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的一天，位于括苍山麓的仙居县横溪镇的群众，一齐涌向广场，参加公判大会。大家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唱凯”部队（第一突击队代号）的司令官胡旭旰和官兵也参加了大会。大会主持者庄严宣布：12名日本侵略军被我军活捉，押到大会示众，同时捉到两名汉奸，经审讯供认不讳，对这两名恶贯满盈的汉奸就地处决。接着，12名日军战俘被押了上来，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不敢正视周围的人群。顷刻，传来了枪声，两名汉奸受到应得的惩处。

“唱凯”部队司令部设在仙居，各突击营分驻东阳、义乌、嵊县、奉化一线，不时派出小部队向敌军出击。这12名战俘是我突击队袭击义乌萤石矿日军时俘虏的，后来押解到离仙居县不远的横溪镇。我当时是突击队第一营的上尉副连长，驻防在横溪。会后，胡旭旰司令官和王理直营长命令我带一个排押送战俘到丽水碧湖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并要我们沿途倍加警惕，防止战俘暴动或自杀，一定要安全送到目的地。

我挑选了30多名精干士兵，由代理排长洪扬率领。出发前，我们认真商讨了完成这一任务的各项细节，以及出现意外时的紧急处置办法。第二天，我们出发了，把每个俘虏双手上臂套上绳子，不紧也不松，可以行走自如，但如果他们要暴动，手臂被捆着，我们可以从容对付。其中有两名受伤的战俘，沿途派民伕用担架抬着走。洪排长带领五名士兵走在前头，其余由我带着尾随后面。我们这支押解战俘的小分队，携带短枪、冲锋枪和少数步枪，向缙云、丽水方向前进。我全神贯注，紧握手枪，一刻也不敢松懈。

从横溪镇到丽水，途经苍岭和桃花岭到缙云县城，有两百多里，每天走三四十里路。四五天行军，我一直处在紧张之中，随时防止发生意外，几次宿营，我都彻夜不眠，眼睛都熬红了。

第四天到达丽水城，住在一家空院子里，老百姓争着要看日军战俘，一齐涌进这所院子，门窗也被挤破。我们怕发生意外，要群众退出。那些战俘看到群众涌了进来，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龟缩在一角。我们抵达碧湖总部，按总部指示，把战俘交给特务营的机枪连，办好交接手续，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我国军民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胜利。当时，我在第九十八军暂编第二师第三团第三营第七连任上尉连长。这个军是由李默庵创建的突击队改编的，下辖两个师，师长曹跃祖曾在陆大任教多年，1943年起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师长紧急召集全师连以上军官开会，他号召作好一切准备，到杭州等地去接受日本侵略军和伪军的缴械投降。大家沉浸在兴奋欢腾之中，每个人都热泪盈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翌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我第九十八军星夜兼程，向绍兴、宁波、杭州推进。军、师后勤部门给部队发了全新的夏服，部队立即沿着浙赣铁路，经龙游向金华、义乌前进。当我们部队抵达金华时，日军哨兵、巡逻部队一律把枪倒挂，低头立正，向我们致敬，其余的日军则龟缩在驻地不敢出来。他们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凶焰，随着其彻底失败一扫而光。那些汉奸各自纷纷逃命，只见银行、钱庄、商店的伪币（储备券），散落满地，成了废纸。

上级命令第九十八军要甩开金华、诸暨等敌占城市，留待后续友军来接收，要我部急行军抵达绍兴、杭州，占领这些重要城市。我们到达诸暨这天，宿营较早，几个连长出于好奇，商量要进城去玩玩。我们驻地在城东河对面附近的村庄，中间有一座大桥可通。当我们四人走近大桥时，六名日军哨兵横枪阻挡，凶相毕露。我们年轻气盛，当面质问一名日军军曹：“你们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还在中国领士上耀武扬威，赶快叫你们的上级来。”那哨兵一看来者都是军官，连忙点头，把我们引到城内队部，有个日军中尉出来接待，通过翻译，他向我们表示歉意，要求我们对其士兵的鲁莽行为给予谅解。临行时，我们向他要了几匹马，他满口答应，牵来了四匹大马，我们高高兴兴地骑着东洋马回到宿营地。第二天到枫桥镇，第三天途经会稽山麓的兰亭，当天就抵绍兴城郊东湖附近宿营。

整整八年，部队多在偏僻山区活动，明天就要进入城市，官兵们激动得彻夜难眠。水乡名城绍兴，人间天堂杭州，是多么令人神往。这天晚上部队作了临时大整编，把年轻精干的官兵挑选出来，一个连选编一个排，一个营选编一个连，一个团选编一个营，全师选编一个团，作为入城的先遣部队。我仍担任第七连连长。第四天清晨集合号声响了，一队队新编组的部队显得特别整齐威武，精神抖擞。团长王理直作了简短的训话，他号召各部队要严守军纪，队列整齐，听从指挥。中午，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开进了绍兴这座历史名城。沦陷八年，饱经苦难的绍兴同胞，早已把大街两旁挤得水泄不通，鞭炮声，欢呼声，交织一片。人们挥舞着形彩旗，流着热泪，庆祝抗战胜利，激动欢乐的场面，实为生平所少见。到绍兴的第二天，我们凭吊了革命先烈、巾帼英雄秋瑾英勇就义处和越王勾践卧薪兴胆的故址，之后又向杭州出发了。

杭州是浙江省会。部队渡过钱塘江，经鼓楼直达西湖滨的迎紫路、英士路。这里比绍兴更加热闹壮观，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口号声、民间的鼓乐声、军车的马达声，汇织成一曲胜利凯歌，回荡在西子湖畔，鞭炮的硝烟弥漫，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部队在人群的簇拥下，缓缓前进。整个杭州沸腾了，人们欢呼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们到达杭州的第三天，奉命折回萧山受降。萧山驻扎有日军的一个旅团，我接管组的长官是胡琪三，他曾是李默庵的中将副司令，和我们同时抵达，负责主持受降事宜。举行受降式后，日军即开始缴械，日军官兵在一个开阔的广场上排列着整齐的队伍，表现出战败者的恐惧心情。为了讨好我们，他们把全部武器和105榴弹炮以及弹药、器材等，擦拭得油光发亮，一尘不染，整齐排列，造具表册，呈请我们点收。我们接收的日本侵略军武器，没有什么先进的东西。第二天，我们接收战马，也在这个广场上，日军饲养兵各自牵着两匹马，排成两列，一眼看不到尽头。许多日军士兵还在给马喂饲料，有的还抱着马头哭泣、亲吻，难舍难分，依依惜别。我们如数清点，照收不误，东洋大马顷刻换了新主人。

萧山的日军旅团司令部，在进门正中的一张方桌上，竖立着一个长方形玻璃盒，里面放着一把用黄绫包裹好的军刀，据说这是日本天皇赐给该旅团长父辈的雌雄军功刀之一，被视为传家宝。旅团长曾向胡琪三再三恳求，想留下这把军刀，遭到我方的严正拒绝和申斥。记得日军侵入南京时，曾有一日本军官用军刀砍杀我大批无辜同胞，今天我们不能让侵略者把军刀佩戴回国去，它是侵略者用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是我国人民的战利品，所以把它接收下来了。

抗战胜利前，杭州笕桥飞机场被美国飞机投下许多炸弹，机坪、跑道弹坑累累。为了启用这一基地，我们命令投降的日军官兵6000人前来抢修，我这个连担任机场警戒。这批战俘干起活来，速度之快，真出人意料，只一个多星期，就全部完成了抢修任务。其间还有许多战俘偷偷跑到我们部队恳请收容，我连来了17名日本战俘，向我们磕头，请求把他们留下来。当时，我们部队缺员严重，各个连队都收留了一些日本战俘，但没过几天被上级发觉，限令全部遣返，我们只好遵令将他们随同其他战俘一起遣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