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派古琴大家徐元白先生晚年收的学生，我跟随元白公学琴只有两三年，时间虽短，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他已经离世60多年，但是许多事情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徐元白

1955年，我在杭州初级中学（杭州第四中学前身）读书，班主任老师听说我想学古琴，知道同校的地理老师徐匡华的父亲徐元白先生弹得一手好琴后，便让我去找徐老师。徐老师家住在荷花池头的勾山里，离学校很近，就把我带到他家去。进门之前，我先问徐匡华老师见了他父亲我应该怎么叫，他说叫“老先生”，就这样我一直称元白公为“老先生”，直到他过世。近些年来出于敬称，也跟着大家叫元白公。

进门后，我看到老先生坐在一张老式单人沙发里，就上前行了一礼，叫了一声老先生，老先生示意我坐下，徐匡华老师见我不知道说什么，便开口对老先生说：“你弹一个曲子给他听听吧。”老先生从墙上拿下一张琴来，放在桌子上弹了一曲《普庵咒》。老先生当时没有专门的琴桌，是在一张现在已经很少见了的四人写字台上弹的。现在想来老先生真是平易近人，给我这样一个小毛孩完整地弹了一曲《普庵咒》。知道我想学琴后，老先生问我有没有琴，我说没有。老先生说他可以借一张琴给我，但是要自己买一副琴弦。当时买一副琴弦要4块钱，我父亲是泥水匠，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很穷，买不起。最后老先生借了一张带弦的琴，还借我一本《琴学入门》，是毛边纸线装本。他叫我先把书带回家，看看书上记载的指法，看完了以后把入门小曲《古琴吟》也先看一看。《古琴吟》是琴歌，要一边弹一边唱的。

我第二次去就开始正式学琴了。他先在琴上弹奏了一遍《古琴吟》的旋律，接着唱了一遍唱词。老先生是台州人，唱起来带台州口音，他的口音我现在都记着：“音音音，尔负心。尔负心，真负心。辜负我，到如今。”《琴学入门》用的是老式的工尺谱，我不会唱，就根据老师唱的音高注上了简谱音名。老师在琴上给我弹了几遍作示范，又讲了一遍怎么认识学古琴专用的减字符，让我回家去自己摸索。就这样，老先生为我推开了古琴艺术的大门。

老先生很慈祥，很谦和，在经济上从来不计较。我向先生学琴，他从来没有问我要过学费，我一个穷学生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他。有一次，嵊县老家的人送来一些年糕和鸡蛋，我拿了一篮去送给他，他一再推辞，说：“我不要你的东西，你拿回去自己吃。”我说：“我从来没有东西孝敬老师，这是土货，孝敬孝敬老师。”最后他还是没有收。

老师授徒很多，因为入门有先后，加上那时交通不便，很多同门彼此间都不大认识。我跟元白公学琴的时候，见到最多的是浙江歌舞团的青年二胡演奏家张亮。他音乐造诣比较深，每每来的时候，元白公就给他弹奏《高山》《潇湘水云》等等难度大的曲子。有意思的是张亮师兄只听老师弹，他自己很少弹。我看他每次听琴都很专注，有时为了听得更清楚，还拿一块手帕放在桌子上，再把耳朵贴到桌子上来听。

老师的学生中最有名的当属姚丙炎先生。姚丙炎先生1921年出生在杭州，1944年开始向老师学琴。解放后他移居上海，所以我见他的次数也不算多。姚丙炎先生最为琴坛所称道的是他的打谱成就，他打的《酒狂》《幽兰》等曲子都是现在琴人们常弹的曲子。当时见得比较多的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师姐徐晓英，她现在也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另外，老师在民国从政、宦游时还教过英国的毕铿、荷兰的高罗佩两位外国人，还教过著名的冯玉祥将军。

1957年1月，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新中国剧院举办浙江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这次会演办得很隆重，许多成为今天浙江名片的音乐舞蹈，如嘉善田歌、长兴百叶龙、嵊州吹打……都是这一届会演上冒出来的节目。老先生作为当时浙江古琴界的代表人物，当然要参加。当时这种演出，每个节目都只给一张票，可以带一位亲友。省文化局优待老先生，多给了一张票，其中一张当然是给师母黄雪辉的，还有一张老先生竟然给了我，叫我演出时帮他抱琴。现在我们带琴出门都是放在琴包里拎着走，那时出于对琴的尊重，要恭恭敬敬抱在胸前走。我们到了剧场附近，差不多是下午四点多，演出是晚上七点开始，老先生就说在旁边酒馆里吃个晚饭。老先生点了几个花卷，配三个菜，其中一个是炒腰花。他爱喝酒，又要了一点点老酒。当时对我来说，能吃上这样一顿饭是非常高级、甚至奢侈的，心里头又感激又得意。到剧场门口，我们三个人只有两张票，检票的人就不让我们进。老先生拿出了演出证说：“我有演出证，我凭证进去。”检票员又说我和师母可以进，但是老先生要从后台进。最后交涉了一下，老先生还是从检票口进去的。

当天晚上老先生弹的是《普庵咒》，这首曲子7分钟左右，因为是我第一次见老先生时他弹的曲子，所以印象深刻。可是当晚报幕员报的曲名是《和平颂》，后来颁奖证书上面也是写《和平颂》，我一直没想通。几年后才知道，北京琴会也曾在公开演出时弹过这首曲子，他们觉得名字里带个咒字，又与佛教相关，觉得有封建迷信的嫌疑，不太好。由于曲子中正和平，就换了《和平颂》这样一个名字。“文革”结束后，《和平颂》这个名字就不用了。一些研究琴学的人不知道这段往事，常常以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支叫《和平颂》的新曲子。

古琴音量很小，在剧场面对好几百人演出时，调音师只好把音量扩到最大，那时扩音设备不好，杂音很多，效果很差。老先生喜欢搞发明研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想了很多办法。那时听录音是用老式唱片机，原理是电唱头把唱片纹路中记录下来的细微的高低变化放大，转换成音乐，再通过扩大器放出来。知道这个原理后，老先生把电唱机里面的唱头拆下来，一头把电唱机的唱针固定在琴尾部的底板上，另一头连着传线插到扩音机里面去。这样一来，古琴的音就像唱片上的音一样，通过唱头针连线传到扩大器上去了。老先生自豪地说：“这是我发明的尖端传音法。”在我印象里，“尖端传音法”扩音效果很好，走手音很清楚，空弦音、泛音也很清晰。

说到发明，老先生还做过一个新的乐器。有一天，他不知道怎么想起来，要找木匠来给他做一个“击琴”。我认识一个水平挺高的木匠，就带他去老师家里，根据他口述的要求做。后来木头上面要钻小孔，木工没有钻那么小的孔的工具，还是我拿到羊坝头一家专门加工木料的车木店去钻出来的。最后照老师要求做出来的“击琴”和扬琴差不多，有点像温州鼓词伴奏所用的牛筋琴，敲起来的音色也像，只不过牛筋琴是用牛筋作弦，元白公用的是钢丝弦。现在的扬琴弦有粗细之分，元白公张在击琴上的钢丝弦没有粗细之分，敲起来的声音很尖锐，不洪亮，余韵不足。那张琴在勾山里放了很长时间，现在还在不在，就不晓得了。

琴运和国运是一体的。清末以降，古琴艺术逐渐衰落，琴人日稀，许多琴曲相继失传，古琴艺术陷入“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困境。1956年，当时的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了一个古琴调查组，由琴家查阜西先生带着他的学生许健、王迪到全国21个省市进行采访调查，访问86位琴家、琴人，搜集270多首琴曲。可以说当时全国只有这86位琴家、琴人会弹点琴了，可见古琴艺术已经危急到什么境地了。在这次采访推动下，各界对古琴有了重新认识，促使一些多年不弹琴的琴家重操七弦。他们有的不顾年老体弱，日以继夜地刻苦钻研，发掘打谱，使绝响百年的古曲又重放光彩，有的招收弟子，传授琴艺，使古琴艺术后继有人。此后，不少地区成立了古琴会，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方的音乐学院先后设立古琴专业，古琴事业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后来，琴界把这一次存亡继绝的活动叫“全国古琴采访”，没有这次古琴采访就没有古琴事业今天的局面。

查阜西先生到杭州采访了张味真、金致淇、孙慕唐、徐元白、黄雪辉（徐元白先生的妻子）、徐玉（即我的师姐徐晓英）几位琴人。到了录音阶段，徐元白先生么肯定要录音。我不知道老师一共录了几次，只知道老师让我抱着琴和他一起坐三轮车到电台去是最后一次录。录音的地点是菩提寺路上的老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电台录音室有一个大玻璃窗，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但听不见里面的声音。那时候我小，不懂事，推门进去，想看里面怎么录音的。老师对我挥手，示意我出去。出来后，只听见外面的话筒里有一个播音员在讲：“古琴独奏《墨子悲丝》，演奏者徐元白。”当天只录了这么一首，多年后“古琴采访”录音目录公开，我们才知道那几天里老师一共录了九首，其中七首是传统曲目《潇湘水云》《高山》《普庵咒》《渔樵问答》《鸥鹭忘机》《渔歌》《墨子悲丝》，另外两首是老师自己改编、创作的《思贤操》《西泠话雨》。现在这珍贵的几首琴曲已经出版了，收在《浙派古琴遗韵》CD专辑中。这件事做得很及时，因为录完之后第二年，老先生就去世了。

这次录音是在老先生受管制期间发生的，录音后没多久，管制就解除了。听说管制的原因是他曾经当过国民政府的官员。他早年间的事，我原来并不了解，很多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老先生1893年出生，20岁时只身到广州投奔李济深，参加国民革命，曾经当过白崇禧的秘书，后来又当过某地的县长。再往后，又在浙江、江苏、四川、河南政府部门工作过。大概在1934年，他逐渐远离官场和政治，专心搞他的爱好，只和琴界交往，从事古琴艺术传播。从老先生的经历看，他很能审时度势，处理事情很有分寸的，所以尽管1949年后政治运动多，但老先生仅仅是管制在家，没有受到什么太大冲击。所谓管制，也就是出门前要和居民区小组长说一声出去了，回来后说一声回来了，就像现在的出去请假，回来销假，只是偶有民警到他家里来。我们小孩子虽然不懂，但是这些事倒还是晓得的，民警来了我们就避开，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发生过。警察们从来没有横三横四、声色俱厉，都是很客客气气的。唯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一点印象：上面曾经收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是关于勾山樵舍这些房子的，便叫派出所来查。警察来了之后让老先生把一些手稿交给他们，带回去验笔迹用。后来那些手稿都原封不动地归还给了老先生，匿名信和老先生没有什么关系。管制解除后，老先生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有一天在家里聊天时，他对我说：“明年开春，我们去游西湖，你也去啊！”当时候我心里头非常高兴，我想我这么一个小鬼，竟还能够被老先生带着去游西湖。哪晓得老先生的许诺竟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因为那一年的冬天他就发病了，第二年（1957年）的春天撒手归西了。现在想来真是令人感伤！我的先生对我的恩德，难以言表！

1956年下半年，老先生的身体慢慢变差了。他的一个学生叫舒伯康，在中山中路保佑坊开私人西医诊所，听说之后就要他去大医院看一看，可是元白公不大愿意。最后还是张亮师兄大着胆子去请杭城名医叶熙春。叶熙春先生是当时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杭州市中医院的院长。为什么张亮师兄敢去请他呢，因为徐元白先生画兰花很有名，曾为他画过兰花，叶先生很喜欢那张画，二人算是有点私交。

叶熙春先生带着学生到勾山里来，为元白公搭脉后，开了一副处方。开方时由叶先生口述，学生执笔。我到现在还记得处方第一句是“嗜酒多年”，就是喝酒喝了多年了，对身体有影响。都以为叶先生是名医，药到病除，没想到吃了叶先生好几帖药，仍然不见效果。舒伯康就坚持让老先生一定要到浙一医院去看。到浙一医院经过西医检查后，才知道是尿毒症。在那个时候，尿毒症是不治之症，老先生住进医院以后就没有再回来，第二年的三月里与世长辞了。

元白公病重期间，照顾老师的任务落在师母黄雪辉一个人身上。因为徐匡华老师要上课，孩子又小，实在抽不出身子。那时学校实行二部制，上午读书，下午休息。我和同班同学章家骐经常利用下午的时间到医院里面去陪老师。治疗上面的事我和章家骐不懂，但是我们做点杂事，像陪他方个便、端个茶还是可以的。我和章家骐坐在床的两边，有时他会手伸过来，像是想要摸摸我们的脸。弥留的那两三天里，他老是在吟诗，有的时候还流泪。我们还小，他吟的诗我们还听不懂，所以也记不住他吟了些什么。

过世的前一天，他的神智已经不大清楚了。过世的那天上午，他神智清楚了，可是口齿却不清了，想说话却说不出，含含糊糊又着急地说“我话说不出”。大家看了心里难过，却没有办法。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元白公说想吃东西，师母听了一会，听出他说想吃爆米胖，也就是爆米花。那时没有商店卖这个，偶尔会遇到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在街边现爆现卖，但你要去找他却不一定找得到。那天情况不同，我从浙一医院所在的头发巷出来，一路问，一路找。也许是老天开眼，终于在众安桥让我碰到了一个卖爆米胖的。我也来不及多说什么，给他一毛钱，抓了一把就走了。回到医院里，师母用了一只很小的酒盅，泡一点水拌一拌，喂给老师吃。老师含在嘴里，没吃两口，慢慢地就与世长辞了。这个时候大概是下午四点多。断气的时候身边就师母、章家骐和我三个人。医院见病人去世，就通知家属了。很快徐匡华老师来了，老师的好友、学者徐映璞先生带着她的女儿徐晓英来了，师兄张亮也来了。大家都哭，哭得很伤心。哭了一会，有人止住眼泪，叫四明会馆把遗体移过去。当时杭州还是土葬，入殓一事，有的在家办，有的则由会馆来办。四明会馆接了遗体过去后，当夜就开始请尼姑做法事，我们一整夜陪在那边。法事做完，停灵几天后就准备下葬了。

下葬的那一天，我和师母坐着三轮车由勾山里出发，到龙驹坞去。老先生的墓穴在龙驹坞，有个叫李发昌的坟亲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坟是造在他家的私人地上的。工人们挖好墓穴，把棺木放下去，用料浆石灰（一种树叶捣了以后会产生很黏稠的汁浆，将树叶汁浆和石灰拌起来的复合灰浆，作为填料，可以隔开空气和泥土）把棺材包裹住，然后下葬了。造坟最后一步是竖墓碑。墓志铭是徐映璞老先生撰的，字是张宗祥先生写的，现在这个墓碑还在。落葬时，师母请了附近接引庵的当家师太善舟师父领了一班小师父，大概是6个人，在边上做法事、念经。要提一下的是，老先生的棺木中还放了两根拐杖，一张小膝琴——古琴中形制较小的一种，可置于盘腿后的双膝上弹奏。膝琴由一个琴囊包裹起来，两根拐杖缚在琴囊外边。

郑云飞　口述  蒋羽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