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说：“读古人之书，必知其人而论其世，则年谱要矣。”编年谱是知人论世的好办法和捷径。

年谱至宋代正式出现，很快成为一种传记体裁，发展迅猛，到明清时期，附庸蔚为大国，不仅数量日益增多，而且篇幅越来越大，但当时尚没有用“长编”作书名者。

近二三十年来年谱长编突然流行，涌现一大批以此为题的著作，以至于有学者考证“长编”的本义，认为“长编”是“初稿”的意思，调侃学界望文生义，把误解当时髦追捧，结果群起仿效，成为一种风尚而流行开来。有的甚至为长编而长编，大量引用谱主的文字。薛玉琴教授与刘正伟教授合编《夏丏尊全集》增订10卷本，照理说她有非常便利的条件和优势撰写夏丏尊的年谱长编，但她新近出版的与陈才合著的《夏丏尊年谱》仅50万字左右，可以说是一部选材严挖掘深、精心构撰的佳作。

该著以社会交往为主线贯串起夏丏尊非凡的一生。夏丏尊当过中学老师，也在大学任过教，还一直从事编辑出版等工作，阅历十分丰富。在他的社会交往网络中，既有参与政治革命及追求进步的人物鲁迅、陈望道、俞秀松、杨贤江、张文亮等，也有他的师友与至交，如李叔同、叶圣陶、丰子恺、内山完造等，更有出版界的同人，像章锡琛、舒新城、王伯祥、宋云彬等。《夏丏尊年谱》编者利用新近整理出版的与他生活在同一时期人物的日记和文献资料，补充过去夏丏尊生平及活动中大量的空白与模糊的地方，使夏丏尊的生平活动轨迹得以还原，并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如据张文亮日记记载，夏丏尊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工作期间，在从事国文教学改革、创作白话文学作品之余，还和毛泽东、陈独秀等参加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以后又在上海组织“新时代丛书社”，1923年转而在上虞春晖中学组织江浙地区共产主义者恳谈会，较为完整地还原了1920年代前期中共党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反映夏丏尊早期的社会改造思想及活动经历。

该著从夏丏尊思想的演变入手展现其努力于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光辉业绩。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曾说，“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年谱“不但要记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夏丏尊年谱》没有简单记述夏丏尊的一生“琐碎的事实”，而是以历史变迁的视角叙述夏丏尊个人思想主张及其行为的变动，揭示其思想变动与大时代的关系，无论是人物的思想观念、心理变化，还是事件行为，使人读了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比如，从夏丏尊民初翻译西方近代教育家卢梭的《爱弥尔》，到五四时期投身新文化运动，关注社会问题，提出培养“有理解，有趣味，有情感，有意力的人，能享乐，能苦斗的人，是能在世上生活而不只是生存在世上的人”。这是他的教育理想和目标。他在浙江一师时推行中等国文科的改革，倡导用简化新字，用白话文教学；20世纪30年代参与中小学国文课程标准的研制，推进中等国文课程改革，再到编制《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初中国文教本》，他努力探求通过国文科的改革去实现其理想。《夏丏尊年谱》对此过程的忠实记录，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现代中国教育改革从观念到实践历史变迁的过程。

系统整理，严密考订。《夏丏尊年谱》的编撰并非单纯记录谱主生平事迹，或摘录其重要的文章，而是始终伴随着考述和研究工作。夏丏尊曾用名夏铸、勉旃、丏尊、默之等，著者在搜集整理其文献、撰写年谱时，对各式署名的文章逐篇进行考订，严加辨析，最终采入年谱的相关条目之中。比如长期以来，有关夏丏尊清末留学日本时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所修专业一般称为染织工业，这种说法最早来源于叶圣陶1946年所撰写的《夏丏尊先生》一文，编者经过查阅夏丏尊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档案及文件，得出结论，夏丏尊在该校所学的专业是窑业科预科，即制陶专业，从而纠正以前错误的说法，也为解释夏丏尊后来为何热心提倡科学小品文教学找到原因。再譬如1930年1月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夏丏尊、叶圣陶先后主持编务。这期间，他们合作发表的作品，或为每一期《中学生》精心撰写的“编辑后记”，大都没有署名，如何辨别哪些作品属于夏丏尊的，哪些属于叶圣陶的，编者对每一篇作品的内容、发表时间经过一番严格考订，对前后的相关作品进行比对、风格辨析、内容互证，最后确定各篇所属。

语言谨严，叙述客观。胡适曾说，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作为一部人物编年传记，编者在撰写条目文字时继承我国编年著作叙述的传统与风格：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力避文学的笔调，采取春秋的笔法，只做客观的叙述。无论是记事、状物，还是叙述人物，揭示心理，既不说“本人的好处”，“也不说他人的长处”，一切皆取客观中立的笔触。不铺陈，不夸张，行文注意节制。在叙事过程中，追求文字简约、隽永；叙事时尽量使之保持完整，将是非曲直蕴含于其中，同时保持必要的张力，比如上海孤岛时间夏丏尊生活困窘，但仍然积极参加文艺界签名发表抗议宣言，反对侵略，宣传抗日救国活动，表现出坚贞的精神品格。

夏丏尊的一生，从清末在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参加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浙江一师、湖南一师投身于新式教育改革，译介卢梭、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学说，20世纪20年代翻译大量西方新知识、新思想著作，以及俄国、日本文艺作品——诸如早期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探讨社会改造与妇女解放问题著作《女性中心说》《近代的恋爱观》，俄国童话《幸福的船》，日本自然主义小说《女难》《绵被》，意大利公民教育小说《爱的教育》《续爱的教育》，再到20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新文学作家作品、中外文学名著、中小学教科书，他始终抱定“以学生为对象”“以启牖青年智慧为己任”为宗旨，造就“自在的适合社会的公民”。在长达四十年的教育与文化事业活动中，他广泛涉猎文学、教育、社会、宗教、出版及翻译等众多领域，均卓有建树，尤其在文学、教育、出版等方面做出开创性的贡献。这些在《夏丏尊年谱》中也有浓墨重彩的展示和呈现，对于研究夏丏尊乃至中国近代文化史、文学史、教育史、思想史，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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