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吴铮强

宫禁之内，事出隐讳，史官又因为种种原因曲笔，后人探索真相更不容易。近日翻阅北宋真宗、仁宗间载书，信手记录杂感，为探寻“真相”提供几个可能的新视角，提请师友们批评。

一、真宗刘皇后“使筑馆居于外”

史书对宋真宗刘皇后早期经历的记载十分模糊与可疑，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刘皇后出身卑微，而是其早期经历涉及重大政治斗争而异常敏感，官私文献都深度掩盖相关史实并为此编造毫无依据的故事。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已指出《宋史》所载刘皇后家世造伪，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又注意到刘皇后出入王府时间及改嫁说的记述十分混乱。其实刘皇后出入王府的经历不只是时间上存在问题，更重要是整个故事不符合逻辑与历史情境。《宋史·刘皇后传》载，“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因为太宗言之，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宫指使张耆家。太宗崩，真宗即位，入为美人”。这段记载由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五、卷六两条材料刘皇后出入王府不同版本的记述综合而成。卷五故事的讲述者“贡父”是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刘攽：

贡父曰：章献刘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宫美携之入京。美以锻银为业，时真宗为皇太子，尹开封，美因锻得见，太子语之曰：“蜀妇人多材慧，汝为我求一蜀姬。”美因纳后于太子，见之，大悦，宠幸专房。太子乳母恶之。太宗尝问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癯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对，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张耆之家。耆避嫌，为之不敢下直。未几，太宗宴驾，太子即帝位，复召入宫。

卷六故事的讲述者是曾为“襄王宫指使”的“乐道父”，据考据推测是王陶的父亲王应：

宫美以锻银为业，纳邻倡妇刘氏为妻，善播鼗。既而家贫，复售之。张耆时为襄王宫指使，言于王，得召入宫，大有宠。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恶之，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于张耆家，以银五挺与之，使筑馆居于外。徐使人请于秦国夫人，乃许复召入宫。美由是得为开封府通引官，给事王宫。及王即帝位，刘氏为美人，以其无宗族，更以美为弟，改姓刘云。乐道父与张耆俱为襄王宫指使，故得详耳。

两个版本的情节看似都是刘氏因受到真宗专宠而被赶出王府，主题似乎都是“戒色”，仔细比较却根本不同。首先刘攽明言刘氏进入王府在“真宗为皇太子，尹开封”时，但真宗立为皇太子已是至道元年即公元995年，而《宋会要辑稿》《皇宋十朝纲要》明确记载刘氏于“太平兴国八年入韩（国）邸”，太平兴国八年是983年，两个时间相差12年。其次，刘攽的版本才有“蜀妇人多材慧”“见之，大悦，宠幸专房”“太子近日癯瘠”等真宗贪恋美色的情节，这些情节在王应的版本均未出现，仅“大有宠”三字不能直接指向贪恋情色。其三，王应是真宗潜邸之臣、刘氏出入王府的亲历者，他的版本具有口述历史的性质；刘攽则是神宗朝具有鲜明党争立场的士大夫史学家，其历史叙述更多政治立场与理念阐释的色彩。

相较而言，卷六王应版本应该更接近真实，而抽离了刘攽版本贪恋情色的要素，王应版本的内容就可能获得重新解读：首先，刘氏不是真宗主动向龚美索要，而是经张耆推荐入府。其次，既无“材慧”“专房”之说，刘氏“大有宠”及乳母秦氏“恶之”的原因可能均与情色无关，太宗更未干预此事。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刘氏暂时离开王府的去向，刘攽的版本是“置于殿侍张耆之家”，“耆避嫌，为之不敢下直”，这个情节与戒色主题相符；但王应版本中刘氏在张耆家只是暂住，真宗很就将刘氏安排在独立的馆室中，“王不得已，置于张耆家，以银五挺与之，使筑馆居于外”，这样刘氏离开王府根本不妨碍她与真宗相聚，甚至为两人密会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

王应的版本在先而且时间上更加准确，那么只有试图取代或者掩盖王应的版本才会成为刘攽版本出现的理由，两者的不同之处就是刘攽掩盖史实的重点。据此推理，刘氏出入王府在真宗立为皇太子之前是掩盖的关键，而这样的叙述意味着排除刘氏出入王府与真宗立为皇太子之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那么难道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吗？由于宋代的历史叙述已经完全掌控于统治者之手，追究真相的具体情节早已毫不可能。但梳理一下刘氏出入王府那段时间的政治背景，刘氏入王府是太平兴国八年（983），回府时龚美“由是得为开封府通引官，给事王宫”，是真宗确立为皇储并出任开封府尹的淳化五年（994）。这十余年间正是太宗朝夺嫡之战白热化的阶段，其间发生了皇弟赵廷美贬死、皇长子赵元佐疯病被废及皇次子赵元僖以准皇储地位猝亡等一系列重大宫廷斗争。虽然这些事件无法与刘氏联系起来，但显然为理解刘氏的政治生命提供了更真切的政治背景。

▲宋真宗

二、仁宗“皇妹故道士七公主”

宋仁宗是刘皇后冒认的李宸妃与宋真宗所生的唯一子嗣。这个史书明载、众所周知的事件尚存疑点，即宋真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动机是什么？刘皇后冒认宋仁宗，既意味着宋真宗有生育能力而刘氏没有生育能力，又是群臣反对下真宗册立刘氏为皇后及其之后垂帘听政的前提条件。正常情况下，宋真宗既可以与其他嫔妃生育更多子嗣，也没有必要立刘氏为皇后。相对宋真宗而言，似乎刘皇后才是李宸妃代孕事件的超级获利者，宋真宗完全配合刘皇后的需求却无利可图。这种局面不符合情理，通常情况下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才能形成合理解释：一是刘氏早已在生育与立储问题上可以支配宋真宗；二是李宸妃代孕同样让宋真宗成为超级获利者。

这两个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成立。真宗奇特的生育纪录应该理解为刘皇后支配的结果。《宋史》记载真宗生过六男二女，事实上可能还不止此数。仁宗之外，其他四子可能出生不久就夭亡，只有景德四年（1007）去世的郭皇后所生嫡子赵祐“生九年而薨”。赵祐去世于咸平六年（1003），至道元年（995）出生时真宗已立为太子，所以赵祐一出生就具备嫡皇孙的地位。《宋史》又记载真宗生育两位公主，其中昇国大长公主“初入道”，《皇宋十朝纲要》记载其母杜贵妃。而杜贵妃也在真宗朝入道洞真宫，直到仁宗亲政的明道二年（1033）才以庶母迎回宫中，追封公主是迎回庶母礼仪的一部分，“贵妃杜氏初侍藩邸，后于洞真宫入道，为法正都监，号悟真大师，名琼真。明道二年十一月，为婕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杜氏入道时间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癸巳，“上之后宫杜氏入道在洞真宫，欲与诸公主同例”，而且杜氏是“昭宪皇后侄女也”，而所载杜氏入道的理由“上禁销金严甚，还自东封，杜氏乃服以迎车驾，上见之，怒，遂令出家为道士”十分牵强，李焘也明指官方史书不载此事，他的材料出自江休复笔记《江邻几杂志》，所以“销金”之说很可能是饰词。明道二年（1033）仁宗《皇妹故道士七公主仍赐号清虚灵昭大师赐紫法名志冲制》称公主为“皇妹”，仁宗出生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成为仁宗皇妹的最早出生时间是同年同月十五日，这已经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杜氏入道之后的第九个月。这就意味着杜氏出宫时刚刚怀上公主一个月，公主根本是在道观中出生，而且杜贵妃与李宸妃几乎同时怀孕，仁宗称这位皇妹为“七公主”更意味着真宗的女儿不止《宋史》记载的两位，这位道观中出生的七公主相对比较长寿。由此推断，杜氏出宫的原因是怀孕后不见容于刘氏，或者说真宗在执行刘氏的代孕计划的同时，也想保全杜氏与她腹中胎儿，毕竟杜氏是杜太后的侄女。这种情况下假设杜氏在道观中诞下男孩，就可能出现杜氏取代刘氏或者在民间藏匿男婴的结果，而抢先诞下男孩就成为刘氏必须完成的任务——这才是实施李宸妃代孕计划的具体背景。

所以，即使不追究真宗生育男孩的早夭原因，杜氏生育“七公主”的前后过程也足以说明刘后有能力支配真宗的生育情况，李宸妃代孕并非尝试性的意外成功方案，而是刘氏排除任何其他可能性强行实施的、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确保成功的残酷政治计划。佐证这一局面的还有宋真宗私生子的传闻，包括传说真宗还与朱氏生有一子，并交由宦官张景宗抚养，取名张茂实，真宗与仁宗都与张茂实保持联系。后来仁宗无子，张茂实其实也是皇储人选之一，结果堂侄宋英宗继位。宋英宗原名赵宗实，他对张茂实当然非常冷淡，张茂实还改名“孜”以避“宗实”的讳，“孜”可通“孳”，其本义就是生殖。

至于李宸妃代孕对于宋真宗而言的超级利益，主要涉及真宗不实施代孕计划的政治后果。宋真宗的生育能力实在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客观事实是咸平六年（1003）嫡子赵祐去世后，真宗一度将皇四弟赵元份之子赵允让迎到宫中抚养，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仁宗出生之后赵允让又被送还王府。赵允让在宫中数年间，景德元年（1004）真宗亲征澶渊时强行要求赵元份出任东京留守，结果赵元份受惊吓去世。《宋史·王旦传》竟称赵元份受惊“暴疾”时，真宗从澶渊急派王旦代理东京留守，王旦问“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真宗“默然良久”，回答“立皇太子”，但宋朝没有皇太子，只有赵允让领养在宫中。此后景德四年（1007）郭皇后去世，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泰山封禅。真宗封禅的动机有很多种说法，其实最重要是祈求子嗣，大中祥符三年（1010）仁宗出生是被视为封禅之后的天命护佑，赵允让也在这时返回王府。总之无论什么原因，真宗几乎丧失了仁宗以外的生育可能性，而如果没有仁宗的出生，真宗就不得不让赵允让继承皇位。就此而言，真宗具备配合刘氏实施李宸妃代孕计划的动机。

此外，《宋史》记载，刘太后去世之前，仁宗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生世，“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但李宸妃代孕的真相在宫中不可能完全保密，甚至可能人人皆知，宫外的吕夷简、赵元俨也一清二楚，仁宗是否真的一直蒙在鼓里完全可以怀疑。特别是真宗晚年有反对刘皇后的周怀政未遂政变发生，周怀政不可能不知道宋仁宗生世，甚至有可能以此为理由发动政变，他又与幼年宋仁宗关系密切，因此仁宗通过周怀政知道自己生世的可能存在的。而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仁宗在刘太后垂帘听政时长期隐忍也就不难理解。

▲宋仁宗

三、仁宗“明肃服内纳后”

仁宗亲政后，由刘太后择立的郭皇后得罪吕夷简，吕夷简联合内侍阎文应支持仁宗废郭皇后。郭皇后被废后惨死，文献中又有仁宗欲复郭皇后及阎文应、吕夷简谋害郭皇后的传闻。以上历史叙述无论有几分真伪，为人忽视的是郭皇后废死的过程与曹皇后之立同步，而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政治关联。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郭皇后被废之初仍在大内长宁宫中居住。景祐元年（1034）八月，尚、杨二美人专宠引起杨太后不满而被驱逐出宫，郭皇后也受涉连移出宫外居住。仁宗下达的《净妃等外宅诏》仍保留在《宋大诏令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总结该诏令的四条内容：1、“净妃郭氏出居于外”；2、“美人尚氏为道士，居洞真宫。杨氏别宅安置”；3、“曩者母后临朝，臣僚戚属多进女口入内，今悉遣还其家”；4、“长秋之位，不可久虚，当求德门，以正内治”。而《宋史·仁宗曹皇后传》记载，“明道二年，郭后废，诏聘入宫。景祐元年九月，册为皇后”，时间线与郭皇后废逐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曹氏其实不具备在当时被册立为皇后的任何条件。首先，《默记》记载曹氏虽称名门之后，但曾与李植有婚约，结果李植因“少年好道，不乐婚宦”而在迎娶曹氏时“惊走，踰墙避之”逃婚而去。其次，曹氏并非直接聘为皇后，而是“郭后废”后“诏聘入宫”，即刚进宫时只是普通嫔妃。郭氏“出居于外”时，仁宗本来聘寿州茶商之女陈氏为皇后，并已获得杨太后的支持，完全没有考虑立曹氏为皇后。但由于前朝臣僚“宋绶不可。王曾、吕夷简、蔡齐相继论谏”，（《宋史》）仁宗不得不弃陈氏而立曹氏。但当时刘太后去世不久，仁宗在这时重新立后明显不符合儒家伦理，哲宗高皇后后来还以此嘲笑仁宗“当时因甚在明肃服内纳后，大臣怎肯？神宗曾问及，不知何故如此，便臣庶家也不肯”，“那门识甚君臣，识甚事体”。（《长编》）

曹氏立为皇后既非仁宗本意，又违背礼法，并在废郭皇后之后诏令“长秋之位，不可久虚，当求德门，以正内治”之前抢先入宫，这个背后其实有一股政治力量在推动。反对立陈氏为皇后的宋绶、王曾、吕夷简、蔡齐即是中坚力量，另一个名单则是实施册立皇后礼仪的大臣，“命宰相李迪为册礼使，参知政事王随副之，宋绶撰册文，并书册宝”。（《长编》）这些人就与真宗晚年反对刘皇后的寇准属于同一阵宫，他们在刘太后去世之后东山再起，迫切需要清除刘太后的势力。而曹氏是曹彬的孙女，他的叔父曹玮也属于这个集团，“宰相丁谓逐寇准，恶玮不附己，指为准党”，（《宋史》）而且曹氏父亲曹玘早逝，曹玮是曹氏实际监护人。因此立曹氏为皇后正是这个集团重要的政治目标。

对于仁宗而言，立曹氏为皇后几乎是被迫接受的过程，随后仁宗欲迎还废后郭氏以及废后郭氏的惨死也因此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政治背景。郭后去世后，仁宗极其嫌恶曹皇后，专宠张氏而刻意疏远曹皇后。于是曹、张展开激烈宫廷斗争，结果张氏于至和元年（1054）去世，仁宗不顾反对追封张氏为温成皇后，并一度计划废除曹皇后，因遭宰相梁适反对而作罢。而曹皇后应该自知遭受嫌恶而生子无望，在册立为皇后的第二年即景祐二年（1035）把四岁的赵宗实领养在宫中。奇怪的是，仁宗并非没有生育能力，但他的生育纪录直到景祐四年（1037）支持立曹氏的王曾、宋绶、蔡齐等宰执大臣罢免后才出现，包括美人俞氏不久生下皇长子赵昉很快夭亡，而接下来从宝元元年（1038）至庆历三年（1043）连续生育八位皇女、两位皇子。仁宗有能力生育，但所育子女多数夭亡，这种现象很难不与仁宗忧虑的“朕居宫中，左右前后皆皇后之党”（《邵氏闻见录》）现象以及曹皇后过早领养赵宗实联系起来。

四、庆历八年宫变“祈哀幸姬”

真正威胁曹皇后地位的是这期间为仁宗连生三位皇女的张氏即温成皇后。张氏的来历、专宠、干政及其与曹皇后的宫廷斗争，史书上多有记述。曹皇后利用养女范观音、高洮洮生子的隐晦计划也有专文揭示，（参见彭康硕论《编外的后宫：北宋宫廷养女》）唯曹、张两人最激烈的一次决斗即庆历八年（1048）宫廷变乱的真实面貌仍未获得澄清。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辛酉日夜：

崇政殿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谋为变，杀军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焚宫帘，斫伤内人臂。其三人为宿卫兵所诛，王胜走匿宫城北楼，经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谋。

崇政殿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崇政殿的亲从官应该是与皇帝比较亲近之人。那天晚上崇政殿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从延和殿屋顶翻越进入内宫，有“焚宫帘，砍伤宫女手臂”这样一些行为，然后其中三人立即被杀，王胜逃脱后被捕，但也立即处死。这里的疑点非常明显，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宫殿的卫士作乱，难道是针对皇帝本人吗？在公开追缉中有活口被捕而立即处死以致“卒不知其始所谋”，这显然是杀人灭口，指使者似乎不能排除就是皇帝本人。

接下来如何处置此事的争议，仁宗的表现更显可疑。《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首先是夏竦冒出来主张秘密调查此事，“请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安”，遭到丁度的激烈反对，他说“宿卫有变，事关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然后与夏竦激烈争执，“固请付外台穷治党与，自旦争至食时”，而但仁宗支持夏竦的意见，“上卒从竦议”。经过调查，宋廷处分了对宫变负有责任的杨景宗、邓保吉、杨怀敏、刘永年、赵从约等人，而且在夏竦的包庇下，宦官杨怀敏还“领职如故”，引起台谏官的强烈不满。

这时仁宗又提出张氏在宫变中“有扈跸功”，枢密使夏竦立即表示赞同，“即倡言宜讲求所以尊异之礼”，而宰相陈执中不知所谓，翰林学士张方平明确反对，他说“汉冯婕妤身当猛兽，不闻有所尊异。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无是礼，若果行之，天下谤议，必大萃于公，终身不可雪也”。但仁宗仍完全不顾反对，陈执中因此被罢相，“耸然从方平言而罢”。局面至此已经非常清晰，至少仁宗、夏竦、张美人、杨景宗、杨怀敏属于同一个阵营，其中勾当城皇司杨景宗是杨太后的弟弟，而张氏入宫时又是杨太后的养女。

然而仁宗不愿意深入调查此事绝非包庇杨景宗这么简单，这年十月仁宗以张氏在宫变中“有扈跸功”为由“进张氏为贵妃”，当时有谏官王贽诬蔑这些宫变的幕后指使是曹皇后，“因言贼根本起皇后阁前，请究其事”。王贽的话虽然毫无依据，却揭示了宫变背后其实是曹皇后与张美人的激烈冲突，王贽因“冀动摇中宫，阴为美人地”而被指控为“此奸人之谋”。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叙述“进张氏为贵妃”的原因时追述了宫变当晚的具体情形：

初，帝以闰月之望，欲于禁中再张灯，后力谏止。其后三日，卫士数人踰屋至寝殿，时后侍帝，夜半闻变，帝遽欲出，后闭阁抱持，遣宫人驰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卫。贼至福宁殿下，斫宫人伤臂，声彻帝所。宦者何承用虑帝惊，绐奏宫人殴小女子。后叱之曰：“贼在殿下杀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知贼必纵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贼，贼果以烛焚帘，水随灭之。是夕所遣宦者，后亲剪其发以为识，谕之曰：“贼平加赏，当以汝发为证。”故宦者争尽死力，贼即禽，仓猝处置，一出于后。后阁侍女有与黄衣卒乱者，事觉当诛，求哀于帝左右，帝欲赦之，后具衣冠见帝，固请诛之。帝曰：“痛杖之足以惩矣。”后不可，曰：“如此无以肃清禁庭。”帝命后坐，后立请几移两辰，帝乃许之，遂诛于东园。

类似的记述也出现在《宋史·曹皇后传》：

庆历八年闰正月，帝将以望夕再张灯，后谏止。后三日，卫卒数人作乱，夜越屋叩寝殿。后方侍帝，闻变遽起。帝欲出，后闭合拥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贼伤宫嫔殿下，声彻帝所，宦者以乳妪欧小女子绐奏，后叱之曰：“贼在近杀人，敢妄言耶！”后度贼必纵火，阴遣人挈水踵其后，果举炬焚帘，水随灭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亲剪其发，谕之曰：“明日行赏，用是为验。”故争尽死力，贼即禽灭。阁内妾与卒乱当诛，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贷其死。后具衣冠见，请论如法，曰：“不如是，无以肃淸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请，移数刻，卒诛之。张妃怙宠上僭，欲假后盖出游。帝使自来请，后与之，无靳色。妃喜，还以吿，帝曰：“国家文物仪章，上下有秩，汝张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怿而辍。

这里的信息十分丰富，但长期以来没有仔细充分的解读或者解读出现明显偏差。首先，无从得知三天前曹皇后谏止禁中再张灯与宫变是否有关，但各处都将此事置于宫变叙事之前，似乎暗示张灯可能对曹皇后造成妨碍。其次，宫变事发的时机、地点很特别，“贼至福宁殿下”，福宁殿是皇帝的寝宫，仁宗十分嫌恶曹皇后，所以出现“时后侍帝”的情形应该非常难得，而行动似乎刻意针对“时后侍帝”而开展。宫变发生后，“夜半闻变，帝遽欲出，后闭阁抱持”，这个情形一般会被理解为皇帝冲动而曹皇后冷静保护仁宗，但未必只能作此解释。第三，宫内宦官的行动并不一致，都知王守忠似乎是受皇后的命令“以兵入卫”，但王守忠开始并不在现场，需要“遣官人驰召”，而在现场的宦者何承用试图掩盖此事而引起曹皇后的愤怒，显示帝、后掌握的宦官行动不一致。第四，在曹皇后“闭阁抱持”后，作乱卫士“以烛焚帘”，曹皇后又有预料，成功地“水随灭之”。问题是“以烛焚帘”的目的既可以是伤害屋内人员也可以是逼迫屋内的人破门而出。

接下来“后阁侍女有与黄衣卒乱者，事觉当诛”，“乱”长期以来被解释为有曹皇后的侍女与卫士私通淫乱，如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称“颜秀事盖奸淫，故终秘之”。但“乱”字未必是指私通，且淫乱是稳秘之事，绝无可能砍人纵火而行淫乱，也不可能私通恰好在宫变时被发现，因此“与黄衣卒乱”更可能指侍女配合当晚作乱的卫士。最关键是“后阁侍女”这时竟然求情免她一死，但她既不是向皇后也不是向皇帝求情，而是“求哀于帝左右”或“祈哀幸姬”，而且仁宗竟然打算赦免这名侍女。曹皇后坚决不同意，“具衣冠见帝”，以“如此无以肃清禁庭”为由坚决要求诛杀侍女。这样就形成了曹皇后与“幸姬”之间的对决，在曹皇后“立请几移两辰”的坚持下，最后仁宗不得不同意诛杀侍女。

至于这位“幸姬”不但逻辑上只可能是受到仁宗“盛宠”的张美人，而且《宋史·曹皇后传》叙述至此直接插入“张妃怙宠上僭，欲假后盖出游”，等于是讳而不隐的明指幸姬即张妃。至此参与宫变的卫士、侍女就与张贵妃、进而与仁宗本人发生了关联，而事后仁宗表彰张氏“扈跸功”，封张氏为贵妃，把张贵妃的族父张尧佐升任为三司使、宣徽使。张氏与变乱侍女有关而与曹皇后敌对，但仁宗确认张氏有“扈跸功”，那就意味着仁宗认为这次宫变中曹皇后是施恶者，而张氏乃至作乱卫士是施救者。由此重新理解这次宫变的行动，就会发现仁宗与曹皇后之间形成了“帝遽欲出”“以烛焚帘”与“闭阁抱持”“水随灭之”的对峙局面，不能排除宫变行动的目的是让仁宗从寝殿中走出来。

▲曹皇后

五、仁宗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

在张贵妃去世而仁宗废除曹皇后未遂之后不久，嘉祐元年（1056）正月，仁宗突然得重病。开始是上朝时“暴感风眩，冠冕倚侧”，然后仁宗变得语无伦次。仁宗回宫后，文彦博等向宦官史志聪、邓保吉等询问皇帝病情，史志聪以机密拒绝，文彦博怒斥“主上暴得疾，系宗社安危，惟君辈得出入禁闼，岂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为耶？自今疾势小有增损，必一一见白”。

然而第二天文彦博等宰执大臣“诣内东门小殿问起居”，突然遇到仁宗“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仁宗为什么指控曹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紧接一句“语极纷错”？字面意思其实是指仁宗当时还有很多惊人的话语未被记录，但张茂则“闻上语即自缢，左右救解，不死”，文彦博劝解说“天子有疾，谵语尔，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宫何所自容耶”。这样仁宗针对曹皇后等人的“谋大逆”指控就被文彦博解释为病中“谵语”含混过去，而仁宗与曹皇后的关系至此彻底破裂，“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以致病中的仁宗乏人照料，“侍上侧者，惟十阁宫人而已”。

这里的疑问是，仁宗那句“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真的只是病中“谵语”吗？如果实有所指曹皇后又会如何“谋大逆”？这个问题似乎从未有人严肃追究过，当然也无从追究当日曹皇后与张茂则有何举动，但是梳理当时宫廷的局势，却也不难理解仁宗所指“谋大逆”所指之事。

庆历八年（1048）的宫变之后，张氏虽然以“扈跸功”进封贵妃，但从此再无生育，并于至和元年（1054）去世，在宫变中负有责任的杨太后弟弟杨景宗也于同年去世。而曹皇后在仁宗废后计划失败后仍掌控后宫大权，“左右前后皆皇后之党”。在仁宗厚葬张贵妃并追册其为温成皇后之后，由于仍无男嗣，朝中开始出现了立嗣的呼声，太堂博士张述“前后七上疏”，说仁宗“春秋四十四”而“宗庙社稷之继，未有托焉”简直“非孝”，认为立嗣已是紧急事务。而出现立嗣呼声又有一个非常怪异的背景，庆历三年（1043）张氏生下皇八女后，仁宗突然长时间地中断了生育，但在中断16年之后，仁宗又于嘉祐四年至六年(1059-1061)与周氏、董氏生连续生下了五位皇女。事实上张氏去世之后，仁宗的侍寝就是嘉祐元年的“侍上侧者惟十阁宫人而已”，“自温成之没，后宫得幸者凡十人，谓之十阁，周氏、董氏及温成之妹皆与焉”。（以上记载均出自《长编》）

现在所知十阁的具体人物有为仁宗生下皇女的周氏、董氏以及张贵妃的妹妹，还有“刘氏及黄氏，在十阁中尤骄恣者也”。其中周氏又是张贵妃的养女，“生四岁，从其姑入宫，张贵妃育为女。稍长，遂得侍仁宗，生两公主”。（《宋史》）如果将十六岁视为开始生育的正常年龄的话，周氏四岁进宫应该是在范观音、高洮洮出宫的庆历七年（1047）。《宋史》没有给同时为仁宗生育三位皇女的董氏立传，但《续资治通鉴长编》留下了“此据正传”即宋朝国史的材料，称“董氏开封人，四岁入宫，稍长为御侍”，性情“和厚”，“喜读国史，能道本朝典故，侍帝左右未尝有过失，皇祐中封闻喜县君”。董氏可能也是张贵妃的养女，据此推测，张贵妃再无生育之后，仁宗长时间中断生育，不排除是在等待张贵妃养女成长的可能。《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仁宗曾经“感疾恍惚”以致“夜持宝刀自向”，当时“董氏在侧，遽前争得之，几至断指”，李焘又猜测“宝刀自向，此据正传，不知何时，当是嘉祐之初也”，（《长编》）则嘉祐元年仁宗指曹皇后“谋大逆”那次“暴得疾”仁宗已出现严重自杀倾向。

所以仁宗指曹皇后“谋大逆”的背景，是在张贵妃去世而十阁年龄尚幼这个阶段，仁宗似乎拒绝与其他嫔妃生育而曹皇后急于立嗣。仁宗“暴得疾”时，文彦博十分担心，要求史志聪如实报告皇帝病情并以斋醮名义留宿殿中。《涑水记闻》还记载，内侍左班副都知武继隆指使司天官两人以天象之名“上言请皇后同听政”，史志聪等以“其状白执政”，文彦博怒而警告司天官“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汝罪当族”。（《长编》）因此仁宗呼喊“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或指在他期待“十阁”生育时被迫立嗣而曹皇后图谋“同听政”。

除以上五个议题之外，传统历史叙述对宣仁之诬及向太后听政亦多有讳饰，现代论者多沿袭宋朝“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宋史》）的观念而少有质疑。其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曾布日记》对相关史实的记述已经相当详尽且集中，系统释读不难重新形成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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