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人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中国加入国际联盟，首次成为国际组织的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确立了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了质的飞跃，从现代国际组织的局外人到进入国际组织，再到国际组织的创始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四强”之一。从被污辱、被欺凌到受到尊重，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中国为走上国际舞台努力的成效显著。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地位；国际联盟；联合国

中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很多，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本文拟删繁就简，通过中国与两个国际组织的关系勾勒出最基本的线索，并尝试做一点解读。【此文是在2019年12月威尼斯大学亚非系与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现代中国的诞生”（“1919—1949：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成，原题为“走近中心——中国走上国际舞台”（Approached to the Center:China’s Step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之所以选择国际组织切入话题，是因为中国与每个特定国家的关系千差万别，难以归纳，代表性也受到限制，而国际组织是众多国家的集合，更能代表“世界”。

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除了该国内部诸力量均朝着建设现代国家的方向极尽努力之外，其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对其的认可，也是重要的指标，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可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国际间最重要的大事，塑造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轨迹。大战之后，分别建立了两个现代最重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与联合国（United Nations）。中国与两个国际组织的关系、在其中的角色，大致代表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和世界对中国的接纳与认可程度。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新面目示人，其国际地位有些许改善，但中国基本上仍是国际列强俱乐部的盘中餐。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这个在没有发生实际冲突与战败的情况下签定的屈辱条约，在近代中国十分罕见，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签定条约的5月9日被视为“国耻日”。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发生在遥远的欧洲（中国最早称之为“欧战”），与中国并无直接关系。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当时中国正经历袁世凯时代与袁世凯过世后的军阀混战时代，一战交战的双方都想拉拢中国加盟战争。中国国内围绕是否参战发生了激烈的政争，甚至酿成了“府院之争”。最终，中国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站在了协约国（Triple Entente）一边。协约国的英、美、日、意等国表示欢迎，并声明将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有“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中国虽未派士兵前往欧洲作战，但向协约国提供了大批粮食，并先后派14万华工到法国等国前线服劳役，有2万多人命丧异国。

据徐国琦教授的研究，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年第5期，第9页。】。一战后，中国成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平会议（Paris Peace Conference），“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中国的平等诉求，表达中国作为平等一员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年第5期，第8页。】。

1919年1月，战后媾和的巴黎和会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代表参加会议。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中国国内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幻想，认为一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和会能主持公道，中国能收回丧失的一切权利。中文版的《威尔逊总统战时演讲录》一时洛阳纸贵。中国知识界更是普遍乐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从此之后，“定把将国际间一切不公平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它”【蔡元培：《光明与黑暗的消长——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5页。】。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交了《山东问题说帖》《中国希望条件说贴》等，要求废除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会上，列强不仅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还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送给日本。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中国知识界大失所望，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塞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上签字。

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一，它是中国第一次参与大型的多边国际会议，且是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即便只是出席巴黎和会，中国已部分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新的国家形象，并且参与了世界新秩序创建的过程。第二，以往中国参与的双边或多边国际交涉多数是被迫割地赔款、损害主权，巴黎和会上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昭示了修正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平等地位的要求。其目的虽未达到，但中国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王建朗指出：“近代中国外交的崛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人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同时也把中国带向世界”【徐国琦著，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了工商业快速发展的机会。大战期间，由于列强纷争，无暇东顾，中国的轻工业尤其是粮食加工、纺织等轻工业部门迅速发展，企业数量增加，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作为战胜国的一个收获，中国停止了支付部分《辛丑条约》赔款。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总额4亿5千万两白银（包括利息约9亿8千万两）。中国参加一战，对盟友的协约国各国“缓付”部分赔款；与德奥宣战，终止对敌国的赔款；中国与苏联签订协议，苏联政府放弃俄国所得的赔款。三项合计，省却赔款数量亦可观。中国枯竭的财政得有喘息的机会。

此外，北京政府与德国于1921年5月签订《中德协约》，规定德国取消因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取消在华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以及在北京使馆享有的特权，在平等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与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欧洲强国之一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在不平等条约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第75页。】。

1920年1月10日《凡尔塞和约》正式生效的当天，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宣告成立，凡是大战中对德奥集团宣战的国家和战后新成立的国家均是国联的创始会员国。国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也是一战后最大的国际组织。国联总部设在日内瓦，最多时有50多个成员国。中国因拒签《凡尔塞和约》，未能在第一时间加入国联，而是在签署了对奥匈帝国的《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t. Germain）后，于1920年6月29日加入国联。

中国加入国联，首次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然而，当时国内战乱频仍、南北分裂，无力在国联发挥应有作用，甚至经常拖欠会费。主导国联的西方列强对远东事务不甚关心，曾任国联副秘书长的华尔脱斯(F．P．Walters)回忆，西方国家一度对中国代表的大会发言都“不愿倾听”。【［英］华尔脱斯（F P．Walters）著，汉敖、宁京译：《国际联盟史》上，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70页。】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国家统一后，开始与国联建立较密切的联系。国联内部建立了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派卫生局局长拉西曼(Ludwik J.Rajchman)来华，担任驻华技术合作代表。拉西曼在中国考察科学、卫生与农业情况，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报告。随后，国联派出卫生与农业技术等方面的专家来华指导工作。蒋介石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国联在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发挥作用。蒋介石对国联代表说：“中国受不平等条约之害，与国际联盟会责任所在，忍令其会员有独受不平等条约，是为该会之耻辱。该会之有否威信与能力，当视其能否扶助中国取消此约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4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蒋介石拒绝与日本直接谈判，接受拉西曼的建议，指示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蒋介石对国联寄望甚大，断定国联会支持中国：“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国联接受了中国诉求，并派出以李顿侯爵（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为团长的调查团到远东调查日本侵华真相。1932年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对“九一八”事变经过和伪满洲国也有较客观的叙述，向世界申明了中国被侵略的事实。国联大会上以40票支持，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否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并要求日本将满洲交还给中国。国联报告书通过之时，蒋介石评价：“昨日国联提案，认满州为中国之主权，不承认伪满国，其态度比较优良。”【《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2月1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许多中国人对国联报告书并不满意，认为应该强烈谴责日本。日本对国联报告书亦强烈不满，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联报告书是倾向于中国的。

国联在中日争端问题上的看法，体现了彼时西方列强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选择难题，即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是选择已较成熟的日本市场，还是选择虽不成熟但已显示出无限潜力的中国市场。各国不愿意失去日本市场，也不愿得罪日本，但它们已开始将中国与日本放在了天平的两边进行权衡。这在过去（即使在12年前的巴黎和会上）是不可思议的。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与联合国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一边自主抵抗，一边寻求国际援助。9月12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顾维钧正式提出申诉，要求国联依据盟约相关规定，采取适当与必要的方法与行动，制止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其后，中国代表又根据侵华日军大规模的轰炸暴行，提出国联必须依据盟约宣布日本为“侵略国”，各会员国应采取具体措施制裁日本。

国联的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与杀戮平民的暴行。10月6日，国联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宣布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违背《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之义务；建议尽快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寻求以协定方式结束冲突之方法”；建议会员国对中国表示精神援助，不采取有损中国抵抗力量以致增加中国在此次冲突之困难的任何行动，请会员国设法个别援助中国。关于全面抗战后中国在国际联盟寻求支持的过程，详见洪岚：《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1937—1941)》，《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相较于1932年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此时国联对日本侵华态度较明确，公开谴责日本，鼓励成员国援助中国。但国联自知其约束力很低，特别建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解决问题。

中国看到了国联衰落的趋势，在国际间争取同情的重点转到了另一个多边国际组织——九国公约。九国公约是“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的简称，这是1921年底至1922年初九个与中国相关国家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通过的条约，具有国际协定的性质。九国公约的核心是各国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强调中国必须对各国开放，但对幻想“独占中国”的国家（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后来陆续有国家参加公约，至1937年，九国公约已有19个签署国。

九国公约组织即将开会的消息传来，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淞沪会战正激烈进行。蒋介石为了获得九国公约组织的支持，甚至下令在战场上逐渐失去主动权、本应撤出战场的中国军队继续在上海死战。中国对于九国公约组织一致达成制裁日本侵略的决议并不抱奢望，但希望能将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各参加国政府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排斥日货，至少做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同时希望各国能给中国以军费借款及军械贷款。

1937年11月，九国公约组织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中日战争时，未能采纳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各种建议，尤其是经济制裁日本的四项建议。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原则上重申了九国公约的原则及和平的重要性，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并改取和平程序”。九国公约组织在中日之间面临着与国联同样的困难选择，并没有做出中国期望的决议。即便在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仍然很难在中日两国之间做出明确选择，不敢得罪日本，公开支援中国，有时还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绥靖日本。

1941年12月7日，在中国独立抗击日本四年多之后，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中国战场抗击日本的战略价值突显，美、英等国迅速与中国结成同盟。194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致电蒋介石，提议由蒋介石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越南、泰国境内活动的联合国家军队。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被国际军事联盟授以指挥权。随后，中国军队进入缅甸，配合英国军队与日军作战。

1942年元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代表中国签署美、英、苏、中四国共同对付轴心国家的宣言，这标志着中国跻身“世界四强”行列。随后，美国白宫宣布了由美、英、苏、中及其他22个反轴心国家共同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凡签字国政府保证将运用其全部的军事与经济资源对抗法西斯国家，并在战争中紧密合作，绝不单独与敌人停战或议和。罗斯福总统提议，将美、中、英、苏四国列名在其他22国之前。中国首次在名义上取得了与美、苏、英相等的大国地位。【［美］舍伍德（R.E. Sherwood）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页。】

1942年秋，中国分别与英、美签订新约，英、美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加之中国对日、德宣战，列强强加在中国的双边不平等条约基本上失去了效力。

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明确表示要尽快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并确立了四大国为该国际组织重心的设想。于中国而言，该宣言是继《联合国家宣言》之后，进一步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蒋介石在致三大国领导人的贺电中说：“四国联合宣言之签订，余及我全中国军民闻之无限欣幸。此一历史性的重要文件，昭示反侵略大义于世界，不仅增强我四国为达成共同信念之合作，且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之民族均以建立国际和平及普遍安全之保证，此于世界之前途实有莫大之贡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815页。】

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Cairo Conference），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共商对日作战与战后安排等重要问题。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与世界大国领袖平起平坐，共商国际大计。

1944年9月底至10月初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上，美、英、苏、中就建立一个世界组织的目标、结构等达成一致，联合国蓝图被描绘出来。蒋介石1945年2月13日得知美、英、苏将确定组建联合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认为这是他至所期待，是“新年第一胜利之捷音”。

1945年4月25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协商起草《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中国代表团出席。6月25日，全体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是为联合国成立的法律基础。宪章规定，美、英、苏、中、法五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代表团在四个发起国中按字母列于首位，首先在宪章上签字。蒋介石闻讯，高兴地写道：“批准联合国宪章乃一世界之大事也。”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事实上，在参与联合国筹建过程中，中国对自己的“大国地位”有较清醒谨慎的认识。蒋介石在受邀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向罗斯福总统表示，如无东方人民的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828页。】。意即中国是以“东方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在联合国筹建过程中，中国代表常常站在小国弱国的立场发言。孙科对媒体表示，中国人应视取得大国地位“是一种义务而不应当作权利”，既然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中国人民“今后要切切实实自强不息，把自己的国家建设起来，迎头赶上先进国家，与英美苏及将来之法国诸世界大国并驾齐驱，共同负起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1日），转引自金光耀：《中国在联合国创建中的作用及对自身大国地位的认识》，《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5页。】。

有人说，中国取得抗战胜利是“惨胜”，中国实际上尚无跻身世界强国的实力。成为“四强”之一是罗斯福总统出于美国战略拉抬的结果，中国是个“虚幻的”大国。但从前述的历史过程看，中国从独立抗击日本到与反法西斯国家军事结盟，到元首参加国际协商，再到成为国际组织的创始国，以这些事件衡量，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是确定无疑的。

结语

如果将现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平等地位的努力与过程想像成一条曲线，从1840年至1911年是第一阶段，基本上在下沉，并在低谷徘徊；1911年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是第二阶段，开始艰难爬升；曲线在1919年后加速上升，到1945年达到一个顶点。

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秩序的巨变，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受益国，它成功取代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了一定角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重要盟国），均站在战胜国一边，获益匪浅。正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了质的飞跃：从现代国际组织的局外人到进入国际组织，到国际组织的创始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四强”之一。从被污辱、被欺凌到受到尊重，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中国为走上国际舞台努力的成效显著。

如果要寻找这段“成功”之路的原因，可从国内与国际两方面着手：

在国内，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逐步改变了传统时代“天下中心”的世界观，走上了建设一个统一独立的现代国家、争取与世界接轨的道路。中国表现出努力向上的勇气，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具备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素质及光明的市场前景。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曾用一节的篇幅写“中国的新心态”：“从1936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美］费正清（J. K. Fairbank）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如果对比1900年代与193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后者明显比前者乐观昂扬。

当时中国政治多元性与包容性兼具，呈现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素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尚未统一，处于南北对立的局势下，对于是否参战，国内甚至引起政争。但到战争结束巴黎和会召开时，虽然是北京政府执政，中国代表团中也有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华盛顿会议召开时，中国代表团不但包含了北方政府、南方政府的代表，还有民间推举的代表，形成前所未有的“国民外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两党政见明显不同，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团中国民党占了多数，但也有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人士。这样的构成，既在国际间显示了中国的团结，也能代表更多中国人的意志。

国际方面，则是面对两次世界大战提供的难得机遇，中国在对立的世界大国之间、在巨变的时代中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站对了队伍，跟对了代表前进方向的主流国家，分享了胜利成果。当然，中国在加盟世界大战前后也作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得到盟方广泛的赞誉。

作者简介：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来源：《苏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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