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举家来杭州，原本是想在杭州过“隐居”生活，但是事实上难以做到。已经身为东南日报社社长的胡健中派了记者黄萍荪去采访郁达夫。随后，黄萍荪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题为《郁达夫望子飞腾》的访问特写，给郁达夫作了广告，也给郁达夫一家招去了很多粉丝。在杭州期间，郁达夫与胡健中、陈大慈（《沙发》主编）等人一起担任了杭州作者协会理事和常务理事，还担任东南日报社当时正在编辑的《东南揽胜》的编委。郁达夫是杭州文坛和上层社会中的活跃分子。
1935年4月间，胡健中与王世颖出访日本。临行之前，杭州作者协会假座“聚丰园”为他俩饯行。郁达夫夫妇也被邀请出席。请看当时报道的描写片断：“两对盆景（“两对盆景”指的是杭州的两位名作家——笔者注）刚摆好，为大家所注目的我们的老作家郁达夫，偕着他《日记九种》中的主角王映霞女士来了。这老作家倒是一位标准丈夫，替太太脱外套，接手提箧，招呼得周周到到。我们的老作家倒不是道貌岸然的，一个地方有了他，大家都会高兴起来，笑声也会不断的充满了一屋子。”“人虽来了不少，却统统是主人，这叫做罗汉请观音，客人的数目只有主人的五分之一。门外喊着客来，客人果然来了：胡健中、王世颖各偕着太太向大家点首如仪。”“老作家郁达夫穿着蓝洋布长衫，一手捧着酒壶，一手捏着纸烟，一口酒，一口烟，兴致之豪，为举座冠，惜乎太太随护于左，闺中约法三章，第一条便是吃酒以二壶为限，故而未能喝到十分。”

△《郁达夫全集》第5卷《日记》

郁达夫的名人效应也确实很大，他来到杭州，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举一动，杭州和上海的新闻界就会有反应，真真假假，莫衷一是。这方面，《东南日报》也有不少文章。
郁达夫有时也买买诸如航空券之类的彩票，比如1935年7月4日，“中午又买航空奖券一条，实在近来真穷不过，事后想起，自家也觉得可笑”。因此，有关郁达夫买彩票得奖的消息也时在《东南日报》上刊登出来。1936年年初，“上海各小报，盛传郁达夫着了航空券，最近又有人说，达夫得了他阿哥的五万元遗产，所以书也不要教了，文章也不愿写了”。上海新闻界刮风，杭州新闻界也要下雨，有人写文章分析上海新闻界传说的原因：“至于发生这种说话的原因，是为了他在杭州，造了一所房子。造房子，固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造房子而出于文人，出于该应命穷的文人，这就值得社会上的惊愕了。”不过，这篇文章出来的第二天，就有人出来反驳了，说郁达夫确曾中过奖：“昨本刊《郁达夫并没发财》文中，述达夫不但没有得到遗产，亦不曾中过航空奖。但据本人所知，达夫在不久之前，确曾中过航空奖券。唯所中者为末尾两条，计大洋两元之巨，而非头二三奖耳。特寄本刊，兼为达夫发发利市。”

△ 民国航空券彩票

1936年1月，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去福建省政府任省参议。郁达夫人在福州，但他的一举一动，仍不断地在《东南日报》上反映出来：
郁达夫于本年一月间应福建省政府之聘，赴闽任参议，曾一度返杭，未几又南下福州，仍寓居于南台万寿桥边之四层楼上，时与福州文艺作家，诗酒往还，有时逛逛名山，有时写写随笔，在省政府大门内外，殊鲜见其足迹也，闻二百法币之月俸，亦须会计处差人送去云。郁尝谓福州有三绝，一为山水好，二为温泉好，三为姑娘好，其断句诗云：“他年归隐西湖去，应对春风忆建溪！”
足见郁氏对于福州之恋恋不能遽去矣。月余前，陈仪主席以闽省府公报编辑处主编□左予病故，无人主持，乃以郁氏承乏。郁不便推却，惟有牛刀小试，于是日日手挟公文皮包，上编辑处办公，居然公务人员矣。
最后我愿报告一件最使我惊异的事，就是郁达夫先生的生活改变。他的生活现在很有规律了，经办的事也很多，每天早晨七时便出去办公，到正午十二时回来午餐，一时以前又匆匆地出去，直到夜晚才回来。这种生活，要说阻碍他的创作，未始不可；至于说他坐领干薪，却是冤枉煞人。而实际上，这里工作都是很紧张的，连郁夫人料理家务，买菜煮饭，都得亲自动手，勤劳得会出乎一般人的意想之外罢。

△ 《东南日报》刊登的郁达夫诗文

同时，郁达夫的诗文也不断地在《东南日报》出现，这些诗文都是昔日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旧作（当然有些词句与旧作略有不同）：作家郁达夫，自至闽任省府参议后，终未脱书生本色，不废诗书，与新闻界往还甚密，兹悉当地报人，于上月二度公宴郁达夫，郁氏于席间成诗数首，兹录于后。
（一）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念四桥。（二）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三）五百年来帝业微，钱塘潮不上渔矶；兴亡自古缘人事，莫信天山乳凤飞。（四）佛峰绝顶望钱塘，凤舞龙飞两乳长；好是夕阳金粉里，众山浓紫大江黄。
世人关注和炒作郁达夫，几达挖空心思的地步了，连他的外表也编个故事出来给读者乐乐：郁氏富阳人，乳名荫生，当他在富阳小学读书的时候，邑中一般青年无不爱说“起码”。譬如：“我这次作文起码得一百分；我毕业起码考个第一”；“我将来起码做个文学家”；“我将来起码做个省长”；……诸如此类，随口乱说，“起码”之声，几不绝耳。郁氏不能例外，亦常说起“起码”。
一天课余，几位天高地厚的同学，聚在自修室里，大谈其“起码”。于各人的“起码”中，郁氏突然从座位里跳起，跷起右手的大拇指，向众高声道：“我将来起码做个大总统！”说罢，回顾案头，揽镜自照，不禁紧蹙眉头，频指镜中影，摇首颓然道：“不像！不像！你这副尊容，那里是总统相！”惹得哄堂大笑。
而今郁氏虽不是个政治上的元首，但早成就了个全国文学界的权威者；且近已荣任闽省政府参议，亦大可自豪了！
当然，郁达夫在杭州期间，更多的是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文章。胡健中接手《东南日报》后，对报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了满足读者要求、拓展报纸销路，《东南日报》调整副刊，增加品种，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报纸改革之后，很受读者的欢迎。郁达夫原本与《东南日报》关系密切，报纸改革后，他在副刊园地上大显身手，这在郁达夫的日记中多有反映：（1934年7月21日）“午后小睡，拟为杭州《东南日报》写一篇通信，明日寄出”；（1934年8月7日）“计不得不应付的稿件，有四五处，略志于下，免遗忘：《当代文学》《文史》《良友》《东南日报》”；（1935年7月17日）“昨晚又有微雨，今晨仍热。写诗三首，寄《东南日报》，一首系步韵者：叔世天难问，危邦德竟孤。临风思猛士，借酒作清娱。白眼樽前露，青春梦里呼。中年聊落意，累赘此微躯。题名《中年陆竹天氏韵》”；（1935年9月19日）“早晨写短文一，名《送王余杞去黄山》，可千字，寄《东南日报》”；（1936年4月1日）“信写完后，计算计算在这半个月里要做的事情，却也不少，唯一的希望，是当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做了之先，少来些和我闲谈与赐访的人。……现在为免遗忘之故，先把工作次序，及名目开在下面：……戚继光的故事（《东南日报》）（泛记倭寇始末并戚的一代时事）”。

△ 郁达夫《说（勖）杭州人》

从1934年7月起，郁达夫陆续在《杭州民国日报》副刊《越国春秋》和副刊《东南日报•沙发》《东南日报•小筑》《东南日报•吴越春秋》上发表了不少体裁广泛、内容多样的作品。这些文章按照体裁分类，有两封书信：《致许廑父》和《来鸿去雁》；3篇游记：《国道飞车记》《过富春江》和《西溪的晴雨》；5篇杂文：《东南地狱》《说（勖）杭州人》《娱霞杂载》《灿霞道情》《新年的旧事》；5篇文论：《艺专剧社乐社公演的第二晚》《读〈赛金花本事〉》《〈西施〉的演出》《对于杭州作者协会的希望》《却说平剧》；6篇散文：《北航短信》《祝赵母王太夫人的寿》《寂寞的春潮》《惜掌之歌》《记耀春之殇》（原名《记耀春》）及《送王余杞去黄山》；诗词若干：《临安道上野景》《玲珑山寺琴操墓前翻阅新旧〈临安县志〉，都不见琴操事迹，但云墓在寺东》《西天目山妙高峰积雪未消，因两宿禅源寺内》《东天目山昭明太子分经台》《偕甫、成章、宝荃三人登东天目绝顶大仙峰望钱塘江》《出昱岭关，过三阳坑后，车道曲折，风景绝佳》《屯溪夜泊》《登白岳齐云仙境，徘徊半日，感慨系之，因不上黄山，到此乃西游终点也》《三月初九过岳王墓下改旧作》《志亡儿耀春之殇》（6首）《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听丹书画伯述小红事有赠》《中年》《海上候曼兄不至，回杭后得牯岭逭暑来诗，步原韵奉答，并约于重九日同去富阳》《读靖陶兄寄旧都新艳秋诗，为题看云楼觅句图》《读壁山阁存稿寄二明先生》《颇闻有公祭东坡者，故作俚语以薄之》《醋鱼》《西江月•白话词一首贺救济院举办之集团婚礼》。

△ 东南日报

郁达夫发表在《东南日报》副刊上的作品，很多是对杭州人和事的描绘、议论，经常在杭州人中引起不小的反映，如1935年在《沙发》上的《说（勖）杭州人》，写出了郁达夫对杭州人风气的希冀：“杭州人先要养成一种爱正义，能团结，肯牺牲的风气；然后才可以言反抗，谋独立，杀恶人。否则，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行，挣扎到底，也无成效。外患日殷，生活也日难，杭州人当思所以自拔，也当思所以能度过世界大战的危机。越王勾践的深谋远虑，钱武肃王的勇略奇智，且不必去说他们，至少至少，我想也要学学西泠桥畔，那一座假坟下的武都头，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生死可以不问，冤辱可不能不报。”《说（勖）杭州人》发表后，引人注目和争议。一个笔名叫孙用的人也曾先后在《沙发》上刊发《我是杭州人》和《理想家的理想》，对《说（勖）杭州人》不满，他在给《沙发》的主编陈大慈的信中说：“读《沙发》上《说（勖）杭州人》之后，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今寄奉反响一篇，不敬之语已去了不少，以为可以在沙发登载。副刊上能登些相反的文字，可以使得更有生气，老兄以为如何？文中恐不免有逆耳之处，郁老先生或不以此见怪吧。”
郁达夫是个以卖文为生的文人，他在《东南日报》上的耕耘，收获不小，既给他带来了更多粉丝，也对他和他的家庭在杭州的生活和消费不无小补。须知，郁达夫举家南迁，花费很大，尤其是建筑“风雨茅庐”共花费了一万五六千元，这笔钱中除了历年的积蓄外，一半以上是借贷来的。

（作者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