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在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吴越国的国都，在开展海上对外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超过唐代，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并为两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杭州对外贸易的航线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的对外贸易比之唐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贸易口岸大幅增加。吴越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对外贸易口岸除了杭州外，还有明州、温州、台州等港，与这一时期其他沿海诸国相比，对外贸易的口岸最多，其中以杭州与明州最为重要。吴越国对外开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其中前往朝鲜半岛、日本的航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出杭州湾沿海岸线北上，渡渤海至辽东半岛后，沿辽东半岛到鸭绿江口，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航抵对马岛到日本，此为贾耽所谓的“登州入高丽、渤海道”；另一条就是从杭州沿海岸线北上到达登州，从登州出发，途经八角镇、芝罘横渡黄海直达朝鲜仁川，再沿朝鲜西海岸南下，经对马岛抵达日本。前一条航线自汉代以来一直相沿未变，是一条比较安全成熟的航线；后一条航线在南北朝时已开辟，除了五代时期使用外，直到两宋时期仍然经常使用，是一条比较快捷的航路。由于古代航海缺乏导航手段，故航海时通常都循海岸线航行，或在视力能够看得见地物、地标的范围内航行。从地处山东半岛的登、莱港出发，横渡渤海至辽东半岛时，均要经过处在渤海海峡中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庙岛群岛，唐人所谓的入高丽道，也是要经过庙岛群岛的。正因为有了这个中继站，航海的安全性才大大地提高了，而后一条航线只有在航海技术有所提高的情况下，才逐渐为人们所使用。

△ 图丨庙岛群岛

为了方便贸易，吴越还在“滨海郡邑，皆（置）有两浙回易务”， 主要就设置在登、莱二州，负责经营管理南北之间以及与朝鲜半岛、日本的海上贸易事务。吴越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一直向当时的中原王朝称臣之故，所以中原王朝才允许在其境内设置贸易机构。

吴越国统治时期的第三条航线主要是针对日本而开辟的，具体走向是从明州出发，到达日本的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博德津港，相距仅有609海里，是五代时期中日交通最主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发，只需要3至6昼夜，就可以完成一个单程。返程亦是如此。所需时间如此之短，只有采取横渡东中国海才可以做到，可是这条航线相对于北方的登、莱二港到日本的任一航线的风险都要大，需要具备较高的航海技术。有学者指出：“从航海技术上讲，吴越商船已懂得对季节风（古代称“信风”或“船棹风”）的利用。一般来说，冬季季节风多为东北风，但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面却是西北风；夏季季风多为西南风向。因此，吴越国商船通常在夏季（农历四月至七月）扬帆驶往日本，过了台风季节后的八九月至次年三月返航。” 

△ 图丨洞头岛

当时的明州港拥有许多善于利用信风驶船的水手。除了明州等港外，温州也是一个与日本有着密切交往的港口，位于温州湾口的洞头岛海域，是古今船只进出温州港必经之路，在洞头海滩和海底曾多处出土唐五代和宋元青瓷及其碎片。而日本也出土过浙江越窑系的青瓷，从而证明温州港也是一处通往日本的海港。不过明州港的繁荣程度还是超过温州港的，当时停泊在明州港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商船数量最多。

△ 图丨洞头出土五代瓯窑青瓷葵口喇叭形高足碗

至于杭州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的航线，应该是出杭州湾沿海岸线南下，到达泉州或广州，然后再从这里起航。从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往西南，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越南东南部的海岸，再南下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外，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由此东南通爪哇，西北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果换乘小船，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还可以到达今巴格达。之所以要换乘小船，是因为中国海船船身巨大，吃水深，而波斯湾地区受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泥沙冲积的一些浅滩，致使大海船无法穿越，只好换当地的小船转驳货物。这条航线早在唐代时就已经形成，五代时继续沿用这条线路。从中国驶往东南亚、阿拉伯及非洲东海岸的船只，为了利用季风，通常多在秋冬东北季风发生之时，而前来中国的海舶，则多在夏季西南季风盛行之时。文献中没有关于杭州通往这些地区航线的直接记载，从以上这些阿拉伯人所记载的通往广州的航线推测，吴越商船欲与以上地区通商，只能走这条航线，舍此别无他途。

二、与朝鲜半岛及南亚、东非等地的贸易

在这一历史时期，南方诸国与朝鲜半岛的贸易最密切的还是民间贸易，双方的商船频繁往来于明州、杭州、扬州、福州及泉州等港，其中往来最多当属吴越与闽国。吴越是著名越窑瓷器产区，输往朝鲜半岛的商品中自然少不了瓷器。中国陶瓷及制造技术输入后，促进了当地陶瓷业的兴起。他们模仿唐三彩，烧成了所谓“新罗三彩”。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新罗在全罗南道的康津等地设窑，仿制吴越国越窑系青瓷，即所谓“新罗烧”，亦称为“翡色”瓷器。当时在中国的朝鲜商人也不少，他们除了从事普通商品贸易外，还从事奢侈品的贸易，据载：“髙丽舶主王大世选沉水千斤叠为旖旎山，象衡岳七十二峰。王许以黄金五百两，竟不售。” 这里的“王”，指吴越国王钱俶。

关于吴越与朝鲜半岛的频繁贸易关系亦见于阿拉伯人的记载，所谓“但康都与位于新罗国（Sila）内的崇山峻岭遥遥相对。新罗国黄金丰饶。到访该国的穆斯林常因其国具有各种便利而在此永久居住。输出的产品有高莱泊（ghoraib——一种植物）、桉树胶、芦荟、樟脑、帆布、马鞍、瓷器、锦缎、肉桂和良姜。” 文中所谓的“康都”，即指杭州，所谓“新罗国”，即指高丽。虽然上面的引文记载的是阿拉伯商人的活动情况，但很明显这些外来的商人是从中国的杭州前往朝鲜半岛的，是沿着杭州通向半岛的传统航线渡海的。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杭州不仅与朝鲜半岛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而且还起到了沟通朝鲜半岛与阿拉伯贸易的中转作用，不过这种贸易的交易额不会很大，从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仍继续从中国输入香料一事可以推知。而当时的南方诸国由于地理上与阿拉伯以及南海诸国贸易相对比较方便，输入的香料、药材较多，正因为南方诸国拥有大量的外来香料、药材，故有条件满足与朝鲜半岛的香药贸易。

此外，百济、新罗、高丽还与吴越国有过官方往来，其中百济、新罗曾向吴越国称臣，百济还向吴越国王进献过马匹、孔雀扇、山竹箭等。到了公元936年，高丽统一了整个半岛，从而结束了后三国时期，于是吴越与朝鲜半岛的贸易便集中于高丽一国了。

早在唐代时中国已与东非、南亚、西亚各国建立往来关系，商贸发展一直持续不断，至五代时期也没有中断过。从考古出土情况看，在东非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了9至10世纪的越窑瓷和白瓷，在坦桑尼亚的基尔瓦也出土了10世纪唐末至宋初的越窑青瓷以及白瓷。实际上主要是五代十国时期输出的瓷器。其中越窑青瓷就来自于吴越国。埃及与中国的贸易也很频繁，在上世纪初期曾在埃及发掘出了大量的陶瓷片，有唐五代时期的唐三彩、越窑系青瓷、邢窑白瓷，其中以越窑青瓷残片最多，达600多片，而且多为精品，其质量超过了西亚、日本出土的青瓷瓷片。红海岸边苏丹境内的爱札布遗址，出土了不少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片。在肯尼亚以南至桑给巴尔一带沿海和岛屿发现中国瓷器的遗址，达46处之多，多为五代至宋代的，致使英国考古学家惠勒惊叹说：“十世纪以后的坦噶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陶器写成的。” 法国学者J•索瓦杰也指出：“由于各种原因，数量庞大的商品开始从海路输入伊拉克，直到十世纪末叶未曾间断。” 可见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情况。

△ 图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越窑瓷器

地处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因此这一地区存在着与中国密切的贸易关系。印度南部的迈索尔邦博物馆就藏有晚唐五代的越窑系青瓷和长沙窑瓷；印度南部科罗曼德海岸的本地治里南面的阿里卡美都，是中世纪的重要贸易港，中国商舶曾停泊在这里卸货。在这个废港遗址上经过2次调查和发掘，出土了唐末五代越窑青瓷碟残片。巴基斯坦卡拉奇东南的班波尔，是中世纪繁荣的贸易港口，在这里出土了晚唐五代越窑产的水注、长沙窑黄褐釉下绿彩花草纹碗残片。巴基斯坦信德邦那瓦布沙县的布拉夫米那巴德，在11世纪前是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在这里发掘出唐末、五代至宋初的中国陶瓷。在斯里兰卡的开戈拉南面的德地卡玛遗址发现了大量中国陶瓷，最早的是10世纪前后的越窑系青瓷碗的残片。

吴越还与大食国存在着贸易关系，在伊朗德黑兰南面的赖依遗址，上世纪30年代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进行过发掘，出土了唐五代越窑青瓷碗、长沙窑彩绘盘残片。此外，伊朗波斯湾畔的比比加顿及南部的沙斯、库吉斯坦等地都发现过长沙窑瓷器。伊拉克也出土过10至12世纪即五代至宋代的中国瓷器，巴格达阿拉伯博物馆就收藏有萨马拉遗址出土的唐五代的越窑瓷，西柏林达累姆博物馆也收藏有该遗址出土的9至10世纪的越窑青瓷和白瓷碗的残片。在阿曼出土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广东南海官窑的彩绘瓷盆。 

△ 图丨越窑“海上陶瓷之路”示意图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在东南亚各国中也大量地出土过唐五代时期中国烧制的瓷器，其中菲律宾出土的最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泰国等也都出土过数量不等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大都是五代长沙窑、越州窑、广州西村窑的产品。以上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吴越与这些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关系。

当然，这一时期从中国输出的商品不仅仅局限于陶瓷，因为中国文献对其输出的商品疏于记载，而考古发掘又不可能发现丝绸及其他商品，因其不便于保存下来，能够长期保存下来的也只有瓷器。阿拉伯学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说：“由此东方海洋，可以从中国输入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绥勒宾节（Silbinj）、肉桂、高良姜。” 所谓“绥勒宾节”，意为围巾、斗篷、披风。他在另一处写道：“至于东洋所提供的出口物品，有中国的白绸、彩绸、锦绸、麝香、芦荟、马鞍、貂皮、陶瓷、麻醉品、肉桂、莨姜等。” 这一条记载比前一条更为详尽，多出了芦荟、陶瓷、麻醉品等商品，丝织品的品种也比前一条更为详尽，但也少了几种商品，正好可以互为补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生活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晚唐至五代前期。这些记载可以补充考古发现所存在的不足，说明这一历史时期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是十分丰富的。

吴越国之所以仍能通过海路与诸国保持密切的商业往来，除了其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大力招徕外商外，各国商人对吴越商品为其能够带来巨大利润的追求，也是促使他们远涉重洋与吴越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生活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些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就有清楚的记载。如生活在10世纪初的伊本•法基赫在比较印度与中国的商品时写道：“中国的商品最漂亮，也最昂贵，由商人们运往伊拉克”。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输出的商品种类虽然很多，但是最大宗的最著名的还是丝绸与陶瓷，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媲美，这两种商品在西方受到各国宫廷和贵族的追捧，因此价格非常昂贵，商业利润自然也十分可观。另一个阿拉伯人伊卜拉希姆•本•瓦西夫在《印度珍异记》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腰带亦用犀牛角制成，每条价值高达一千个米特卡尔（mithkāl）的金子。中国人金子之多，以至于用金子作其马嚼和狗链，并且穿金丝之裙衫。” 这种对古代中国的记载在西方各国中影响很大，激起了许多人从事对东方贸易和探险的欲望，致使自唐代以来，历经五代、两宋、元朝，在长达7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海上贸易一直长盛不衰。

吴越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杭州的繁荣有着极大的关系，它通过钱塘江与大海相通，自从钱塘江中罗刹石凿平后，航路畅通，这一时期的杭州湾内“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可见其繁荣之程度。其不仅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同时也是国内贸易的中转港口，北与登、莱港有着往来，南与福建诸港以及广州港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关系。此外，它也是广大内地商品对外贸易的商品集散地。杭州与中原地区虽然有运河可以沟通，但是在五代前期由于吴和南唐的阻隔，其贡品与商品并不能顺利地通过吴、南唐境内运往中原，而只能通过海路运输，因此在登、莱两港内往来于吴越的船只甚多。后周击败南唐，疏浚运河后，大量的内地商品通过运河运输到杭州，然后再输往海外。南汉、闽国境内虽有港口与海外诸国联系，但由于其并未向中原称臣，加之运路曲折不畅，所以中原王朝的对外贸易除了登、莱二港外，更多还是通过杭州输出。

三、与日本的海上贸易

日本自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最后一次派遣唐使来到中国以后，遂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不再与唐朝发展官方关系。至五代时期仍是如此，但是民间的贸易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当时吴越、闽国与南唐等国都有商船不断地前往日本，尤其是吴越国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条件，与日本的民间贸易最为兴盛，继续维持了双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吴越统治时期（893—978年），正是日本的平安朝中期。909年至959年的50年间，往来的商船见于记载的有15次，“实际上此外当还有往来”。基本上都是吴越商人前往日本从事贸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日本实行了禁止本国人航海前往中国的锁国政策，其目的在于紧缩财政，禁止贵族竞相购买唐物，并规定中国商船来日本，必须间隔2年才允许通航一次。正由于日本不与中国发生官方关系，对中国商船赴日又有所限制，故每当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时，受到了广泛地欢迎。他们到来后，日本政府通常派交易唐物使与他们交易。醍醐天皇延喜九年（909年），改由大宰府验收，通常由藏人所把进献的物品项目，用牒文通知大宰府。《日本纪略》《扶桑略记》《本朝世纪》《本朝文粹》等日本史书中曾详细记载了蒋承勋、季盈张、蒋衮、俞仁秀、张文过、盛德言等吴越舶主赴日经商的情况。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吴越商船“以香药和锦绮等织物为主，而日本方面用来做交易的似乎以沙金等物为主。” 锦绮是中国传统的优势商品，而香药则是吴越商人得自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地，然后再辗转运往日本以获取厚利。不过中国输往日本的并不仅限于这两类商品，运回中国的日本商品也不仅仅是沙金。据载：“吴越孙妃尝以一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箸，僧不以为珍。偶出示，舶上胡人曰：‘此日本国龙蕊簮也。’增价至万二千缗易去。” 说明其是一件奢侈品，价值12000缗钱，可见其十分珍贵。再比如吴越国还从日本输入过木材，用于修建“钱氏捍海塘”。清人倪璠在《神州古史考•钱塘注》中说：钱镠时，“杭州候潮门外有椤木营、椤木桥。考之前史，椤木，日本国所献”。这些泛海运来的大批日本椤木，堆放在候潮门外，其附近有一桥叫济川桥，“初名椤木桥，相传钱氏偏据时，旁堆椤木，俗因呼之。” 此外，日本方面还以水银、锡、绵、绢等物与吴越商人交换货物，严禁私下交易。交易得来的中国商品，送到京师供天皇御览后，交内藏寮收藏，以供不时之需，多余的也可以卖给朝臣。中国商人在日期间，安顿在鸿胪馆，供给食宿。日本方面的这些做法，是沿袭了自唐朝以来接待外国来人的惯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越商人往往也向日本天皇进献孔雀等珍禽异兽，以表示敬意。

吴越商船与人数规模都较大，每船人数在100人以上，并载有大量的货物，日本史书《本朝世纪》天庆八年（945）七月二十六日条记载了吴越商船抵日的情况，所谓“大唐吴越船舶来到肥前国松浦郡柏岛，计：船一艘，载重三十斛，乘人一百人。……大唐吴越船，本月四日到岸，牒请例速派人、船，引路至鸿胪所。” 大体上可以反映中国商船抵达日本时的情况。有时吴越国王也托商船带给日本天皇书信和礼物，日本方面也往往回赠沙金等物。据《日本国志》卷五记载：

自遣唐使罢，至朱雀帝承平五年，吴越王钱元瓘遣使蒋承勋来馈羊数头。其明年，承勋又至，左大臣藤原忠平附之赠书。村上帝天历元年，吴越王钱俶又遣蒋承勋致书于左大臣藤原实赖，实赖答书。（有‘南翔北向，难附寒温于秋鸿；东出西流只寄瞻望于晓月’之语。）七年，吴越又遣蒋承勋致书右大臣藤原师辅，师辅报书，有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然商务大通，唐物麕聚，特设唐物使一官，驻于筑紫，以检查真膺。 

这位吴越国使者蒋承勋就是一位商人。中国官方通过商人与日本往来之事，除了以上这些事例外，宋人杨亿《谈苑》一书还记载了一事，录之如下：

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致书于其国主，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 

佛教天台宗的经典当是从中国流传到日本，后来由于中国战乱，其书残缺不全，故吴越国王钱俶又出资从日本购回此书。此事显然也是通过商人进行的，但其性质无疑是一次双方的官方往来。不过这种交往中国方面为主动一方，日本从来没有派过一艘船到过吴越，充其量只有书信之类的回复。中国学者刘恒武则认为是日本左大臣首先主动向中国方面致函的。 

中国商人输往日本商品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经卷、佛像、佛画、佛具、书籍、药材等，最大宗的一项要数瓷器。关于这一切，可以从日本出土的大量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得到证实，其中福冈县出土的残片最多，这是因为日本大宰府所在地就在福冈，而大宰府是负责外交、贸易的惟一官方机构，由于严禁私下贸易，来自中国的商船只能在其管理下的鸿胪馆进行贸易，所以在这里出土的青瓷瓷片最多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在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九州岛西岸的长崎县、佐贺县、熊本县和鹿儿岛县也集中出土了不少唐五代时期的中国陶瓷，说明虽然有禁令颁布，但私下贸易仍然屡禁不绝，这就是这一时期日本官方不断颁布禁令的原因之所在。据日本考古简报统计，日本出土的唐五代中国瓷器的遗址共188处，各类陶瓷片总数为2159片。其中越窑瓷器在日本共有52处遗址，发现的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如碗、盒、水注、灯碗、砚台等，这也正是来自于民间的贸易品的一个特征，当然除了越窑产品外，其他地区所产的瓷器也有输往日本的，只是数量多寡不一而已。有学者指出：9至10世纪前半期（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长沙窑和南北窑系白瓷，同时通过贸易渠道输入日本。与此同时，烧窑技术也随之传入，最主要是日本引进了越窑的制瓷技术，改进窑炉结构，连窑具也模仿唐五代造型。爱知县的猿投窑（日本古名窑）仿制的越窑青瓷，无论造型、釉色和装饰手法（暗花），都与越窑十分相似。可见与中国的陶瓷贸易对日本制瓷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