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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松(1902—1983) 每当我仰望父亲的遗像，看到他那慈祥的笑容和睿智的目光，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老人家光明磊落而又坎坷不平的一生，感慨万分。父亲自1920年进入浙江大学，直到1983年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浙大学习工作了62年。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浙大、为祖国的科教事业贡献了毕生。我永远忘不了抗战时期浙大和父亲在遵义的艰苦岁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被迫告别明媚的西子湖，辗转西迁，历尽艰难险阻，行程数千里，最后于1940年春在遵义地区定居下来。校本部驻在遵义，工学院设在遵义新城何家巷。当初，身任电机系系主任的父亲为了轻装率队西迁，硬是把母亲和我们五姊妹送留上海。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大肆暴行，物价飞涨，而来自父亲方面的财源又断绝，我们难以继续在上海度日。于是，在1943年春，母亲跟随浙大校友奔赴遵义。我们穿龙门、闯潼关、过秦岭、登蜀道，途中遭到日寇炮击、伪警敲诈和国民党军队的掠夺，经受了汽车翻车的劫难和土匪袭击的恐慌，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遵义和父亲团聚。直到 1946 年秋全家才随浙大复员返回杭州。因此，在浙大遵义的七个年头中，我亦有将近一半时间在遵义。在那里，我读完了高中，常耳闻目睹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最激烈、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发扬爱国主义和求是精神，克服学习条件简陋和生活极端艰苦的困难，不但弦歌不辍，而且使浙江大学崛起成为名闻中外的高等学府。岁月流逝，但昔日情形历历在目，不能忘怀。现谨将当年父亲在浙大时的工作、生活片断略书一二以誌纪念。
1943年5月，王国松先生和家人（前排中）与遵义浙大温州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留影。诚朴求是的学风 父亲一生忠于教育事业，立下了“愿为英俊出中华”的崇高理想，坚持以工专、浙大的“诚朴”“求是”学风培养年轻有为的科技人才，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浙大迁往遵义后，教师的家境更加清贫，生活非常艰难。我亲眼目睹著名心理学教授黄翼伯伯身患胃癌，缺医少药，贫病交加，在病魔折磨的极端痛苦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有的教授迫于生活不得不弃教从商，但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教育岗位，毫不动摇，并且，还千方百计邀聘名教授加强师资队伍。他曾受竺校长之托，不惧艰险，绕道越南、香港到上海去聘请李熙谋教授再度出任浙大工学院院长。经他多方工作，不少著名教授也加盟浙大电机系，如马师亮、蔡金涛、沈尚贤、殷元章、王超人等。当时，师资阵容之强大，在国内各大学电机系中是少有的。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学术讲座、读书报告等经常不绝。他除担任工学院院长、电机系系主任等行政职务外，仍然坚持每周授课12小时以上。其间，他讲授过的课程有“直流电机”、“交流电路”、“电工数学”、“高压电力传输”、“电工原理”、“输变电工程”等，有时还代授其他课程。“电工数学”这门课不仅在当时国内大学是没有的，就是在国外大学也很少开设。父亲设想采用数学模式对许多电气现象进行论证和解释，他自编讲义，首创此课，亲自讲授，效果甚好，获得同学们的高度赞扬。后来，有的同学出国进修，发现美国学生在大学时都未读过这门课或类似的课，而在浙大学过“电工数学"的人在进行以后课程学习或工作时都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青年时期的王国松 父亲的教学特点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明净畅达，循循善诱；理论实践，两者并重。他对基本概念追本求源，使同学们弄清来龙去脉，从基本概念中引出新的理论。他熟悉每个学生，能因材施教。当时课本大都采用国外原版书，同时，由于学校搬迁影响，课时被迫缩短，给部分同学学习带来困难。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困难所在，总是伸出热情援助之手，诲人不倦，直至教懂为止。并能从精神上予以开导慰勉，及时表扬学生的点滴进步，以示鼓励。同时，也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有一次，一位同学要毕业了，但检查学业中发现二年级时机械制图的作业没有交齐，父亲限他在一周内补齐，否则，不能毕业，充分体现一丝不苟的精神。当时，遵义没有电灯，为了帮助同学加深理解建立城市配电网络的技术知识，父亲曾指导同学沿着遵义城的主要街道，统计灯负荷，编制负荷曲线，规划供电网络，计算线路损失，统计需用材料，培养了同学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和求是务实的作风。我想，这也许是一次对遵义城市供电的最早规划吧！ 
王国松（右）、陈晓光在遵义机械实验室前 父亲除重视课堂上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学外，还十分重视实验教学，认为古今中外的科学家都离不开实验室，通过实验不但能验证已经掌握了的理论知识，而且，可以帮助发现新的现象，从而得出新的科学论断。居里夫人不正是这样发现了“镭”元素吗！因此，他认为实验教学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他曾对一位青年教师说，开好实验课对学生的收益有时甚至会大于上好理论课。浙大西迁时，父亲亲自负责电机系的图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拆卸、装运工作，并亲自参加押运。每驻一地，准备开课，就立即开箱安装仪器设备，同时开出实验课，从不耽误。从杭州经浙东、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到达遵义古城，这长征式的万里跋涉，仪器设备竟能保持完整无缺，如期开出实验，在当时困难环境里是国内大学中所不多见的。到达遵义后，父亲为筹建实验室竭尽全力。当时，教育经费十分匮乏，没有钱盖实验楼，只能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材料建立因陋就简的实验室。
遵义河滨的浙江大学工学院实验室群 在他亲自筹划监督下，紧靠着老城城墙外的湘江之滨建立起数百平方米的一群群草顶、泥墙、土地坪的电机、化工、机械实验室。人们从远处望去很像一排排农民草舍，但里面却井井有条地安装着各种机床和一台台交、直流电机、木制的试验桌和开关柜。电动机的实验设备和各种仪表测试设备，能测试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各项特性、各种电路接线以及求取各项图表曲线的数据，基本上满足了教学实验的要求。在茅屋里，一台柴油机拖着一台发电机在呼呼地发着电。父亲曾对一位教授说:“遵义晚间照明用的是菜油灯，但未来的电机师却不能不做实验，因而不能没有电”。当时，柴油很贵，而且很难买到，有时只好用桐油代替。由于机组很小，不能作大范围供电之用，只能作为实验用电，它就显得更为可贵。同样，机械系的各种机床也用柴油机来拖动，最艰苦的时候，甚至利用人力手摇木轮，以皮带传动天轴，进行各种工作机床实习，使同学们获得实践知识。因此，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草棚实验室。英国著名科学家、前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教授1944年曾两次到浙大，父亲陪同他参观了工学院实验室，他对浙大师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水平之高和学术风气之浓大为吃惊。回国后，撰文称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王国松（右）、陈晓光在遵义机工实验室前小亭合影 由于学生夜自修时都点菜油、枫油或桐油灯，不少同学得了近视眼和肺结核，父亲就将实验室的另一台小柴油机和发电机安装在何家巷大院里，每夜发三小时电，许多同学在傍晚都主动到发电房去帮忙拉皮带、发动柴油机，使何家巷教室大放光明。这不但改善了学习和卫生环境，而且使同学们更加爱惜这来之不易的三小时自修时间。经过这种严谨的求是精神熏陶出来的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后都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今天，许多昔日的学生已成为教授、厂长或总工程师，但他们永远不会忘怀湘江之滨的实验室里的发电机和何家巷那小小的发电房。
遵义浙大电工实验室的柴油机 为了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也为了让遵义父老兄弟有机会了解和观摩最高学府，在每年六月六日工程师节时，工学院实验室都要对外开放。在这一天，所有实验室的教学实验设备全都开动起来，供大家参观。我到遵义后不久，正遇上1943年的工程师节，电机系的女同学张团珠和华景行姐姐带我去参观电机实验室，我看到人们兴高采烈地结伴而来，就像是过节一样。我记得设在老城子弹库里的实验室是有关电讯设备的，展示电话、电报传导全过程，湘江之滨的实验室则示范发电机组发电全过程。还有利用两个放在不同高度、装满着流水的巨大木桶，利用其水流落差冲击一台小水力发电机发电，使许多电灯泡发出耀眼的亮光。这对于当时仅用几根灯芯草和一碟桐油或菜油来照明的遵义人民来讲，真是大开眼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 
遵义河滨的浙江大学校办工厂及工学院实验室 但是，1944年6月6日那天，天气晴朗，气温较高，过热的柴油机排气管烧着了竹编的土墙，延烧至稻草屋顶，火势迅速蔓延，在场的和闻讯赶来的师生都不顾自己的安危，奋力抢救。柴油桶着火了，一团团浓烟烈火平地升起。为了控制火势，有的同学爬上泥墙拆屋顶，有的抢抬柴油桶，有的用消防皮带浇水，烈火终于被控制和扑灭了。这时，城墙上站满了焦急的人们，无不痛惜实验室遭受的飞来横祸。父亲为此心痛不已，夜不能眠，徘徊于室内，不时听到他发出叹息之声。母亲和我们也都为之痛心。为了筹建实验室，曾耗费他多少心血呀！事后，父亲发动浙大同学会进行募捐，使实验室很快得到了修复。1946 年浙大东归前夕的工程师节，实验室还最后一次对外开放，以向遵义人民道谢和告别。 （未完待续）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