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墨迹在日本近世的传播：茶人与禅僧对话的媒介

宋元禅僧墨迹经往返中日两国的僧侣传到日本后，首先是在寺院及修禅者中间发挥着多样的作用，例如，印可状、自赞顶相是僧侣嗣法的证明；法语偈颂是师僧接引学人的津梁；师祖的只字片言是后人祭奠缅怀先人高德的媒介，因此，墨迹往往是各寺院用心珍藏的宝物。例如：应安三年（1370）九月二十三日，义堂周信（1325-1388）见到镰仓圆觉寺虽因连续两年遭遇风雨损毁严重，但龙山德见墨迹、赴日元人雪樵的《义堂说》、无学祖元赞观音像等皆无恙，便语诸人曰：“屋子破损，在在皆是，吾无以为忧，惟经卷、佛像、墨宝损者，是为大忧，今则无恙，幸矣。”[1]

图1：龙山德见墨迹 

日本京都建仁寺两足院藏

由此可见经卷、佛像、墨宝在周信心中的位置。在建筑损毁严重的情况下，经卷、佛像、墨宝等皆保存完好，也说明了寺院对后者的珍视。

至十五世纪晚期，伴随着草庵茶道的出现，一部分墨迹逐渐在日本茶道界绽放异彩。草庵茶道是与以往喧嚣热闹的“斗茶会”和华丽高雅的“书院茶”不同的新茶风，其目的是构筑一个“市中的山居”，使参加茶会的人们在尘世的小小茶室中，觅得片刻的清净和安宁。草庵茶道的开创者为奈良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后在以武野绍鸥（1502-1555）、千利休（1522-1591）为首的堺市、大阪及博多茶人的努力下，渐趋成熟和完善，成为今天日本抹茶道的前身。草庵茶道的践行者基本是富商出身，他们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与当权者关系密切，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是织田信长（1534-1582）和丰臣秀吉（1537-1598）的茶头（茶道老师）；其二，多有跟随高僧修禅的经验。前一个特点使得他们有关茶道的思想、理念及作法容易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有利于草庵茶道的普及与弘扬；后一个特点决定了草庵茶道的精神与追求不可避免地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

一般认为，最早在茶会中悬挂中国僧人墨迹的人，就是村田珠光。珠光曾随京都大德寺住持一休宗纯（1394-1481）参禅，后者授予他的印可证书，据说就是宋代著名禅师圆悟克勤（1063－1135）手书的法语。千利休高徒山上宗二在其所著《山上宗二记》（1588年成书）中，提到珠光将从师僧处获得的圆悟克勤墨迹用于茶会，首开了茶室悬挂墨迹的先例。

图2：圆悟克勤墨迹 

日本东京博物馆藏

村田珠光之后，墨迹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茶会。各时代的茶会记[2]清楚地记录了这一点。至今已整理好的明治时代以前的茶会记共计1.5万件，始于松屋久政(？-1598)天文二年（1533）开始编写的《松屋会记》。日本学者谷晃曾以这1.5万个茶会记为对象，考察了历史上挂轴在茶会中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16世纪前半期，茶会用挂轴中，绘画作品约为书法作品的2倍；16世纪后半期，绘画作品与书法作品的使用比例基本一致；17世纪至19世纪初，除了18世纪前半叶两者的使用比例比较接近，其余时间书法作品均为绘画作品的2-3倍[3]。而在书法作品中，中日两国禅僧的墨迹又始终是主角。其中，16世纪以中国禅僧的作品占绝大多数；进入17世纪以后，日本禅僧的作品迅速增加，占墨迹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国人的作品则逐渐降至25%左右；到了18世纪后半期，中国人作品的使用比例已跌至6.9%。[4]

笔者曾以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前期形成的“四大茶会记”[5]为对象做过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共有19位宋僧、15位元僧的墨迹茶挂326次出现在“四大茶会记”中。这些僧人皆出自临济宗圆悟克勤法系下的虎丘派和大慧派。之所以会出现作者集中在这两派的情况，当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宋元时期这两派人材济济，宗风炽烈，在禅林中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其二，这两派与日本关系密切，东传日本的禅宗24流中，有19流出自此两派；其三，东传日本的墨迹以这两派高僧的作品为主。[6]

图3：大慧宗杲墨迹《尺牍》 

日本大阪香雪美术馆藏

那么，日本茶人为何会如此青睐宋元僧人的墨宝呢？笔者以为，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7]：

首先，日本茶道在形成过程中与禅宗的密切关系为禅僧墨迹的使用奠定了基础。茶饮之事在日本的再度兴起，首先归功于12世纪末两度入宋、被奉为日本临济宗始祖的明庵荣西（1141-1215），他将宋朝的茶器、茶籽及饮茶方法传入日本，并撰写《吃茶养生记》宣扬茶的功效。此后，以圆尔（1202—1280）、南浦绍明(1235—1308)为代表的入宋、入元禅僧和相继赴日的宋元禅僧也将当时的种茶、制茶技术和禅院茶礼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草庵茶道的诞生。除了开创者村田珠光和集大成者千利休，草庵茶道的践行者也大多具有禅修的经历，了悟“茶禅一味”之理，因而能实现茶饮之事与禅宗修行的结合。千利休就曾说过：“小空间中的茶汤，最为重要的是遵行佛法修行得道之事。”[8]

图4：明菴荣西顶相 

日本京都建仁寺藏

其次，千利休的倡导推动了墨迹茶挂的流行。千利休认为，茶道具中以挂物最为重要，它是帮助主客修茶汤三昧，得道开悟之物；挂物中又以墨迹地位最高；主客应通过对墨迹语言精神的体会，通过对墨迹内容的作者、墨迹书写者德行的追忆，实现与祖师的精神对话[9]。在千利休看来，宋元僧人的墨迹是茶人与禅僧对话的媒介，是帮助茶人禅修的津梁。可以想像，被奉为“茶圣”的千利休的言论直接影响了后代茶人的行为。

图5：千利休像（長谷川等伯画、春屋宗園賛）

日本里千家藏

最后，“不均整、简素、自然、脱俗”[10]的禅僧书法符合日本人“简素、淡泊、含蓄、玄虚和不规则”[11]的审美意识。不可否认的是，并非所有的茶人都能了悟禅宗深意，在茶室中悬挂墨迹的作法得以继续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恐为茶人对墨迹美的认同。

如前所述，17世纪中叶以后，宋元禅僧墨迹出现在茶会中的比例大幅下降。谷晃认为，这与当时“唐物”（中国舶来品）使用比例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茶会增加造成“唐物”数量的不足，主要在于茶道界“数寄”理念的确立，这一理念重视茶道具与茶室空间及茶会礼法的协调性与统一性[12]，相比华贵的唐物，简朴的“和物”（日本国产品）更符合草庵茶道的精神。江户时代（1603-1868）中期以后，京都大德寺僧人所书的“一行物”(仅有一行字的墨迹)成为抹茶道挂轴的主流，芳贺幸四郎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点:一、茶道与大德寺关系密切，不仅许多著名的茶人曾随大德寺高僧习禅，大德寺高僧中亦有不少精通茶道之人；二、随着茶道的普及、茶会活动的频繁，墨迹茶挂的需求量增加，宋元高僧墨迹原本数量有限，且集中在将军、上层武士及少数豪商手中，一般茶人无缘使用；三、对于中国僧人的墨迹，不少茶人只是作为珍贵的美术品尊重、欣赏，未必能理解其中的内容，而日本人写的“一行物”，很容易被茶人所理解和接受，这也促进了“一行物”的普及。[13]诚然，若非如村田珠光、千利休这般精通禅理之人，要真正理解佛祖、高僧的言论绝非易事。宋元禅僧墨迹的内容多为法语偈颂，能理解其中深意的茶人本就不多，特别是元禄时代（1688-1704）以后，一般的市民阶层逐渐成为茶道活动的主体，他们并非都能理解茶道中的禅宗思想，不少人只是出于惯例，甚至是为了炫耀传承有绪的“名物”（历代名人赏玩过的茶道具中的珍品）而悬挂宋元禅僧的墨迹，因此，当时的茶会记往往只记载墨迹的作者、尺寸、裱装形式以及传承情况，对于墨迹的内容少有交待。然而，对于茶人而言，不能理解墨迹的内容终究是件遗憾的事，于是，日本僧人、茶人和歌人的墨宝逐渐受到了他们的欢迎，特别是在中国僧人的墨迹集中到少数权贵之家之后，日本人的作品成为了茶室挂轴的主角。

图6：一休宗纯墨迹《教外別伝不立文字》

日本东京博物馆藏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曾言：“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14]禅僧墨迹东传日本后，附着其上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品性使其具有特别的灵性表征与人格意义，这种意义被日本茶人所发现和利用，使其成为日本茶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日本文化善于吸收、模仿与创新的特性使然。墨迹不仅是茶人与高僧精神交往的工具和媒介，也是文化交融的表现与成果。

三、墨迹在日本近代以后的流播：收藏、鉴赏与研究的对象

江户时代，由于得到幕府将军及上层武士的支持，抹茶道发展得很快。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武士阶层的没落，抹茶道茶人失去了政权支持和主要经济来源，同时，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政策的倡导下，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潮，传统文化受到冷落，抹茶道也因此步入发展的低迷期，以“三千家”为代表的各个茶道流派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很多茶匠不得不靠变卖茶道具维持生计，大量茶器名物因此流入市场。

明治维新之后受打击的不止是抹茶道。随着“废佛毁释”运动在各地的开展，许多寺院被破坏拆毁，寺产被侵占掠夺，寺院经济遭受了很大的冲击，这也导致寺内文物的大量流失，包括禅僧墨迹。

与此同时，“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催生了一批实力雄厚的资本家，他们中既有通过明治维新崭露头角的政商，也有江户时代豪商的后人，还有大名武士的后裔，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物质富裕之后，追求心境的安宁与脱俗，传统抹茶道正可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家族中本就有喜好茶道的传统，于是，他们成为了推动近代茶道复兴的新茶人。当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一般人对茶道的兴趣不大，茶道具价格因此暴跌。新兴的资本家和官员得以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收集历史上的茶道名物。例如，明治十九年（1886），当时的检察厅厅长渡边骥仅花了四千日圆就买到了茶道远州流宗家小堀家的128件茶道具，其中不乏传世名品，包括幕府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赏赐给小堀远州（1579-1647）的赴日元僧清拙正澄的“平心”墨迹。于是，大量的茶道名物流入新兴的资本家手中，他们的后人有的在20世纪中叶成立了美术馆、纪念馆、文库等，公开展示祖辈的藏品，这其中，就包括不少的宋元禅僧墨迹。

图7：清拙正澄墨迹《平心》 

日本香川县立博物馆藏

根据笔者的初步调查，收藏的宋元禅僧墨迹数在15件以上的私立文化机构有八家，简况如下：（1）位于神奈川县镰仓市的常盘山文库，始建于1943年，藏有宋元禅僧墨迹32件，创立者为热衷于古书与美术品收藏的实业家菅原通济（1894-1981）；（2）位于东京的五岛美术馆，开馆于1960年，藏有宋元禅僧墨迹30件，创立者为东京急行电铁株式会社的原社长五岛庆太（1882-1959）；（3）位于大阪市的藤田美术馆，藏有宋元禅僧墨迹22件，开馆于1954年，前身为藤田传三郎（1841-1912）的宅邸，藤田传三郎在日本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战争中因经营军工业获得巨额利润，开创的藤田财阀是明治时代关西地区最有实力的财阀之一，他曾在府邸搭建了超过40间的茶室，用于举办各种类型的茶会；（4）位于东京的梅泽纪念馆，开设于1968年，藏有宋元禅僧墨迹22件，创始人梅泽彦太郎（1893-1969）既是出版商，也是日本医事新报社的创始人，曾任日本出版协会会长、日本陶瓷协会第一代理事长、文化财保护委员，曾监修《茶道名器鉴》（六卷）；（5）位于东京的根津美术馆，成立于1941年，藏有宋元禅僧墨迹20件，创立者是二代根津嘉一郎（1913-2002），早期藏品来自其父初代根津嘉一郎（1860-1940）的收藏，初代根津嘉一郎曾任东武铁道社长，是根津财阀的创始人。（6）位于东京的畠山记念馆，开馆于1964年，藏有宋元禅僧墨迹15件，创立者畠山一清（1881-1971）是能登国主畠山氏的后裔、实业家。（7）位于东京的静嘉堂文库，藏有宋元禅僧墨迹15件，前身为1892年岩崎弥之助（1851-1908）在自家府邸设立的文库。岩崎弥之助系明治时代实业家，协助其兄岩崎弥太郎创立了三菱财阀，曾任日本银行总裁。其子岩崎小弥太继承其藏品后，在现地建立了静嘉堂文库。（8）位于大阪的正木美术馆，开馆于1968年，藏有宋元禅僧墨迹15件，创始人正木孝之（1895-1985）家境殷实，年轻时开始收集东洋美术品，藏品约半数为日本中世的水墨画和墨迹，被认为是“中世禅林文化的宝库”。

除了私立机构，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福冈市美术馆、九州国立博物馆等公立机构也藏有一些宋元禅僧的墨宝，他们的藏品主要来自收购和捐赠，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作为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博物馆，藏品的质量和数量在日本皆是首屈一指，现藏的26件宋元禅僧墨迹中，有5件被列为国宝，皆来自松平不昧后人松平直亮的捐赠。松平不昧（1751-1818）系江户时代出云国松江藩（藩厅在今岛根县松江市）藩主，茶道造诣极高，是不昧流茶道的创始人。

除了上述文化机构，另有不少宋元禅僧墨迹保存在京都和镰仓两地的寺院，这两座城市是镰仓、室町时代禅宗传播的中心。这些寺院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13世纪建成的禅宗寺院，这类寺院曾位居五山十剎之列，与中国禅林关系密切，开山住持或为中国僧，或为曾经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寺院藏品多与历代住持关系密切；另一类是14世纪建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禅寺，这类寺院深受公武两方势力的尊崇，弟子众多，是室町时代日本禅宗的主流。其中，大德寺与茶道的关系最为密切，所藏宋元禅僧墨迹有17件之多，包括国宝3件、重文2件。相较于文化机构，寺院的墨迹往往密不示人，但是，也有寺院会在某个时期向公众展示寺内的宝物，例如，镰仓的圆觉寺、建长寺为防止藏品发霉及遭受虫害，会在每年的11月3日（日本的文化节）前后举行三天左右的“宝物風入”特别展活动，在此期间，寺院会将部分藏品公开展出，为一般民众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亲眼目睹宝物的机会。

总之，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各类公立和私立的文化机构的成立，一般民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宋元禅僧墨迹，随之而来的，是对墨迹的整理和研究。相关图集的出版和研究论著的出现，加深了一般民众对墨迹的理解和认识，墨迹的价值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特别是我国的一些寺院和学者也注意到了这批流失海外的遗珍，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回购和研究工作，近些年成果渐显，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性。

四、结语

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的形成与传播给我们理解东亚文化圈运行机理，理解不同国别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及融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事例。禅僧墨迹作为宋元时期禅者对话的产物，东传日本后，不仅受到禅宗界的推崇，更是受到了日本茶道界和书道界的尊重，被视为缅怀祖师道德，与先贤进行心灵对话、实现精神追求的重要工具，被赋与了更多的用途与文化内涵。这一过程生动地表明：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既是文化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并成为特定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

宋元禅僧墨迹的形成与传播并非孤立的文字传递，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与交融现象，它所折射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需要，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等诸种意识形态，实际上直接或简接地取决于深层的社会经济基础。探寻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及某些具有规律性的演进逻辑，乃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日文化交流、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乃至人类人明史的有效进路。以此为根本,再联系学人、僧人、商人、官员、政府、组织与寺院等多元主体，具体分析文、书、画、印、茶、禅等具体而丰富的文化样式，一定可以做出新的成就。

图8：清拙正澄墨迹《法语》 

日本奈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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