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旅游从英国人托马斯·库克开始。继1841年7月5日成功组织一次从莱斯特前往洛赫伯勒的五百余人的团体禁酒旅游之后，库克于1845年正式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即现今的通济隆旅行社，最早开始经营旅行代理业务，标志着世界旅游业的正式诞生。1872年，库克组织了9名不同国籍的旅游者进行为期222天的世界第一次环球旅行并获得成功。随后库克把他的旅游业务扩展到其他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旅游代理商。托马斯·库克开创了一种新的产业形式——旅游业，他的旅行社的问世标志着近代旅游业的诞生。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代旅游具有了与古代截然不同的特点：一是交通进入机械动力的新时代。火车轮船使旅游的规模、范围和内容都发生巨大变化。二是旅游队伍扩大，中产阶级加入旅游者行列。产业革命使中产阶级取代了原来的贵族，财富不断增加，产生享受乐趣的要求，其中包括旅游。三是出现了作为经济行业的旅游业，旅行社作为旅游代理机构而出现，作为经济行业的旅游业应运而生。近代旅游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旅游的特点。而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很大变化，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生活开始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此外，中国近代游览事业从传统的、固定的小规模群体的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具有大众性质的一种文化活动，也与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影响关系密切。“我国气候炎热，号称亚热带，欧美人长期居留则选择山林之奥区为消暑之计，而国人联袂踵至，蔚为风尚，遂为形成近代游览地区之一大原因。”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近代化的加深以及西方旅游风尚的直接影响，杭州的旅游活动也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城市政府积极展开市政建设，城市生活的公用基础设施逐渐建立和改善，市区修筑了马路，有公共汽车和电报、电话，兴建起电厂和自来水厂。城市与外部的交通由于铁路和公路的建设以及火车、汽车和轮船的出现也更为便利。而且城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制定了一些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并且从发展旅游的目的出发，致力于西湖景观的维护和修缮。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杭州旅游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杭州旅游，形式日益丰富多彩，旅游内容不断增加；旅游服务设施逐步发展，渐趋规模；旅游活动更加普及、集团旅行兴起。杭州旅游进入了近代史上发展的新阶段。项文惠认为，这一时期的旅游形式主要为四种：观光旅游、宗教旅游、会展旅游、修学旅游。其中观光游又具有丰富的形式：探梅赏荷、钱江观潮、四季游湖、荡桨西溪、运河怀古等。会展旅游是其中一种全新的形式，是随着工业生产发展而出现在大都市的一种商业促销方式，也可以说是旅游促销的方式。

玉泉观鱼

而如果从旅游群体、旅游的时间性以及旅游的规模来看，民国时期的旅游也有很大的变化。从时间上看，西湖旅游在此前以节令游、四时游为主的基础上，增加了周末假日游、会展游。传统的节令游仍然是西湖旅游的重要内容，但是更多了来自于较远地区的新的游客群体，而且规模也是相当大。周末假日游是随着上海大都市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的在周日休息时间和其他短期放假时间利用新式交通的快捷、方便而进行的旅游。会展游是伴随着会展而出现的旅游现象。四时游在传统的、分散的游客基础上，新增了大规模的随着季节变化而带有不同目的倾向的团体性的游客群体。

节令游主要有春季的西湖香市和钱塘江观潮。民国时期传统的烧香旅游不仅逐渐复苏，而且还增加了新的群体，即上海的摩登男女。传统西湖香市的游客主要是江南乡村的善男信女们，尤其是江南的女子。他们因为要给菩萨烧香，所以每年春天有机会来杭州。虽然这种传统的香市在晚清和民初曾经因为战乱而有所衰减，但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重新给杭州经济带来生机，传统的西湖香市也逐年复苏，并于30年代初达到鼎盛。从前武林门俗称北关门，是老杭州水陆交通的一大枢纽，自嘉兴、湖州、苏州走水路而来的三吴仕女春游进香者，多泊船于此。每到傍晚，樯帆如林，百货登市，熙熙攘攘，赛过元宵灯市。老杭州之“北关夜市”由此出名。游客除了来自苏南和浙北乡村的农民，还出现了新兴的城市里的市民——上海的摩登男女。新式的烧香游客数量非常可观，而且钱袋子比较饱满，上海的中国旅行社清明时干脆包下游杭专列，游客4小时即可由沪抵杭。往寺庙去烧香的大军，不再是清一色的“烧香老太婆”了，而把20世纪初叶上海那种花花世界的摩登男女也卷了进来。杭州的旅游业开始成熟和壮大。钱塘江观潮是另一种节令游。每年钱塘江潮汛时，沪杭路添开观潮专车，把大批的上海游客送到杭州。杭州的公共汽车也大力配合，八月十八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城站至南星桥每半小时开观潮车一次，来回车费大洋一角。

周末假日游的主要客源也是来自于上海的中产阶级群体。近代以来，上海的迅速城市化使其人口急剧膨胀，从1843年开埠以前的20多万，到1949年超过500万，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25倍；同时，工商业和城市经济迅速发展，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据忻平的研究，30年代，上海的买办、官僚加上民族资本家约10万人。他们有着丰厚的收入，生活奢侈，虽然他们只是上海总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上海人及其社会产生的影响极大，起着引领与示范的作用。作为社会中层的机关企业职员和律师、医生、教师、记者等知识分子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凭借知识和专业技术而获取报酬，生活也保持在相当的水平。抗战前，上海外资企业里的职员和报社主笔月工资收入都在200—400元之间，一般编辑在40—100元之间，一般职员60—100元，中学教员70—160元，小学教师20—50元。不同职业和职位的收入水平虽然差异很大，但在这些职位上的社会中层的收入应付日常开支还是绰绰有余的，富余的钱主要用在日常生活以外的消费上，有可能用到旅游消费上。

而拥挤在人口密集的上海，他们有旅游消费的需求。旅游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都被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消费活动，尤其是在近代西方旅游风尚传入中国以后，旅游被认为是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精神文化活动。而城市化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两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工作给人们带来生理和心理压力；城市人口密集，由此而造成污染严重，环境恶劣。因此，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只要有条件一定要摆脱城市，调整生活节奏，享受比城市更为优美的环境。而上海实行的新式作息制度，给了人们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同时新式交通又使人们可以在一天时间内从上海到杭州来游览，享受杭州西湖的美丽风光。因而，民国时期从上海来杭州的周末游客是一个很大的客源。

会展游是一种限定在会展期间内的因为参加会展活动而进行的旅游，这是在国外会展业传入中国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旅游现象。民国时期的杭州举办过西湖博览会、国术游艺大会、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这些会、展为杭州带来了巨大的客流量，旅游业一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四时游为传统旅游中的一部分，是在不同的季节抱有不同目的的出游，例如冬季探梅、夏日赏荷、秋季赏桂、春季看桃等，但因为交通的便利和一部分新兴阶层的兴起而具有了出游的经济和时间条件，民国时期的四时游都较以往有了更大的规模。这一时期的游客类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周围乡村传统的香客仍然是杭州旅游群体中的重要部分，上海的中产阶级则成为新兴的旅游群体，是杭州旅游市场的最主要客源。此外，外国来杭游客也有一定规模。民国时期，欧美、日本等国的旅游者也日渐增多。《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民国十九至二十五年外人来杭人数累计为32845人。民国三十五年7月至三十六年6月，来杭的外侨共计2977人。国籍有英、美、苏、法、加、意、匈、墨、丹、西、伊朗、日等。

民国时期杭州的旅游线路也逐步向旅游企业经营的线路发展，旅游范围由西湖周围的短途旅游向更远处扩展。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明代时西湖风景名胜区分为5条线路：一条是孤山路线，有景点15处，包括白堤、孤山、湖心岛及苏堤；一条是南山路线，有景点150多处，从涌金门往南至龙井、虎跑、凤凰山等；第三条是北山路线，有景点200多处，从涌金门往北至葛岭、岳庙、灵隐、天竺，并包括西溪在内；第四条是吴山路线，有景点50处，包括瑞石山等处；第五条是浙江路线，即现今的江干一带，有景点15处。清代，西湖游览景点增加，范围扩展。到民国时期，西湖旅游的线路增加到8条，范围扩展到五云山、白龙潭、桐坞、龙门山、梵村。增加的游览线路有城中路线，包括东河、中河、西河区域；北墅路线，包括马塍、湖墅、大关、拱宸桥等；东皋路线，包括笕桥、皋亭山、超山等。在这些一般的线路而外，中国旅行社杭州分社还率先推出经营性的旅游线路，把游览范围从西湖风景区扩展到杭州附近的风景名胜区，主要线路有：杭州至莫干山（避暑），杭州至桐庐富春江（舟游），杭州至海宁（观潮），杭州至超山（探梅），此外，还有杭州至天目山、诸暨五泄、金华北山等更远一些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