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素有“好贾”的风俗，周淙在《乾道临安志》风俗中便说，杭人“善于图利”，“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北宋时，强至《送药王圆师》一诗就对杭州的僧人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作了无情的鞭挞：

吴僧甚商贾，嗜利角毫芒。

或以医自业，利心剧虎狼。

今时愚鄙人，平居吝私囊。

寒饿来求仁，一毫不肯将。

不幸病且亟，呼医计仓忙。

惟医所欲求，万金弗较量。

吴僧业医者，十室九厚藏。

张口待人哺，喋喋厌酒粱。

求其不尔徒，萧丛拣兰芳。

《乾道临安志》

其时，杭州还出现了妇女普遍经商的现象。曾先后任杭州通判、知府的苏轼，在《书林逋诗后》中对杭州妇女的经商状况作过描写：

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

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

这种现象至南宋时更为习以为常了，据统计，南宋都城临安有20余万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约占城区居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以至当时还流行着这样一句俚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马可·波罗行纪》也载：“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

当时各行各业竞相以经商为尚，陆游《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一诗就鞭挞了临安僧人嗜利经商的现象：

嗟我客上都，忽已见暮春。

骑马出暗门，眯眼吹红尘。

西湖商贾区，山僧多市人。

谁令污泉石，只合加冠巾。

黄冠更可憎，状与屠沽邻。

齁齁酒肉气，吾辈何由亲。

少须一哄散，境寂鸥自驯。

临安妇女经商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叶适就曾作诗歌颂一位开酒店的女掌柜——朱娘，他在诗中曰：

忆昔剪茅长桥滨，朱娘酒店相为邻。

自言三世充拍户，官抛万斛嗟长贫。

母年七十儿亦老，有孙更与当垆否？

后街新买双白泥，准拟设媒传归好。

由来世事随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

城中酒徒犹夜出，惊叹落月西南斜。

桥水东流终到海，百年糟丘一朝改。

无复欢歌撩汝翁，回首尚疑帘影在。

这种现象甚至影响到过去耻于言利的文人士大夫。据《张氏可书》载：“绍兴间，盗贼充斥，每招致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为生，故谚云：‘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南宋临安城中开经史书籍铺的陈起，就是一位在文学上颇有贡献的诗人。画家“李东，不知何许人，理宗时尝于御街，鬻其所画《村田乐》、《常酣图》之类，仅可娱俗眼耳”。而各地来都城临安的举子们，也趁进京赶考的时机，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赚一点路费。如《西湖老人繁胜录》载：“遇补年，天下待补进士，都到京赴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都城万物皆可为信。”吴自牧《梦粱录》也曰：“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针对这一现象，有人批判道：

臣闻风俗之厚薄，上之人实为之。故士大夫不言风俗，以风俗自士大夫出也。西汉有一孔光、张禹，便能化其风俗为柔谀。东汉有一李固、杜乔，便能化其风俗为沽激。虽沽激与谀柔不同，而其失一也。今天下风俗亦弊矣，知有利禄而不知有名节，知有权势而不知有义理，蝇营狗苟惟得之趋。推其受病之源，盖必有任其责者。夫一念私意，起于芽蘖之微耳。然而推是心以往，则贪爵慕禄，而宁负天子矣。简贤附势，而不恤清议矣。义利之界限可不谨哉！而世之士大夫，方且有为吏商而舳舻相衔，以坏朝廷之钞法者；方且有为驵侩而市井交关，以亏朝廷之楮令者；方有为城狐社鼠而浆酒藿肉、囊金柜帛，以渔猎朝廷之百姓者。此士大夫心髓之病，非针艾所能达，药石所能疗也。惟在陛下清心寡欲，以神化转移之耳。

当然，这一时期临安的海外贸易也同样兴盛。被封为清河郡王的张俊，利用其手中的职权，“广收绫锦奇玩、珍馐佳果及黄白之器”到海外贸易，“获利几十倍”。罗大经《鹤林玉露》便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

张循王之兄保，尝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钱十万缗、卒五千付兄，要使钱与人流转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轻相援引也。”王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予五十万，恣其所为。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时诸将皆缺马，惟循王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具招其贵近，珍羞毕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犀珠、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渥，问：“能再往乎？”对曰：“此幻戏也，再往则败矣，愿仍为退卒老园中。”呜呼！观循王之兄与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颓然甘寝苔阶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圆转恢奇乃如此。则等而上之，若伊、吕、管、葛者，世亦岂尽无也哉！特莫能识其人，无繇试其蕴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万缗畀之，不问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从容展布以尽其能矣。

而“临安人王彦太，家甚富，有华室，忽议航南海，营舶货”。又，洪迈《夷坚乙志》卷四《赵士藻》载：“赵士藻，绍兴中权广东东南道税官。既罢，与同官刘令、孙尉共买舟泛海如临安。士藻挈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广利王庙下。舟人言：‘法当具牲酒奠谒。’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梦与二人入庙中，王震怒责之曰：‘汝曹为士大夫，当知去就。大凡过一郡一邑，犹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浸而傲我不谒，岂礼也哉！’……”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