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官员交往是传教士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1858年，倪维思夫妇首访杭州时，就有杭州的朋友建议他们，应当按照中国的规矩，去拜访当地的官员。官员们对倪维思先生的到访都非常热情地予以接待，并且大多还专程择日回访。即使像浙江巡抚这种杭州城内最高级别的官员无暇亲自回访，也派下属送来了自己的名片。一些官员的太太还专门派女仆去拜访倪维思夫人，并邀请她方便时去家里做客。

然而，杭城官员对传教士的礼貌却只是表面上的。私下里，和大多数地方官员一样，杭城的官员对传教士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倪维思夫妇不仅受到杭州官员热情洋溢的接待，甚至还有官员差人给倪维思夫妇送来两张告示，嘱托其贴在门口，告示的内容是警告人们不许上门骚扰云云。然而，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又多次派人把出租房屋给倪维思夫妇的本地房东抓走，并对房东以“杖刑”相威胁，好间接逼迫倪维思夫妇离开杭州。这种手段确实见效了。1859年8月底，倪维思夫妇离开了杭州，从此再未涉足。十多年后，杭州的官员又故伎重演，试图以欺凌杭州百姓的方式要挟传教士。然而这一次，却引发了外交事件。

一廉价的房地产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各个教会的传教士又纷纷踏上了去往杭州的路途，筹划着在这座省城建立固定的传教点。由于刚刚经历了战乱，城市几成废墟，原来的居民所剩无几。即使有幸苟活下来的，生活也大多困顿不堪。这让传教士们在杭州置地购房捡到了一个大便宜。1870年到杭州传教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来恩赐说：“那些陷入贫困的人们非常愿意出租或出售他们的房地产。如果没有这场毁灭性的战争，这些房地产几乎是不可能得到的。”

1870年6月20日，冒着36摄氏度的高温，来恩赐第一次去考察了一处位于丰乐桥边上的地产。这处地产有75码（约69米）长，26码（约24米）宽，其中有一幢较大的建筑，适合用作教堂，除此之外还有四五间中式房间。同月24日，来恩赐又去看了一处同样位于丰乐桥附近的破败的房产。次年，来恩赐最终购得丰乐桥直街三官巷口的一处三开间大厅，用作教堂以及传教士们的住宅。而美国南长老会的胡思登（Hale Houston，又名吴思敦）、郝理美（Benjamin Helm）则也于同一时期，在管米山购买了一处房地产，并建起了西洋风格的建筑。管米山是吴山上的一条山路，一说在粮道山之东，另一说在粮道山的中间，通往河坊街。清代《武林坊巷志》引《杭都杂咏》曰：“管米山，在峨嵋山漾沙坑，布政司相对。”

△吴山

1870年9月1日，杭州城内忽然开始抓捕将房地产出售给传教士的本地人或中介人。官府的逮捕令上列了十个人的名单，有的已被抓捕，有的则不在杭州或躲了起来。同时，并非所有与传教士做房地产交易的人都是官府抓捕的对象，官府的标准如下：

1.只逮捕出让方和出让方的中介人。传教士一方面的中介人或者杭州本地的基督徒也参与到房地产交易中的，则不在抓捕之列。

2.尽管涉及美国浸礼会、美国北长老会、英国安立甘会等不同教派的房地产，但是，与美国南长老会在管米山上的房地产交易有关的杭州居民，被惩罚得最重。

美国南长老会的胡思登和郝理美取得的位于管米山上的房地产，原来的主人姓毕（Be音）,是位治病救人的郎中，在清代社会本应是颇具身份与地位的，一般来说不会受到羞辱性质的惩处。然而，这一次，毕郎中却被戴上了枷，据说头部已经浮肿。知县还亲手给枷板贴上了封条，恶狠狠地威胁说要枷到死为止。而将毕郎中的房地产卖给胡思登和郝理美的是一位在杭州颇受欢迎的石匠师傅。他也被捕入狱，且因年迈体弱，受不了毒打与枷项，处境十分危险。

传教士们很清楚，尽管房地产已经出让给了自己，理论上对原主人或中间人的抓捕已然与自己无关，但这种抓捕显然针对的就是传教士，如果放任不管，以后没有杭州的居民再敢和他们打交道，他们也无法在杭州立足。英国圣公会的慕稼谷怀疑，这可能是某个教会无意间激怒了某个官员，继而该官员对杭州城内所有的传教士进行报复。美国北长老会的来恩赐也猜测，官府这种行为，可能是迫害所有与传教士有联系的杭州居民的一个开端，最终的目标是要逼迫传教士们离开杭州。于是，9月7日，传教士们求见杭州府的两个附郭县——仁和县与钱塘县的两位知县，希望将事情的原委了解清楚。然而，两位知县回复传教士：“我们惩处的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与你们有关系，而是因为他们犯了别的罪。”两位知县的答复显然不能说服传教士。

在同一时间，传教士们也不停地写信向美国驻宁波总领事罗尔梯求助。罗尔梯起先猜测城隍山（即吴山）是否是一座专供宗教用途的圣山，故而在城隍山上建造基督教建筑激怒了当地官员和居民。美国南长老会的胡思登向罗尔梯保证，他们所购买的房产，本来就是一座老旧的家宅，而且周围也全是民居。由于觉察到事态日益严重，9月11日，罗尔梯总领事赶到杭州，紧急会见了所有在杭的英美传教士，询问相关情况。

最初，罗尔梯总领事打算向杭州城内官阶最高的浙江巡抚杨昌濬求助，在了解过情况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去找直接负责抓捕行动的两位知县。9月12日，罗尔梯总领事首先拜访了仁和县知县姚光宇。姚光宇对罗尔梯总领事非常礼貌，他解释说，被抓捕的人和传教士无关，且传教士们在杭居住已久，购地建房，官府历来都不曾反对。这样的解释显然无法让罗尔梯总领事信服。于是，姚光宇又声称，这些人被抓捕，是因为他们向传教士转让房地产，索价过高。但这只是针对本地人，并非针对传教士。罗尔梯总领事对此更是大惑不解，他说只要买主没异议，就不应该起诉他们。最后，知县姚光宇答应在一两天内将这些人释放。当晚，罗尔梯总领事又去拜访了钱塘县知县曾国霖。曾国霖的态度和立场都与仁和县知县姚光宇相同，同样强调抓捕行动不是针对传教士的，并说按照惯例，发生在杭州的这类事件，仁和与钱塘两县都是一起行动。

通过在杭州的调查，罗尔梯总领事最终了解到了抓捕行动的真实原委。原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浙江布政使卢定勋的儿子与妻子接连死去，这让他既悲痛又恐惧。料理完丧事后，卢定勋请来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问题出在卢定勋所任职的布政司对面的山上所建造的洋人的房屋。这幢房屋破坏了布政司的风水，才导致卢定勋家中接二连三遭难。布政司的对面，正是管米山，美国南长老会的房产正在此处。卢定勋遂向浙江巡抚杨昌濬投诉，杨昌濬下令仁和、钱塘两县知县把所有参与出售房地产给洋人的杭州居民统统抓捕并惩办。

9月16日，罗尔梯总领事再次拜访仁和县知县姚光宇。尽管仁和县知县姚光宇在9月12日答应会在一两天内放人，然而却并未兑现。交涉中姚光宇情绪一度失控，最后表示，只要罗尔梯还在杭州，人就不能释放，只要罗尔梯离开，三天内就会释放，否则，他属地里的百姓会觉得他是迫于洋人的压力放人，他会颜面尽失。尽管并不相信官府会信守诺言，罗尔梯也暂时无计可施，只好随即离开了杭州返回宁波。罗尔梯总领事走后，官府并没有严格遵守三天内放人的时限。在要求画押承诺上交一笔巨款后，所有被囚者大约一周内被释放。

不久，杭州的官府派人前往宁波，与美国驻宁波的领事及传教士就管米山的房产进行谈判。官府非常慷慨，表示愿意出11000银元购买美国南长老会位于管米山的土地和房屋，同时，还可以再赠送美国南长老会一块土地，用于建造教堂等设施。由于担心激起杭州居民对基督教的不满，领事与传教士们最终同意了官府提出的条件。1874年，新的教堂在官府赠送的土地上落成，布政使卢定勋还赠送“胡郝礼拜堂”匾一块以示祝贺。1875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父亲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主持教堂，在对建筑进行一番整修后，正式命名为“基督教天水堂”，至今仍存。

△天水堂

教会地产纠纷中官员的表现，折射出了彼时政治的僵化与腐朽。实际上，1859年倪维思夫妇决定在杭州定居并建立传教点的时候，他们完全清楚，根据条约，“除了通商口岸之外，我们没有合法权利在其他地方居住”，但他们决定“试一试”。然而当倪维思夫妇定居杭州以后，所有的官员对倪维思夫妇的登门拜访都非常欢迎并热情接待，不仅专程回访，甚至还差人在倪维思夫妇的住所门口张贴告示，内容是警告当地人不许骚扰。官员们的这些行为无疑是默认了倪维思夫妇有在杭州城内居住和传教的权利。然而，当1859年6月因为战争，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破裂后，官员们又寻思着要驱逐西方传教士。但是，他们既不敢直接与传教士冲撞，又不懂依据条约向传教士宣布他们没有在杭州居住的权利，只敢把自己属地里的老百姓抓去，间接逼迫传教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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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

十三年后，官员们对这一伎俩的使用更加炉火纯青。实际上，尽管经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的外交人员也非常清楚，传教士们并没有在开放口岸以外的地方定居的权利。关于这一点，时任美国驻中国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 Low）就1872年杭州教会地产纠纷一案给时任美国国务卿菲什（Hamilton Fish）的信中写得很清楚：“……我的观点是清晰且明确的，即传教士们没有权利在开放口岸之外的地方永久居住。”他还表示要让传教士们将下面这段话铭记于心：“无论是条约赋予的权利，还是好的政策，都不会允许在中国内陆地区扩大既有的传教机构或建立新的传教机构。”而美国驻宁波总领事罗尔梯在给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来恩赐的信中也提醒他：“你们一定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即你们目前在杭州居住的依据是不确定的。”然而，即使是美国驻中国公使镂斐迪也疑惑：“中国人现在并没有公开质疑传教士在内陆地区的居留权。”美国驻宁波总领事罗尔梯也提到，尽管关于传教士是否有在开放口岸以外的地区置宅并定居尚有争论，“但是传教士们已经在这里了，并且已经在这里好多年了。没有任何本地或外国的官员反对他们的到来和留下”。

杭州的官员们完全不了解条约的规定，对于大批传教士进入杭州购置地产、长期居住、建立教堂并公开宣传的行为从不提出任何异议。在布政使认为位于管米山的洋人建筑破坏了风水，导致他的家庭出现变故后，从浙江巡抚到仁和县、钱塘县两县的知县，既怯于直接和洋人发生任何争执，又不懂得依据条约告知洋人没有在杭州居住的权利，只知道抓捕并凌辱参与传教士房地产购置的本地百姓，甚至是柿子找最软的捏，连参与交易的洋人的中间人和本地的基督徒也不敢招惹。在被传教士质问之后，这些官员们先是不敢坦白抓捕事件与传教士有关，在瞒不过去之后，又不敢承认真实的原因是传教士的建筑破坏了布政司的风水，只是坚持关押并不断凌辱几位涉地产交易的杭州普通老百姓，目标不明确，手段更是下作。最终，在传教士愿意放弃破坏布政司风水的建筑后，官员们又态度大变，既送土地，又赠巨资，实则都是民脂民膏。与事件最直接相关的布政使卢定勋更是欢天喜地，甚至还为传教士新建的教堂送来匾额。整个过程中，官员们都视百姓如草芥，同时没有一位官员懂得通过研究条约（即使是不平等条约）来寻找可能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并依据此规则来处理涉教的事务。中国最富庶地区的官员尚且如此，彼时整个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与水平也可见一斑了。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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