先生对先秦诸子产生了兴趣，就开始阅读诸子原典，边读边做札记。他所做的读书札记，现在留存下来的还有《〈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札记》一本，《〈扬子法言〉札记》一本。

除了阅读原典，自然还要十分留意时贤的诸子学著作，当时一些文化界名流研治诸子的著作，他都有涉猎。他看到梁启超的《读孟子界说》，深受启发，花了四十天时间，三易其稿，于 1924年7月30日，写成了《读荀子界说》。

这篇文章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与他其余的诸子札记有所不同，不仅仅是摘抄原典中要点，还征引了古说及时贤论著，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因而夏先生自称这是他的“著作”的“破题儿”第一遭。也就是我们说的做学问写文章的“处女作”。当时夏先生对这篇“处女作”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他将这篇文章誊录了几份，有一份寄给了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因为夏先生看到钱先生评论荀子的一句话，说荀子是孔门的马丁·路德，觉得“新义尤甚奇碻”；钱基博对孟子情有独钟，曾著过《孟子约纂》，说：“博于《孟子》一书独有至好，以为发孔子之所未发。而其文之婉切笃至，尤足以警发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接焉。”夏先生拿荀子与孟子相比，认为《荀子》实有“突过”孟子处：“文辞浓郁，与孟书之劲炼异趣，而鬯说理恉，精深周至，并富于改革创造思想，实有突过孟子处。其在我国古代学术界，上接儒家，下近名、法，蓋欲为三家之沟通者。”当时文化界研治诸子，墨子之外，荀子是大热门，夏先生对时人一些治荀子的观点不太认同，所以他将自己的《读荀子界说》寄呈于钱先生以求绳教。这篇文章从他的诸子札记中脱胎出来，已具备了一定的学术意味，是夏先生做学问的起步。

夏先生一直对小学十分重视。因为受清代以来两浙学术的影响，他的脑中有根深蒂固的“经史为学术正途”的思想，而小学又是研经所必须要掌握的基本功，所以他中学阶段习《尔雅》，到西安后，开始习《说文》。从1922年正月起，夏先生开始背诵《说文解字序》，点读《说文解字》以为日课。这样浸淫在《说文》里，到次年2月8日，半夜醒来突然想起章太炎说的一句话，想搜集《说文》中的通借字，作《说文通借古谊考》一书。这书最后只留下几页手稿，并未做成，但他有意研治《说文》的札记行动却由此开始了。

从1925年10月24日到1926年2月22日，四个月期间，夏先生精读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将这部书认真地札了一遍，每日不辍。最终札成了十本札记：“《段氏说文释例》一本、《简名编》两本、《正名编》两本、《假借编》及《引申编》三本、《笔朴》一本，又札评书字义有关于人生哲学者为一本，共得十本。虽草创尚待整理，亦已大费心力矣。”（1926年2月22日日记）这十本札记，现存于温州图书馆。

从题上可见，这类札记属分类摘抄，若再加整理，便成了一个新的成果。这样的成果，虽然内容不是原创，但体系的编排属于自创，也能给别人的查阅带来方便。从古至今，这类书籍委实不少。由此可见，只要读书多、眼光精、手头勤，善做札记，在浩如烟海的前人著述的基础上梳理整编出几项新成果来，还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在今天，立个项赚点课题费，没准还能争取到出版经费，名利双收。但是夏先生这十本札记并未整理成书，因为几个月后，他又读到了另一本文字学的著作——毕沅的《文字辨证》，两相比较，觉得自己原先札成的笔记价值不大：“此书甚有用。予曩读《说文》时成笔札十本，读此可不必作矣。”（1926年9月11日日记）在做学问的过程中，这样的事是常有的，随着眼界日高，识见愈广，对之前所做的工作难免会自我否定。虽然辛苦与努力不能立刻兑现为成果，但是学问却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否定过程中得到了进步。

二、怎样写读书札记

读书札记形式不拘，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喜好习惯、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目的而面目不一。但一般说来，会有以下几种样式。

1.摘录式。根据需要摘抄书中的内容。在夏先生的遗稿中，这样的札记不少，如《谢邻日抄》5册里，就有许多内容是摘录式的。

这样的摘录，通常是无明确意图的，在读书之前没有预见性，看到内容精彩，或者意识到将来会有用，将它摘录下来。这类书籍，常常会是本专业外的书籍。

2.体会式。或者叫评论式。对所读内容做分析、判断、评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夏先生所记：

连日阅赵瓯北《廿二史札记》，瓯北著述，惟此最有统系，亦最有用。《越缦堂日记》谓此与《陔余丛考》非赵手笔，以千金买诸常州一老儒，信否未知。治史学，古人著作中惟此及《读通鉴论》最受用。赵论读书法，王论做人法，读史前先看赵作，能增人目力不少。今日看其论四史各节完，其中最精核者，如司马迁作史年岁、班固作史年岁各二十余年……借荆州之非，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等等，皆颇见孴辑之功，有益史事。（1926年3月25日日记）

3.简叙式。简单记叙某日读了某书，如此而已。如夏先生所记：

是日读罢四书全部，夜间因坐温焉。（1916年4月18日日记）

温读《论语》一本，盖四书全部各已温毕矣。（同年4月26日日记）

与止水赴图书馆阅书。五经类略翻阅王夫之《诗经稗疏》、夏炘《读诗札记》、陈第《毛诗古音考》、姚炳《诗识名解》……四时出馆，头目为眩。（1926年5月1日日记）

这样的简叙一般用于书籍的浏览，虽然不记内容，但记下曾读过什么书，可供日后回忆。

4.提纲式。读一书，或一篇文章，记下纲要，有时可记下章节目录或内容提要。如夏先生的《阅西洋小说随笔》。

5.批注式。在书中圈圈点点加记号，或在眉端页尾加批语。这种方式很常见。

6.卡片式。与摘录式的区别在于卡片式是有预谋的、分门别类的摘录。比如夏先生为编撰《词例》所做的卡片。

7.日记式。夏先生的读书札记，除了专门的本子所记、卡片及书中批注外，大都体现在他的日记里。他的日记起于1916年，终于1985年，历时七十载。他一生所读的书，或详或略，大多能从他的日记里找到痕迹。

关于如何做读书札记，夏先生自己曾在《我的学词经验》谈到过，他概括成三字诀：“小、少、了。”

所谓小，是说用小本子记。“我从前用过大本子做笔记，读书心得和见到想到的随时记在一个案头大本子上，结果不易整理，不易携带。后來读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其中有一段讲到做读书笔记，说读书如不即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我就用此意把自己的笔记簿取名为‘掬沤录。我开始改用小本子，一事写一张，便于整理，如现行的卡片。苏东坡西湖诗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创作如此，写心得体会做笔记亦当如此，有用的知识才不致任其逃走。”

所谓“少”，“是说笔记要勤，但要记得精简些。做笔记要通过自己思考，经过咀嚼，然后才落笔。陆机《文赋》中有两句话：‘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这是说做文章。我以为做笔记也应有‘倾沥液‘漱芳润的工夫。如果不经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顾炎武著《日知录》，自比采铜于山，往往数月只成数条，可见精练之功。这里，我所说笔记要记得少，是指每条的字数而言，条数却要记得多。每一个问题陆续记下许多条。孤立的一小条，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拢来，就可成为一个专题，为一篇论文。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所谓“了”，“是说要透彻了解。记下一个问题，应经过多次思考，要求作彻底的了解。有时要经过漫长时间才会有接近于实际的认识。浅尝即止，半途而废，便前功尽弃。所谓‘了，就是要让所学到的东西，经过思考，在自己头脑里成为‘会发酵的知识。如果是思想懒汉，即使天天做笔记，也难有多大心得，因为那只能叫作‘书抄，叫作‘知识的流水账，严格说来，不配称为‘读书笔记”。

夏先生的这三字诀，加上我们刚才总结的7种方式，想必能让大家对怎样做读书札记、怎样做好读书札记有所体悟。

现在我们依赖科技手段，做读书札记已经有了比我们前辈便利得太多太多的优势。我们现在有很多可看的电子书籍，电子书籍对于做读书札记的便利大家一定都有亲身体验。现在还有许多专门的笔记软件，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庞杂的资料。这也是夏先生他们那一代的学人所无法想象的。在整理夏先生遗稿的过程中，我常在想，如果夏先生他们那辈已经用上了这些高科技，那么他的许多成果，一定不会留待后人去整理。

《词例》是夏先生受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的启发，仿其体例而拟编制的一部词书。资料卡片始札于1932年初，以后不断累积而成初稿七册，依次为：字例、句例1册；片例1册；换头例1册；调例、体例1册；辞例1册；声例1册；韵例l册。每一例下又细分许多类别。夏先生非常宝爱这部稿子，抗战中躲避日寇，亦携此稿藏于行李之中。但这部稿资料繁杂，不断有所增删，历数十载而终未定稿，遂成其晚年最为牵挂的心愿之一。像这类需要分类管理的资料编排类的稿子，现在的笔记软件真能让人有如虎添翼之感。

讲这个的目的，在于提醒各位，在向老一辈学人学习他们的方法的时候，要遗貌取神，一定要利用好现代的科技手段，那样会让我们事半而功倍。从科技所带给人的便利的角度而言，在很多方面，我们今天的学问是可以超越前代的。

三、做学术札记一定要有目录学基础

要寻找材料，必须要以目录学作指引，要很清楚向何处去寻找资料、找寻什么样的资料。记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吴熊和师嘱咐我们的第一件事是为自己的三年所学制订一个读书目录。当时虽不明所以，但因我家尊的藏书以文史类居多，平时耳濡目染，即将自己认为重要的、必读的书列了一些。在几位同学的书目中，独得吴师首肯。此事之后，又得吴师六年的学术指导，越来越觉得目录学的重要。起初看夏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心中常自疑惑，不明白为什么不到而立之年的夏先生一旦专攻词学，短短的几年内就可以风生水起。现在仔细思量，竟也可以从目录学这个方法上去寻找根源。

目录学既是做学问的基础，它也是方法，它甚至是中国学术一个总概式的方法。章学诚把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功能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说要考辨学术的源流走向，明其所以，只有依据目录学的方法才能达成此功。它是一切学术的门径。中国传统的目录学，《四库全书总目》是入门书。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谈到他从小就酷爱读书，但不知学习之法，后来读到张之洞《轩语》中的一段话：“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天下果有是书耶？”于是异日求购，日月读之而不倦，遇有疑问就考证，写下了二十余册读书札记，最后竟完成了《四库提要辨证》这样一部八十余万字的巨著。他深有体会地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

夏先生自然也是不可能绕过这部书的，在他的《唐宋词论丛》里就收有一篇《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这篇文章1932年6月刊发于《之江学报》1卷1期，说明夏先生在初治词学时，就研究了《四库总目》中的《词籍提要》，并对此有所考订。这篇文章在以后一再修订，也可见他对词籍目录的高度重视。

其实，早在专治词学以前，夏先生就已经对《四库全书总目》很熟悉了。据其日记记载，1924年 2月15日购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部，3月7日又从“成德中学图书馆借来《四库全书提要》一函”。1925年9月10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读书札记：

阅《四库总目·子部》。《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仓，皆各集所长。书仓于子，盖极毕生之力，章实斋为作传，言之最悉，故是部综录独富。耳山后入馆而先没，故今言《四库》，尽归功文达。然文达名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实疏，集部尤非当家。经史幸得戴、邵之功，故经部力尊汉学，识诣既真，别裁自易。史则耳山精于考订，南江尤为专门，故所失亦尠。子则文达涉略既遍，又取资贷园，弥为详密。惟集部颇漏略乖错，多滋异议。

从这样的札记可见，夏先生对于这一部目录，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与了解。正是由于集部“漏略乖错，多滋异议”，所以他研治词学后，很自然地要对词籍提要作出自己的考订。

在夏先生日记里，有不少有关目录学方面的读书札记。如：

午后阅龙起瑞《经籍举要》一本，开列各要籍名目，以便学子诵习。袁昶增其大半。龙原本甚少。同时邵位西诋其简略，经袁增补，近代各要书方得其大凡。近人梁任公、胡适之各开国学书目，胡甚无理，梁稍较平允，然亦不能出此规范。苟能手此一编而尽通之，不必泛求高远，自足成学。所谓显处视月之广，往往不若牖中窥日之精也。（1926年8月22日）

午后阅钟谦均《古经解类函》，刻唐以前各经解，《四库提要》定为伪书者不刻，《通志堂》已刻者不刻，《皇清经解》已刻者不刻。《通志堂》所刻多宋人书，古书只子夏《易传》《经典释文》、成伯玙《毛诗指说》三种。此刻自王应麟集撰之郑氏《周易注》、李鼎祚《周易集解》《易纬》八种、杜预《春秋释例》《经传长历》《尚书大传》《韩诗外传》、郑志《匡缪正俗》等，皆汉唐时书。有此与徐氏通志堂、阮王两家《清经解》，古今解经之书，完具于此矣。（1926年7月18日）

龙起瑞《经籍举要》，是一部导读性的举要书目，为初学而设。民国时候有一阵子，学术大家们争着为民众开列国学必读书目，夏先生认为胡适的国学必读書目很不合理，而梁启超的实未出龙书范围。《清经解》，又名《皇清经解》，阮元、王先谦先后编撰，汇集有清一代经学著述之大成，为清代经学成就的全面反映。夏先生认为必得将此书与汇聚唐以前经学著述的《古经解类函》合而观之，则“古今解经之书，完具于此”。这是通过对目录学著作的评判而表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从中可见其目录学修养。

掌握了目录学，就能够“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做学问便有了章法。我们在第一节里曾分享过夏先生治《说文》的故事，他除了写下十本札记，还作过一个“《说文》学著作表”，按“考订小徐本各家”“考订大徐本各家”“订补段注各家”“考订新坿字各家”“考订逸字各家”“各家学说”“引经考证及古语考各家”等七类，分类编排各家著作，为研修《说文》者提供方便。这样井然有序的章法，便是受了目录学训练的。

以目录学结构为背景，无论是寻找材料还是治理学问，都变得很方便。我们回顾夏先生在研读诸子学之初，他就为自己开列了“子类”书目（见1923年6月26日日记）：

《老子》参《老子翼》及马其昶《老子故》

《管子》参章太炎《管子余义》

《庄子》参《庄子翼》或王先谦《庄子集解》

《荀子》宜看王氏《集解》及刘光汉《补注》

《韩非子》宜看王先谦《集解》

《墨子》：《墨子间诂》及郑文焯《墨子故》、《墨经古徵》、苏时学《勘误》

《法言》

《论衡》

他后来的阅读，事实上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个目录范围。

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他后来转治词学后，靠着目录学的指引，他立刻就知道从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课题，该从什么地方着力；他一天之内可以筹划好几部待撰书目，三五年之内就构建起了一个词学的宏大规划。这一切，若从目录学的方法与手段去考察，会很容易理解；否则，实在是无法想象。关于这个方法问题，在第五节中，我们还将提及。

四、读书做学问要把握时代的脉动，关注学术圈的前沿信息

我们做读书札记，目的是为了做学问。但是读书不能闷着头只盯着自己的一方书桌，读书同样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关注到学术圈的前沿，要观察文化界的动向。这方面，我们还要提到夏先生治诸子学与治《说文》的例子。

夏先生年轻的时候，又是喜欢王阳明性理学，又是治诸子，又是治小学，又是治经学，又是治史学，转治词学后，还念念不忘回归史学。是年轻人心性不定？兴趣广泛？是。也不是。这背后的原因，与当时的学术风向有关。

清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繁荣时期，也是古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时期。中国经过五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到了清代可以说是相当多的元素集成一体。晚清民国处于天崩地裂、社会转型的时代，学术界因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力争突破传统的窠臼而求自新。正因如此，前代乃至有清一代的学术，都被一一翻检，看是否能为新时代所用。或者从内部发起革命，在扬弃的基础上创为新说；或者直接否定一派而另自标立。总之，流派纷呈，思想极为活跃。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正值中国现代学术进入创造实绩的繁荣期，从夏先生个人的研读治学中，处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烙印。

夏先生研治诸子，因为诸子学是当时的热门。诸子学虽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但自孔儒定于一尊后，其他学派日趋消歇。到了明代晚期，由于儒家思想一统局面的松动，先秦诸子学说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思想家李贽等人开始重新倡导诸子学说。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由于考证六经以及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旁证。晚清民国随着西学输入，子学开始在西学的映照下而彰显其多元的价值，在许多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先秦诸子不仅走出了“异端”的境遇，而且成为消解儒学独尊的有力武器。诸子学本身，也成为近代新学兴起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的许多著名的大学者，都有过研究诸子的经历，梁启超后半生更是把精力集中在诸子研究之中。夏先生曾经写给过信的胡适、钱基博等人，都有研治诸子的经历。这便是夏先生研治诸子的时代背景。

夏先生研治小学，因为小学是研经的基础，而经学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两浙学术的表征之一，所以清代治小学者众。夏先生念念不忘史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学术中，史学一门可谓人才济济，最见实绩。尤其浙东史学，贡献尤大。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诸作，开启了现代史学中学术史一目的端绪。这些时代的信息，都在指引着夏先生的选择。

夏先生治词学，也仍然合乎时代的律动。清末民初，传统的四部之学在西学的冲击下，分类格局发生了动摇，学者分科分类的意识日益突出，中国现代学术，呈现出由务博的通人之学（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转向专精的专家之学（如现代史学重镇陈寅恪、陈垣）的特点。并且社会情境也随之而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化的学者。20年代初，南北各地的高校出现了以讲授词学为职志的学者，如北京俞平伯、吴世昌，北大刘毓盘，南大吴梅，南京卢前、陈匪石、唐圭璋，上海龙沐勋，江苏任二北。这其中，浙江则有夏先生。一方面，现代学术的转型，促成了夏先生由通入精，锲而不舍，在词人年谱、词史、词乐、词律、词韵、词籍笺校整理及词论、鉴赏诸方面均取得突破性成果，拓展了词学研究的疆域，提高了词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使词学向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词学是最早具备现代学术的架构和体系的专门之学，因此夏先生所代表的词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繁荣与昌盛的有机组成部分，实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与研究价值。

夏先生的治学之路告诉我们，选择学术方向也好，转型也好，都要把握时代的脉动而行。

五、做学问要讲究方法

1927年8、9月间，夏先生为学的重心便有向词学侧重的迹象。他已抄录几十种词话题跋，诗词选《夫妇辞》亦已积八九十首。到这年的10月份，他终于做了决定，要用四五年的时间来专攻词学：“拟以四五年功夫，专精学词，尽集古今各家词评，汇为一编。再尽阅古今名家词集，进退引申之。”（1927年10月4日日记）一旦确定了专业方向，他立刻践行，一月未到，他便拟定了一个研究词学的计划：“思以明年尽心力成《词学考》一书及《历代词人传》。”（1927年12月1日日记）这天日记的眉端，明明白白地记录着“《词学史》。《词学考》。《词林续事》，续张宗橚《词林纪事》。《词林年表》。《学词问话》”。到1932年1月2日，夏先生又增加了一个计划——“拟作一书曰《词例》”，分辞例、律例、韵例三卷，下详举58个例题。到1935年底，立志“四十以前拟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谱表》四书”。到1939年底，在四书的基础上扩充为六书：一《词史》、二《词史表》、三《词人行实及年谱》、四《词例》、五《词籍考》、六《词乐考》。这样的计划，已经筑成了现代词学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目录的构成，与他所完成的《唐宋词人年谱》等实际成果，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经学与史学的方法。最简单来说，志、典、谱、表，都来自史学体裁，而考、注、疏、笺，则都是经学手法。

一门学术能开宗立派，必然有着方法论上的典型意义。夏先生的方法，以往研究者通常表述为“以经史之术研治词学”，现在我觉得这个表述是不是改为“以经史之术别立词学”更为恰切？我们在第三节里说到夏先生能游刃有余地使用目录学做学问，目录学的根本是什么？是分类，而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虽分四部，但经、史、子、集中，尤以经、史为长术乃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传统的目录学，实是以经、史作为它的分类背景的。因此夏先生治词学得以成功的奥妙说到底其实很简单：他就是把经、史的分类方法移植到了一个狭小的领域。由于经、史的分类本身就有一个体系，因此便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他的移植，不是零碎的克隆，而呈现出体系的腾挪架势。他在词学领域如鱼得水、触类旁通，正说明了这种体系腾挪的效应。这样的方法，说穿了似乎很简单，但是当时能全面贯彻的也只有夏先生一人。这也讓我想到，夏先生晚年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曾经将他十年的研经读史之路说成是“走弯路”，其实，正是这段“弯路”，才成就了他的词学伟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悟到，读书的面不妨宽些，这样视阈才广，才有可能吸取到新的学科的方法。

夏先生以经史之术别立词学，在夏先生之后，吴熊和先生以词学一文化学研究首开风气，近年又有王兆鹏先生以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法引入词学，都有方法论上的领先意义。随着学科的交叉愈来愈严重，方法论始终是我们在治学中应该存入心底的一个问题。

同时我们也要提醒，任何一种方法，都可能形成流弊，文化学研究的方法也好，定量分析法也好，其流弊是离词学本体研究愈来愈远。其实这样的流弊，从以经史之术引入词学起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只不过传统学术中的文字、音韵之学，恰好应合了词学的语言艺术的特性，所以在夏先生的词学研究中，这样的弊端不容易呈现出来而已。

话又说回来，无论何种方法与手段，只要它的运用能开创生面，能促进学术的发展，便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对于当下的治学而言，似乎只有两条途径来触动方法的生机：一是回归传统，老老实实从曾经断裂的传统学术中寻找养分；一是吸收外来新学科的方法为我所用。这两条途径当然不是平行线的关系，当它们交叉时，也许能取得好的效果。但无论哪种途径，我们都需要通过多读书来获取，而要保证每次读书的效果，我们依然要勤作札记。

（本文原题《夏承焘先生的读书札记》，刊《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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