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21日，江苏镇江传出一条令全国新闻界震惊的消息：《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枪决了。刘煜生，江西南城人，早年学习法律，1924年在镇江创办《江声日报》。该报消息灵通，记载翔实，在社会上受到欢迎。1929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到镇江，《江声日报》成为省会报纸，地位和影响也随之上升。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令各县设立毒品缉查所，从中抽税。这实际上成了变相贩卖鸦片。刘煜生对此公开批评，因而为顾祝同所忌恨。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赵启禄嗜好鸦片和狎妓。一次，在上海一家高级旅馆的床榻上，赵在妓女陪伴下吞云吐雾之时，被刘煜生用智进入旅馆并快速地拍摄入照。不久，这张照片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刊出，赵启禄狼狈不堪，对刘煜生恨之入骨。赵启禄是顾祝同的亲信，曾任顾祝同军中参谋长。《江声日报》有一个副刊名为《铁犁》，经常刊登一些不满现实的文艺作品。顾祝同和赵启禄命人从中寻找出几段“反动”文字，断章取义，罗织罪名，于1932年7月26日下令查封《江声日报》，将刘煜生押解至省会戒严司令部讯办。《江声日报》的查封和刘煜生的拘押，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希望顾祝同能改弦更张。但是顾祝同一意孤行，于193年1月21日将刘煜生枪决。

《江声日报》

顾祝同非法枪决刘煜生，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各界群起声讨，抗议浪潮很快席卷全国。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2月1日在上海举行执行委员会议，强烈谴责顾祝同残杀报人；上海新闻记者公会、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北平新闻界纷纷声讨顾祝同的罪行。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济南、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香港、太原、汕头等地新闻界都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顾祝同，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落实“训政约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全国律师协会也通过决议，呈请司法部指定审判机关，对顾祝同提起控诉，以维法律。舆情汹汹，难以平息。

刘煜生被枪杀案传到杭州后，杭州的报刊在相当的时间也作过激烈的评述，比如《浙江商报》和《杭县日报》均有激烈的评论，《浙江商报》的文章标题为《镇江记者刘煜生枪决事》，《杭县日报》文章的标题为《监院弹劾苏主席》，两文均主张要查究顾祝同的责任，保障言论自由。与刘煜生案有关的文章更多，比如《浙江商报》的文章《民权保障同盟》，此文对新闻自由等民权，主张予以保障。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被迫表态。1933年8月和9月1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向各级党部、军政机关机继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和《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行政院发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说:“查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与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训政时期约法第八、第十五条已经明白规定”。“各地政府对新闻事业人员，常多不知爱护，甚至有任意摧残情事”，“应由内政部通令各省市政府，军政部通令各军队军事机关，对于新闻事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接着，行政院宣布改组江苏省政府，陈果夫为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转任“豫鄂皖湘赣北路剿匪总司令”。

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浙江各地新闻界的响应，也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的响应，后又获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这年9月1日，杭州、北平、南京、长沙、青岛、太原、厦门、绥远等地的新闻界，分别举行各类庆祝活动，有的报纸还休业一天，以示纪念。倡设记者节，这是杭州暨浙江新闻工作者为民国时期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贡献。

记者节是由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全国发起的，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当时又是如何操作和进行的呢？这一直是个谜。记者节设立后第11年，也即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记者节——1945年的记者节，当事人之一杨虹村作了详细的回忆，为世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依稀记得在西子湖滨一个艳阳天的早晨，我们这几个比瓜子大王还要渺小而自诩为“无冕皇帝”的一群又聚会了，这是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执委会的周期性例会。

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由杭州市新闻记者联合会脱胎改组而成，是一个纯新闻从业员的组织，也是全国第一个合法成立的记者集团，虽然只有七八十个会员，可是每周有集会，半月必聚餐，情感融洽，合作无间，精诚团结的意志却非常坚强，曾经举办过阅报运动、全国报纸展览会，也曾经竞选过国民大会自由职业的代表，轰轰烈烈，都有相当成功。这次会议，又提出了一个筹建新会所问题:因为兹事体大，必须从长计议，所以决定先付审查。我们把决议案记录之后，觉得时间还早，继续着讨论此后应当倡导些什么事业。忽然有人提议:“报纸为民众喉舌，记者为文化先锋，我们既然是社会前驱，应当唤起大众来注意、来协助、来推动，确定一个‘新记者节’普遍倡导识字阅报增进民智。”一阵掌声之后，便在记录簿上写下一个决议案

“怎样来选定这一个有意义的日子呢？”问题来了。

主席似乎福至心灵，随手向书架上取了一册国民政府公报指给大家看：“国民政府行政院于廿二年九月一日通令全国保护新闻记者，我们就确定这一天为记者节吧！”于是又一阵掌声，无异议通过了。

“杭州不过是全国的一角，杭州市的记者公会不过是国内的一个小组织，我们大胆地假定了这一个纪念日子，应当广征全国各地记者团体的意见，获得同意之后，再请政府核定，才是正当的办法。”经过又一个人的补充意见后，大家都默默点头。

几个月之后，各地的记者团体，除了上海记者公会主张改定“九九”外，其他各地对我们的提议都表示同意，而且年年“九一”举行庆祝：因为各地一致的确认“九一”，后来上海也默认而附和了。

这一纪念节，自民国廿三年发起，经过了十年的运动，直到去年三月，才经社会内政部呈请行政院正式核定公布，于是乎确定了。

当时提倡“九一”为记者节的，一共七个人，自芦沟桥的大炮和笕桥飞机的怒吼声响起来后，大家风流云散，各奔前程，现在流浪到南平来的，只有朱苴英先生和我两人遵守着自己的岗位，回首当年，真有不胜今昔沧桑之感了！

“九一记者节”的设立是中国新闻事业中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还有另一重意义值得探讨。节日是世界人民为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文化，是世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节日的多寡和文化特色，能反映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总体来说，中国各民族的各种节日很多，但是，中国的节日多为岁时节日，是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和农作物安排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节俗活动，有着鲜明的农业文化特色、讲究礼仪、风俗与礼俗相结合的特点。近现代以来，随着环境和人文的变化，世界上出现了许多为适应人们日常生活而衍生出来的节日，它们开始是由一小部分人倡导，到后来为人们所接受并广为流传。这些节日，在当时的中国是少之又少。1929年，为纪念上海中医药界人士抗争国民政府卫生机构的主管俞云岫取消“旧医药”的企图，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个衍生节日。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记者节”的设立，为中国又设立了一个与传统节日有异的新型节日，丰富了中国的节日构置。

（作者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