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11月9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六日）早晨，一支拥有三四十只船的船队开到杭州，停泊在城北较远处的码头，船上一众高鼻深目身着奇装异服的人好奇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大量的杭城百姓聚在码头边和运河两岸争先恐后地观看船上那些长相奇异服装奇特的夷人。来者何人？只有衙门里的人才知道来人正是英吉利国王派遣的贡使马戛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和他的随从们。他们因何而来？来杭州做什么？又往哪里去？杭城的百姓应该都不知道。再过两年，是马戛尔尼使团来杭230周年，当年马戛尔尼使团途经杭州的那一幕，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中。今日在杭州，只有少数对历史有研究或兴趣的人知晓在清朝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曾经到过杭州，而这少数人对于其中的情节也知之甚少，陈江明的《遐邦贡使过武林——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杭州之行》（以下简称“《使团》”）的出版改变了这种情况。

《使团》一书是杭州文史研究会“杭州文史小丛书”第二辑的一种，与先期出版的诸书一样，该书甫出，好评不少。虽然是“小书”，却讲述了一件杭州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现在先让我们按照《使团》的叙述，将马戛尔尼使团途经杭州的情节概要缕述一番。话说8月5日（六月二十九日）上午，马戛尔尼使团90余人离船登陆天津大沽口，前往北京，由此开始了5个月多的访华历程。使团一行抵北京后，随即去热河觐见了正在避暑山庄的乾隆皇帝。其间，中英双方就英使觐见皇帝时是行 “三跪九叩”之礼，还是行英国臣民觐见英国国王时的“曲一膝”（即单膝下跪）之礼发生争执。另外，乾隆皇帝发觉英使来华另有目的——派人留驻北京。于是，乾隆皇帝从英使来朝的喜悦变为“深为不惬”，决定让英使尽早离开中国。

△马戛尔尼访华

既然英国使团乘船至天津登陆，按说也可以到天津乘船回去，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马戛尔尼本打好算盘，要作为特使长驻北京，所以离船未久就命令船只离开天津南下了。乾隆皇帝最初谕令英使从北京坐京杭运河船只南下，到扬州后溯长江到江西湖口，再经鄱阳湖到南昌溯赣江过梅岭至广州或澳门登船。当清廷得知，英国使团的船只都停在了浙江定海，于是计划让英使沿运河至杭州，再经浙东运河至宁波定海乘船离开。但是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原本停在定海的五艘英船中有四艘先后离开，只留下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再次改变行程，使团在杭州分两路——小部分人与大件行李物品至定海，大部分人员携带随身行李经内陆前往广东。

历史的进程充满了偶然性，马戛尔尼使团经停杭州，即是偶然的结果。而使团与杭州的偶遇，是杭州的幸运，使得杭州这个位于中国沿海中部、京杭大运河南端的城市，成为马戛尔尼使团离京南下返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为这一场东方龙与西方狮的对话、这一次“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提供了舞台，演绎了剧情。这是清代杭州历史非常奇异一个插曲。

马戛尔尼使团于11月8日到杭州，14日在钱塘江码头乘船溯钱塘江西航，总共在杭州待了约6天时间；如果算上在严州府的时间，使团至少有八九天时间在今日杭州市境内。这是使团一行南返回国途中唯一的一次较长时间的停留。也因此，使团在杭州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留下了很多的记载。

使团的到来，对杭州人更是一件轰动性事件。尽管当局严密防范使团人员接触杭州普通百姓，但百姓们还是蜂拥前去观看这些船上的洋人，且发出从未间断的叫喊之声；使团进入杭州城时，街道上更是挤满了前来看稀奇的杭城百姓；在钱塘江码头围观使团的人就更多了；驻防八旗精锐在钱塘江岸上摆列队伍，军乐雄壮，旌旗猎猎。

好奇是人之天性，英国使团一干人等自打踏上中国土地以来就一直对中国的各种现象、各种事情好奇着，即使到了杭州还是如此。可以说，杭州是使团返程中最仔细观察过的中国城市，没有“之一”，从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经过了许多城市，他们都只能站在船上观望或偶尔上岸行走一段。于是，杭州经受了使团一行的众目睽睽或实地观察乃至望远镜的细致观望。

原浙江巡抚、两广总督觉罗长麟遵照皇帝旨意，赠送御书“福”字（“快乐之纸”）、绣蟒袍、锦缎、荷包等给英国国王及马戛尔尼等人；长麟与马戛尔尼进行交涉，迫使马戛尔尼放弃在宁波购买茶叶、生丝之事诉求；在运输行李时，有3个英国人擅自主张抄近道穿城而过，引发杭州全城进入军事紧急状态；部分使团人员受邀乘画舫游览了西湖，享受了美食；使团离开杭州这天，穿城而过，来到西湖边，眺望雷峰塔（“雷风之塔”）；离开杭州后，溯江西行，饱览了美丽的富春江风光。

在使团众人眼里，杭州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富裕繁荣和盛产丝绸的地方；街上大部分人穿得都很好，甚至差不多都穿丝绸，表现出相当优裕的生活；街道虽然很窄，却是用宽阔的石板铺成的，保持得异常干净整洁，这让他们想起了伦敦市中心著名的斯特兰德大街（Strand）和威尼斯的墨瑟里大街（Merceria）。杭州是一个联系南北各省的大商业中心，街上有大量销售丝绸的商店和库房，它们可以说与伦敦最好的店铺不相上下，有的店里甚至有英国生产的宽幅布和粗斜纹呢（哔叽）出售。杭州城的周围非常美丽，被一个宽阔的湖泊和一条高贵的运河装饰着，湖、山的风景与名胜恰到好处地融在一起，西湖的天然和人文美景，胜过他们迄今有机会在中国看见的任何景色。使团人众在杭州所经历的、看到的和所感受到的这一切，不但以文字记录了下来，还以图画的形式呈现。

以上是马戛尔尼使团途经并短暂停留杭州的大致情况。在《使团》出版面世之前，我们何曾知晓如此丰富的情节。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研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名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没有详细告诉我们。

《使团》何以将这一历史的插曲作如此完整形象的展示？其因有二：一是它建基于严谨的历史研究之上。作者根据清宫留存的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上谕、奏折等档案，以及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公使斯当东及随员巴罗等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录等一手史料，经过全面细致的研究，还原了前所未知的历史实相。“杭州文史小丛书”出版项目创设之初定下三个原则，其中之一是要求作者以学术性为根基，在史实的基础上写作。《使团》很符合这一原则，它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二是《使团》语言表述生动活泼，细节引人入胜。从清朝这方来看，或从事情进展的状态来看，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一部喜剧。乾隆皇帝始终将马戛尔尼当作前来朝贡、贺寿的贡使，虽然经历了波折，在皇帝的英明指示下，终将无知无礼的贡使驯服，皇帝龙心愉悦，慷慨地赐予英国不拘年限来华朝贡的特殊待遇，这不是喜剧是什么？唯是之故，《使团》尽量以活泼生动的语言叙述，以体现其喜剧性。但喜剧不是无厘头的嬉闹之剧，它在让人会心一笑之余深思怎么会这样。清廷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当作一场喜剧处理，40多年后，当英国侵略军的炮火响起，清廷不知如何应对，悲剧也就产生了。

《使团》还有一个特色，相信许多读者都会感受到。它借乾隆皇帝与钦差大臣松筠、浙江巡抚长麟等人应对马戛尔尼使团过程的叙述，揭示了“绝对专制主义皇权”（周良霄语）制度下中央与地方之间、君臣之间关系运作之微妙。如果说马戛尔尼访华是一部戏剧的话，那么，皇帝是导演，马戛尔尼、军机大臣和珅、前后两任钦差徵瑞与松筠、浙江巡抚长麟等都是演员，但这是一部奇怪的剧，因为一号演员马戛尔尼不肯按剧本出演，在一线负责应接使团的主要官员实际上成了导演，他们以一个接一个的谎言蒙骗皇帝，皇帝不但未曾发觉，而且还对他们大表赞赏。从北京护送使团到杭州的军机大臣、钦差松筠在这点上做得炉火纯青。谁说皇帝圣明洞见一切，《使团》可以告诉你精明过人的乾隆皇帝是怎么受骗的。

历来关于马戛尔尼的研究，无论中外，都存在一种“迷思”：乾隆皇帝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一句话，乾隆皇帝错失了马戛尔尼使团来朝带来的与世界接轨的机会，没有实施类似于改革开放的举措，从而使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潮流，直至大门被侵略者的炮火所轰开。很显然，《使团》也持这样的观点，简单地将马戛尔尼访华与鸦片战争的爆发线性地接连了起来。但是，因马戛尔尼使团而给予乾隆皇帝的这项指责是与历史过程相违背的。乾隆皇帝错失机会论的背后是中国可以早些进行工业革命的假设：既然明代后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清代中期，乾隆皇帝如果抓住了来自工业革命发轫国的马戛尔尼使团的机会，引进点技术，做一点革新，清代中国的工业革命将由此起步。这是个非常完美的假设，不过，它止于假设。马戛尔尼来时，英国工业革命起步未久，他认识不到这是将改造世界面貌和重塑世界秩序的所谓“革命”，能期望他向乾隆皇帝介绍英国的机器工业或工业革命吗？退一步说，即使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可以使清朝转型发展的机会，从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应接来看，对乾隆皇帝来说，根本就没有从英国使团意外来朝中意识到什么“机会”，既无意识，天大的机会也不是“机会”。然则，又何来错失机会之说？其实，如果一定要让谁为鸦片战争及其后的屈辱史负责的话，那可以说是清代登峰造极的绝对专制主义皇权制度，也可以说是自秦以来的皇帝专制独裁制度，易中天先生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大清之亡，“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诚哉斯言。

△乾隆皇帝

诚如法国学者戴廷杰所言：“任何一位循着马戛尔尼使团的航迹冒险探索的历史学家都会遇到重重暗礁，这段历史的水面下潜伏着无数的危险。公开的文件下面隐藏着远未为人知道的内幕。”《使团》即是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研究的一种冒险的“蹚水”，唯其如此，这种挑战定然是不完满的。即就马戛尔尼使团经停杭州的情节来说，《使团》尚有未曾深入挖掘的地方。今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撰文揭示使团在杭停留期间，马戛尔尼曾递交“汉字禀纸一件”，这件禀文并非谢恩折，而是写给和珅的信，信的主要内容在表达感谢之意外，重提在广州以外口岸开放贸易问题，并严正表达对于皇帝致英国国王敕书中驳拒的传教问题的不满。这一情节很重要，说明马戛尔尼一直在倔强地为实现出使目标而努力，即使返程中途到了杭州还在与和珅作交涉，而这一情节在钦差松筠的奏折中语焉不详，皇帝因之又被蒙蔽。此事就是马戛尔尼使团研究之路上隐藏着的“远未人知的内幕”，特指出供《使团》作者参考。

历史上杭州在欧洲的最初形象是马可·波罗的游记塑造的。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如卫匡国等通过书信、图书接续向西方宣传了杭州。但无论马可·波罗还是卫匡国，都没有像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人那样如此直观、真实地记录杭州，加深了近代欧洲人对于杭州的认知。历史上杭州国际形象的形成或树立，有“两马”厥功甚伟，今天在高度认可马可·波罗的时候，不要忘记另一个“马”——马戛尔尼，而这另一个“马”是《使团》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