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学森

1929年中学毕业后，钱学森抱着振兴祖国的志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暑假，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毕业，尚未派定工作，就又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1935年8月，钱学森离国赴美，当时的心情是：时局混乱，豺狼当道，暂时到美国学些技术，他日回来为国效劳。到了美国，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成绩不但比美国学生好，而且比同班其他外国人都好。
不久，他又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在这里，钱学森认识了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F·J·马林纳，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两位年轻人成为良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为“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取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他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此后，钱学森成为冯·卡门的助手。
1942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学员是美国陆海空三军的技术人员，后在美军从事火箭导弹研制的军官中，有不少是他当时的学生。1944年，美国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领导，马林纳为副手，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军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就是他们那时开始设计的。钱学森负责理论组，进行导弹分析、燃烧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冯·卡门很欣赏钱学森的才能，1945年初，他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时，提名钱学森为团员。这一时期，钱学森取得了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欧美颇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 钱学森在美国时与同事交流

1943-1944年，英国伦敦遭遇法西斯德国V-2火箭的袭击，损失惨重。英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美国空军立即委托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加紧研制用于军事目的的火箭。冯·卡门受命后于1944年2月向陆军军械署递交了研制计划，他把研究人员分成几个组，并推荐自己的学生钱学森负责理论组。
钱学森通过对V-2火箭的分析后认为，火箭武器是未来战争发展的方向，于是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重新审视火箭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并建议成立一个“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以便集中力量研制火箭。1944年9月，美国陆军航空兵（后来改称为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请冯·卡门选择一批科学家共同制定一项今后20-30年，乃至50年的航空研究发展规划。同年12月，冯·卡门就向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由36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科学顾间团名单，钱学森名列其中。冯·卡门这样做是有足够的理由的，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钱学森，是我向美国空军推荐的科学顾问团专家之一。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作出过重大贡献。他36岁时已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有鉴于此，我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
1945年初，美国政府为了抢先接管和获得德国的火箭研究技术，决定派遣冯·卡门率领一批技术专家前往德国考察摸底。钱学森也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为了行动方便，他们都被授予军衔，冯·卡门是少将，钱学森是上校。他们考察的第一站是设在伦瑞克附近森林中德国空军的一个秘密研究所。它由纳粹头子、空军司令戈林直接领导。这个由56幢建筑物组成，人员上千的空军研究机构，设有研究导弹、飞机引擎的成套设备。光写出的秘密报告就有300万份，重达1500吨！
钱学森与考察团成员详细地察看了研究设备，分析了技术成果，并审讯了德国有关研究人员。
在慕尼黑，考察团遇到了以德国V-2火箭基地逃出来的4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包括著名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普朗特。考察团审讯了这些人之后，获悉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虽然当时的V-2火箭只有200英里的射程，但德国已经着手研制一种射程为300英里的远程火箭。它足够打到美国纽约。这表明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已经赶在美国前面。
回到美国后，钱学森向空军领导人作了十分精彩的汇报，为此，他获得了空军司令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技术工作中，对钱学森作了很高的评价，赞扬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
1950年2月，钱学森在一次科学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火箭飞行的精彩演说。这次科普演讲震动了美国公众，纽约等城市、各大报纸纷纷加以报道，并列登了钱学森的大幅照片。还出版了他设计的火箭图片和刊有他设计的火箭图片画册。从此，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了公众人物。
冯·卡门这样评价钱学森：“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像力，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的物理图像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名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学术思想，使一些很艰难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
1948年，祖国解放在望，钱学森准备回国。
但此时美国国内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的事件，加州理工学院也未能幸免。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共党员。钱学森这时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拘留了。两星期后，虽在几位美国同事好友的大力帮助下被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特务的监视，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押达5年之久，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审讯。检察官是一个极端反共的家伙，他在一连串例行提问以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律师抗议说：“这个提问对澄清钱学森案没有直接的意义。”但法官裁定：抗议不成立。于是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后来钱学森在一封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在钱学森一家回国的曲折经历中，蒋英的四妹蒋华功不可没。回国受阻，赤子之心反而更加炽热起来，钱学森在阅读华文报纸时发现与钱家相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经常上北京，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挚友。如果能联系上陈叔通，也许能求助于祖国将自己营救回国。
当时钱学森寄回国内的信件，无一不被美国人拆开审查，只有寄往欧洲的信件不受审查。钱学森脑瓜一转，只能走“曲线救国”之路。他让蒋英趁看守不注意时，给旅居比利时的四妹蒋华寄去了一封信，“1955年夏天我收到了姐姐从美国寄来的信。信里写着我们像笼中的小鸟，飞不出去’。信里还夹着一张只有半张名片大小的香张纸，上面只写一句话，‘我想回国，请把这封信交给陈叔通’”。蒋华一接到信，心里就明白了。“于是，我立刻把这封信寄给了钱学森的父亲。钱老爸又把这封信转交给了陈叔通”，蒋华说。陈叔通先生接到信的当日，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回国。
钱学森后来回顾在美国的经历时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后，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钱学森一家于1955年10月8日到达香港，回到祖国。一踏上国土，他就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钱学森一家首先见到了中国科学院派来迎接他们的代表，还受到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接见并在广州参观，后经上海、杭州，最后到了北京。不久，钱学森还到东北去参观，看了农村和工厂，特别是飞机制造厂，饱览了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有一次，钱学森在哈尔滨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钱学森，他问钱学森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原子弹行不行？”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好！就要你这句话。”这次谈话，决定了钱学森日后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1955年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6年1月5日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直至70年代后期。
1956年10月8日，正好是钱学森回到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这一天也是对新中国156名大学毕业生开设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的开课纪念日，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在1942年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技术训练班授课14年之后，钱学森为能在自己的国家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人才，感到无比激动，这批受训的大学生，后来成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技术骨干。
1956年春，钱学森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言。2月1日晚，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全体委员，并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1958年夏末的一个星期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钱学森。这次会见是在中南海毛泽东寓所，同时被接见的还有著名科学家钱三强。
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和直接领导下，经过许许多多人员的艰苦努力，1964年10月16日，我国终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就在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用这样的文字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一位在20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1950年至195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分子予以追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成功，这个宣告“空间时代”到来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中国科学家也迅速作出反应。1958年1月，在钱学森、赵九章领导下，研究卫星的“中科院581组”正式成立。1965年1月，钱学森正式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将人造卫星计划列入国家科研攻关计划。关于研究人造卫星，中央十分重视，专门召开了十几次会议，最后采纳了钱学森的建议，批准了人造卫星计划。由于建造人造卫星的方案是钱学森于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代号为“651”工程。
但是卫星工程上马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科学院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首当其冲受到破坏。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6年12月，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将卫星研制任务改由国防科委全面负责。
1968年2月，国务院明确指定：“651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所以，在651工程中，钱学森实际上是担负大总体，即星一箭一地面系统三大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

△ 钱学森在科研生产一线

在运载火箭方面，钱学森提出了更为快捷的实施方案。他不主张专为发射人造卫星设计研制运载火箭。他建议充分利用已有导弹和控空火箭的技术基础，将两者结合起来，组成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他认为，走这个路子可以大大缩短研制时间和人力物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研制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但由于“文革”的干扰，一些领导干部和老专家被打倒，七机部两派斗争十分激烈，甚至派性斗争也渗入到技术工作之中，常常使研制工作无法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1968年2月8日，国防科委召开651工程会议，会议决定各单位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并指定钱学森去七机部一院动员。
2月9日，钱学森在一院召开“东风4号”和“长征1号”动员大会。他刚开始讲话，就有一个“造反派”站起来打断他的讲话，说：“你们名义上说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是以生产压革命，阻止我们对聂荣臻的批判。”
钱学森立即提高嗓门说：“我今天是受毛主席、周总理委派来召开这个大会的。651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最大的鼓励，也是最大的鞭策。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抢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东风4号’和‘长征1号’任务。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闹派性，影响了卫星上天，那就是政治问题，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他的话立即把那些想造反的人镇住了。
按照钱学森的部署，6月下旬，为解决滑行段喷管问题，七机部一院进行了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结果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科研设计人员十分震惊。
钱学森亲临现场，他十分有把握地认定：“滑行段在近于失重状态下，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此时流体已成粉末状态，晃动力应该很小，所以地面上进行的这种模拟试验，并不代表空间运行的真实情况，不会影响飞行。”后来多次飞试验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经过艰苦的工作，1970年元月“东风4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在卫星方面，钱学森的任务也十分繁重。他在“文革”的高潮中出任空间技术研究院(按新编序列是“五院”)院长，也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颗“政治卫星”，所以对钱学森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地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世界人民听得到、看得到，周总理也多次要求，要过细的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为此，钱学森多次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将每次汇报中所反映的大大小小的所有问题都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一落实解决。

△ 钱学森正在为技术人员讲课

钱学森为新中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和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贡献了智慧，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戚发轫等在酒泉发射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工作，重173公斤的卫星发射成功。这颗卫星向全世界播送《东方红》乐曲，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事业的黎明。几天以后的“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一次亲切接见了钱学森。
1980年5月18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两天后，美国合众国际社向全球播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新闻报道。作者写道：“他的名字叫钱学森，在这个名字背后，有着一段任何科幻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是的，钱学森从被美国军方授予上校军衔到成为“中国导弹之父”，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获得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其经历岂止是“不同寻常”。在钱学森离美返国若干年之后，美国的一位专栏作家就说：“金波尔(美国当年的海军次长)的话说错了，钱学森在科学上的价值，岂止是抵三个师、五个师的兵力。”
钱老晚年曾获得两笔科学奖金，一笔是1994年何梁何利基金奖，100万港元；另一笔是霍英东设的“科学成就终身奖”，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没有拿到手，钱老就让他的秘书涂元季捐给了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2001年12月初，钱老90岁生日前夕，霍英东基金会通知钱学森去广东领奖，钱老不能前往，由她夫人蒋英教授代领。蒋英出发前，对钱老说：“我代表你去领奖金了。”钱老说：“你去领支票？”蒋英说：“是的。”钱老幽默诙偕地说：“那好，你要钱我要奖。”他这是在谐音夫妻的姓氏“钱和蒋”。
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但他自己却十分谦虚地说：“我本人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老是百年来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钱老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对我的一生所做过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