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5日上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讲座在浙大紫金港校区成均苑711会议室举行。本场讲座由著名蒙元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教授主讲，浙大历史学院（筹）马娟老师主持，题目为“元王朝与十三、四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的同学们以及线上的300余位听众共同聆听了本场讲座。

元王朝给13-14世纪中国社会秩序带来了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李教授从行省制、江南政策、海洋扩展、多元文化交融和全民当差等五方面，对“元王朝与十三、四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作出新的阐发。

一、行省制与直接治理边疆政策

行省制是元王朝留给后世中国的一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李教授指出行省具有两重性质。行省制度创建了13、14世纪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对明、清及近代影响至深且重。在边疆政策方面，元朝突破唐宋的羁縻政策，改行直接治理。

行省制和直接治理边疆政策，对于13世纪以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藉此，云南、吐蕃等均首次进入中国版图，中央政权的统治开始深入到包括吐蕃在内的边疆地区。

二、统一南北与保护江南农商经济实体

忽必烈主持下的统一南北，是以谕降为主的政治军事行动。故而在统一南北后，南宋原辖区发达的农耕经济得以继续保留。李教授指出，忽必烈重在保护江南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及工商业，大体保留原有的农商繁荣秩序。在继承南宋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实行“重商”和市舶贸易，带来了江南商业经济的继续繁荣以及海商等暴富、士商亲融等社会微妙变化。

李教授强调，忽必烈的历史功勋，不仅在于完成南北统一和结束三百余年的分裂割据，更在于不自觉地保护了江南“富民”经济实体和农商繁荣的“风水宝地”。

三、海运、海外贸易、海外征伐等海洋扩展

元代的海外贸易最初大抵沿袭南宋体制。除了海外贸易，元朝还有两件值得充分关注的事情：大规模江南漕粮海运，大规模的海外征伐。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认为，海外征伐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给蒙元帝国已有的游牧国家与农耕国家混合体带来海洋国家性质。应该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以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曾经酝酿和部分实施过向海洋的开拓。或者可以说，元王朝及其统治的中国曾经破天荒地从漕粮运输、军事和贸易三领域大踏步向海洋扩展。

四、多元文化的并存融汇及变异

首先，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东来，形成多元文化并存局面。

其次，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汉化或儒化及蒙古文化本位。多元文化的并存融汇使他们得以选择了一条特殊的“外汉内蒙”的政治文化模式，并藉此保持了蒙古文化本位。

最后，汉族成分的扩展和局部“胡化”。元王朝既吸收汉法又坚持扩散蒙古本位文化的复合政策，构成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的上层政治诱因。汉族主流儒士对正统华夷观的变通，也为汉人接受蒙古文化营造了宽松的环境。

塞外边疆直接治理和多元文化并存融汇，构建了“华夷混一”或“华夷一统”复合共同体的新格局。这是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升级，也是元王朝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另一项重大贡献。后经清代的进一步深化完善，终于成为民初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和现代中华民族的前身。

五、全民服役当差与君臣主奴化

元代全民当差服役，对明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代百姓“配户当差”世袭承担各种劳役，直接沿用元朝。

由于“王民”变为“怯怜口”私属，家臣奴役习俗遂推广普及于全体百姓，百姓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或君民关系的再度恶化。元王朝将草原主奴从属习俗带入官僚系统，带入君臣关系。朝廷内外大臣统统被当作黄金家族的奴仆。全民当差服役恰提供了元代君臣主奴化所赖以扎根生存的社会土壤。在君臣关系主奴化方面，元制同样对明朝的影响颇重。

六、尾声

随后，参与讲座的老师同学就元朝统治对士人的影响、魏晋与元朝华夷秩序的比较、两都之战对元代中后期历史进程的影响、明初政策对元代之承袭以及元代漕粮海运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本次讲座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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