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浙江文化|繁荣鼎盛的诗词话本（上）-禹杭履迹-杭州文史网

一般地说，词形成于中唐，滥觞于晚唐，盛于两宋。宋词与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被誉为“一代之胜”。而在“一代之胜”的形成过程中，浙产词人显得格外活跃。据唐圭璋《宋词四考·两宋词人占籍考》统计，两宋词人共867位，而浙江有216人，占四分之一。

词的产生和词人群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区域性，而区域性的形成，当与区域的文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朱祖谋所编的《东坡乐府》，熙宁五年之前，苏轼没有写过一首词，其词是到杭州以后才开始写的。虽然有主观上的因素，但杭州有别于“风俗椎鲁”的北方文化环境，则是苏轼在杭州开始大量作词的重要条件。浙江不仅具有“幽壑清溪，平湖曲岸”的景观，而且还有杭州“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形胜，这种自然环境是得天独厚的词境。在这样的环境亦即苏轼所说“燕集甚盛”和“山水佳处”中，激发了苏轼作词的欲望，开始了他作词的历史。苏轼如此，浙产文人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词坛驾轻就熟。所以两宋词人，浙产最多，大家、名家也最多，就不足为奇了。

在赵宋建国初的半个世纪里，整个词坛虽然寂寞无生机，但浙产词人林逋、钱惟演等创作了一些优秀的词作。而后出的张先，则与柳永齐名，堪称宋初词坛的大家。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湖州）人，著有《安陆集》，已佚，有《子野词》传世。在宋初，词以小令为主，张先承袭南唐遗风，作了不少小令，同时又采用时调新声，创作不少长调慢词，巩固和扩大了慢词的阵地。在风格上，张先词介于晏殊、欧阳修与柳永之间，能别开生面，尤其是小令，清新活泼，深婉含蓄，情韵浓郁，如《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是张先在故乡吴兴所作，上片处处景中有人，富于生活情趣；下片结句“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是古今写“影”的名句，为人称道不已。张先以善于写“影”著名，大凡写灯影、月影、水影与夫各种物象之影，清丽隽永，格高韵绝。如：“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归朝欢》）、“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剪牡丹》）等句，都是他平生得意之作，故自称“张三影”。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晚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他不仅是浙产词人中的杰出人物，而且在整个词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从南宋开始，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以至有“词中老杜”等美称。邵瑞彭《周词订律序》称“词家有美成，犹诗家有少陵”。他的词也被一些人视作“词家神品”。

周邦彦主要活动在北宋末年的词坛上。他博采众长，既可以吸收花间派、晏殊和欧阳修词的艺术精华，又对柳永、张先的慢词创作和铺叙手法加以发展，同时，兼采贺铸的艳丽和秦观的柔媚，再加上他自己知音识曲，作词本色当行，又格外重视安排思力，终于将诸家之长熔于一炉，别创词境，形成了精巧华美的艺术风格，成为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后期词家的宗法对象。当时的大晟府词人万俟咏、晁端礼、田为、晁冲之等人，以及大批南宋著名词人、尤其是浙产词人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几乎无不受到周词的沾溉。而受周邦彦影响很大的姜夔、史达祖虽不是浙江人，但他们长期寓居在浙江，许多重要的创作活动也在浙江，深受浙江地域文化的熏陶，与浙江的联系已无法割裂。因此，周邦彦词在南宋能产生深远影响、又有发展创新，构成了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格律词派的体系，并一直影响到清代浙西词派。

在浙产词人中，出现了一批善词的女性词人，他们不让须眉专美于前，特别著名的是湖州吴淑姬，著有《阳春白雪》；松阳张玉良，著有《兰雪集》；杭州朱淑真，著有《断肠词》。她们与李清照一起，堪称宋代四大女词人，其中朱淑真影响尤大。

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钱塘人，一生创作的诗词很多，由于死后被其父母毁弃，所剩无几。今存三十余首词，名《断肠词》。数量虽不多，却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她的词继承了唐五代词风，又受到柳永等人的影响，语言清新秀丽，善于运用委婉细腻的手法。表现优美的客观景物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成为宋代仅次于李清照的杰出词人。后人认为她的《断肠词》与李清照《漱玉词》遥遥相对，并称双绝。

南渡以后，词坛形成了所谓“辛派词”，其中有不少浙产词人，如陆游、陈亮、岳珂、黄机、戴复古、汪元亮等，他们或以豪放激昂之笔，抒写家国之痛；或以沉咽之语，表现凄苦之音，都有一种正义的气概，悲愤的情感跃然纸上。陆游词具有多种风格，但最令人注目的是他始终不忘匡复、悲咤万状之作，如《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鹧鸪天》：“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写寤寐不忘匡复中原的感慨，真挚动人。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浙江永康）人。他与辛弃疾志同道合，均“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都是坚决主张恢复失地、反对和议的抗战派。辛弃疾与陈亮互相有词赠答酬唱。辛弃疾曾专门“为陈同甫赋壮词”，名作《破阵子》是对知己倾吐心声；而辛、陈互赠的《贺新郎》，情调之激越，气概之豪放，也是他俩赠答词中所特有的。陈亮词深受辛弃疾的影响，立志高远，直抒胸臆，硬语盘空，激昂雄浑，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

随着南宋小朝廷定都临安后，临安在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同时，也成了词体创作的中心。因此极大地促进了浙江词坛的全面繁荣。可以说，除了辛弃疾以外，其它最为著名的南宋词人几乎都是浙江人，或长期寓居浙江。后者如南宋词坛巨擘姜夔，原籍江西鄱阳，三十多岁时，寓居湖州，后又浪游浙东，并长期流寓杭州，死后葬于杭州西马塍。姜夔之后，吴文英堪称词坛大家，他与张炎等宋末遗民一起，为两宋词史划下圆满的句号。

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大约在淳祐三年（1243）左右移居杭州，与江湖诗人陈起、施枢等人均有交谊，又与时代稍后的著名词人周密、张炎等人来往，互有赠答。淳祐十一年（1251）二月，杭州涌金门外西湖边上的丰乐楼重新建成，吴文英作《莺啼序》（天吴驾云阆海），分四片，每片四韵，长达240字，是他首创的词中最长的词调，并将它亲笔大书于楼壁之上，一时满城传诵。吴文英对杭州西湖的感情很深，他在词中多次提到“十载西湖”的生活，追念西湖旧事的情绪十分明显，其中包含了因宋室衰微、山河残破而产生的伤时悼世之感。如《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一词，虽写朋友聚会，登高远眺，但将湖光山色描写成愁云惨淡，正是所谓“举目有湖山之异”。词人触景生情，自然流露出对国势日危的悲哀和自己美人迟暮的伤心。陈洵《海绡说词》认为这是“吴词之极沉痛者”。吴文英晚年住在越州，写下了不少登临怀古之作。如《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抒发凭吊大禹陵时所产生的一种荒远渺茫、万古销沉的历史怅惘。

吴文英流传下来的词有340多首，在两宋词人中数量仅次于辛弃疾；从质量而言，其词的确属于上乘，不愧为南宋词坛的重镇、两宋词坛的大家之一。

在为宋词划下一个圆满句号的南宋遗民词人中，最为突出的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均为浙产。

张炎（1248-1320？）字叔夏，祖籍西秦（今陕西），其祖先南渡后家居临安，张炎他出身于世胄显贵之门。南宋末年，张炎与周密等人常于西湖研律填词，互相十分熟悉，在心境和词风上都很接近，基本上属于同一派的词人。

在该派词人中，张炎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在词学理论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著有词学专著《词源》。该著上卷论乐律，谈到许多音律学方面的专门知识，说明词乐之源；下卷系统地论述词的鉴赏和作法，并历评诸家得失，说明雅词之源。张炎以其创作成就和词学理论，为后世所推崇，至清初被主流词派“浙西词派”奉为宗师，并将他上配姜夔，出现了“家白石而户玉田”的局面。“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在《解佩令·自题词集》中说：“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可见他实际上更崇尚张炎，唯张是尊。在清代的词学派系中，浙派势力最大，延续时间也最长。因此，张炎的影响也随浙派词人的创作风靡了近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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