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1905—2003），现代派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生于浙江杭州，后迁居上海松江。原名施德普。1926年起，陆续发表《上元灯》《鸠摩罗什》 《将军底头》等小说，1932年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1937年起，赴云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地任教，1952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文物考古的研究及外国文学译介。八十年代出版多部诗文集与研究著作。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众女兴谣诼 高文见苦辛

哲王终未悟 浊世若为亲

九死三湘水 千秋一放臣

平生怀美政 何意作诗人

这首五律是前年偶读离骚时作的。自从诗人节被规定下来之后，屈原之为诗人，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证件。年年今日，文艺界的善男信女又得忙着开会纪念，给一些从来不关心于文艺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豪商富绅，劳农织女，乃至走私运土，侑觞卖笑之流，大声疾呼的提醒一下：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啊！

汉魏时代，知道屈原的人不多，但每人皆知道屈原是一个在政治上不能见容于楚国的忠直之臣，他的所以为诗人，只是在无可奈何中“援天引圣，以自证明”而已。所以提起屈原，“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话必须从他的行事与辞赋同时提到，清高第一，文采第二。晋宋而后，直至明清，屈原虽然始终是一个未曾过时褪色的大文豪，而且知道屈原的人也格外多了，但他的《离骚》却成了风流才子的下酒物。“嘉其文采”也已经走进了邪路，“慕其清高”者也就渺然了。现在呢，印刷既方便，宣传又热烈，知道屈原的人可谓已经遍地皆是。“屈原是我们的大诗人，等于人家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人人会这样说。不错，人家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于是屈原在20世纪也还是一个挺时髦的人物，他是被用来作为替中国争取文化上的国际地位的帮闲诗人了。 

我怀疑屈原是否愿意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同坐在一个国际享堂里共受膜拜。屈原从来没有自居于一个诗人，也没有写万行长诗的企图，也从来没有像杜甫那样悲呼“文章憎命达”。他是因为命蹇才写文章的，并不是写文章以求命达的。屈原一生，始终在希望自己国家政治修明，至少要能够与暴秦抗衡，不受侵略。纵然自己不能执政当权一展其抱负，也希望在位者能砥砺奋发，不贪污，不腐化。然而他终于失望了。失望之后，才写文章。这些文章是他的“苦果”，不是他的“武器”，所以这些文章当然也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于是他只好自杀。 

屈原的自杀，是以一个被放逐的忠臣的身份自杀的，一点也不是一个失意诗人：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了。我的诗意只在指明这一点，故曰：“平生怀美政，何意作诗人？”屈原既不自认为诗人，我们为什么把他硬拉在一批逢人送行卷，或凄凄惶惶专找公爵伯爵做护法主人的无聊文人队伍中去呢？ 

把屈原的诗人身份提高，无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份掩没了。大家闹嚷嚷地纪念屈原，很可能把他变做头戴月桂冠的楚国朝廷里的弄臣，屈原之灵有知，也该后悔当初干脆不必写下那些抒哀的辞赋了。 

一个积极地与黑暗政治环境斗争的文人，当他知道终于不能获得胜利的时候，这悲哀是何等深沉，何等可怜。一人之得失成败，所关系者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从此被决定了覆亡的命运，这可不是小事。屈原之自杀，不是为了他个人之失败，而是为了他不忍看见楚国之日趋于覆亡之途。有心人在这样的场合，当然非自杀不可。但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能了解此意义者，似乎很少。儒家虽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积极态度，但孔子也还说过一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孔子而为屈原，我想也许还不至自杀，而宁愿遁迹海外的。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了解，又更远了。他说：“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原自令若是。”啊呀，这样说来，屈原之自杀，竟是傻透了，在楚国做不到官，难道不能到齐秦三晋去钻营吗？中国士大夫的见解和抱负，从汉以来就这样地只关心着自己一身之得失，则虽为名臣廉吏，亦尚且不足以接武前修，屈原的悲哀，到底有几人能了解呢？ 

如果我们真能了解屈原，真在衷心地纪念屈原，我们第一要决不把他看做一个诗人，第二要赶紧使现代的屈原不再自杀。愈把屈原标榜作我们的民族诗人就是愈侮辱了屈原。只管纪念死了已久的屈原而不去援手一个快要自杀的屈原，就是丝毫没有纪念屈原。屈原早已死了，楚国也早已亡了。历史上的陈迹是无法翻案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纪念死去的屈原，而同时又都嫉忌他同时代的屈原，这史实也重复地显现到如今，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解呢？“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治。”愿纪念屈原者，三复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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