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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城城垣范围研究
来源:郎旭峰  作者:  日期:2015-06-17

临安城城垣范围一直是研究南宋临安城市格局绕不开的话题,杨宽、贺业矩、魏嵩山、阙维民、林正秋、斯波义信、刘未等众多学者围绕临安城城垣建设在城市建设史、南宋史、杭州城市史等专著或文章中多有论述,大多是从历史文献和城市格局中进行考证,在城垣范围问题上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调查发掘与城市历史地理坐标重点对临安城城垣南城墙和东南城墙进行探讨。

 

一、临安城城垣的历史沿革与研究

 

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置杭州。十一年(591年),移州治于柳浦西,依山筑城,“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1]。晚唐到吴越国期,钱镠三次拓展建设杭州城垣。唐大顺元年(890年)“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迴,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2]。唐景福二年(893年)“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3]。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吴越王钱鏐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4]”。

北宋时期杭州城城垣范围所变化,留下了研究城垣建设的线索。但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载较为简略,诸多细节到南宋时已湮没于历史长河[5]。

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定都临安,称行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增筑东南外城,有城门十三座,另有水门五座[6]。在南宋晚期的《咸淳临安志》的《京城图》、《皇城图》上仍可以窥见临安城城垣的格局。

元代毁城墙以示统一,临安城城垣大都遭到破坏[7]。元至元十九年(1359年),张士诚更筑府城,将原有的临安城东城垣从菜市河(今东河)向东拓展三里到贴沙河,南部从候潮门则缩进二里,将杭州城垣南界从凤凰山南的临安城城垣向北缩到凤山门、万松岭、云居山一线,北城墙和西城墙则继承了临安城城垣的走向,奠定了明清杭州城市的格局[8]。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古城格局才被大规模打破。清末民国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的引进和使用,反映清末民国时期杭州城市格局的各种测绘地图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明清时期杭州城市格局进而对照研究临安城格局的重要资料。

综合各种研究资料,南宋临安城城垣的北城墙东起东河坝子桥沿环城北路至环城西路;西城墙从环城北路经环城西路沿河、白沙路、湖滨路、南山路至万松岭附近向南沿凤凰山山脊、将台山延伸;南城墙从将台山南,经桃花关、冷水峪、包家山,在嘉会门即凤凰山东与凤凰山脚路交界处转入平地;东城墙北起坝子桥,经仓河下、岳家湾、东青巷、直大方伯、金鸡岭、城头巷、直吉祥巷沿河及金钗袋巷一线,至凤山路折向西南与嘉会门连接。目前东城墙和西城墙的局部位置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北城墙的具体位置尚未经过考古发掘,但对其走向学术界都没有太多异议,而南城墙和东南城墙的位置及走向目前还有不同意见。

 

二、临安城垣南城墙调查和研究

 

《咸淳临安志·京城图》中的南城墙完全是示意性的,较为平直,《咸淳临安志·皇城图》虽然是也示意性的,但显示出了城墙修筑与凤凰山山地的结合。实地考察时在包家山断崖上方的山脊还可以观察到包含有碎石块、碎砖瓦、石渣和红褐色土的人工堆积从东向西延伸。因此在研究者制作的各种临安城城垣图中,临安城垣南城墙东起嘉会门、沿包家山内侧山脊向西,经将台山、慈云岭蜿蜒曲折向北。但是《皇城图》上显示南城墙经过包家山、冷水峪和桃花关后呈现外弧的形式。因此对南城墙线型的研究就需要明确回答三个问题:⑴临安城南城墙是否存在外弧?⑵如果南城墙存在外弧,外弧的位置在哪里?⑶包家山山脊处发现的人工堆积是否就是南城墙的遗迹?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考察:

第一,从文献考察。历史文献记载了钱镠在唐大顺元年(890年)“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迴,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说明了唐末钱镠在凤凰山麓筑南城墙的情况。“包氏山”即包家山,而“秦望山”就是将台山,已经被学者所证明[9]。“环包氏山”可能是指外环包家山。凤凰山南麓包家山一线经过唐末钱镠修筑新夹城和罗城后未见重新修筑城垣的记载,临安城城垣的南城墙可能继承了五代北宋时期的城垣基址而未经过改建,外弧的位置相应正是“包氏山”。

第二,从历史地理标志考察。临安城垣南城墙虽然从嘉会门出发,附近除了山脊、山坳等地形要素外,地面可见的标志性建筑大多已经湮没。通过对《咸淳临安志·皇城图》研究,南城墙在包家山外弧的起点是梵天寺,仅有一处历史遗迹可以作为地理参考标志,即梵天寺经幢。梵天寺建于后梁贞明二年(916),钱鏐迎鄞县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塔,归于府城,并于城南建浮图致之,而后建寺,名“南塔寺”。显德五年(958)毁于火,乾德三年(965),钱弘俶在殿宇前建石幢,乾德四年(966)又迎“阿育王舍利”归南塔寺,治平年间(1064-1067)改寺名为“梵天寺”。南宋时寺塔犹存,现仅存乾德三年建的南北双经幢,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因此将梵天寺经幢确定为考察南城墙的标志点较为适宜。

第三,实地调查走访。嘉会门的位置在凤凰山路与凤凰山最南翼交汇处,近期的考古物探调查也发现在该位置有较大规模的建筑遗迹,但仍需要考古发掘予以证明。经过调查走访,嘉会门所在位置至梵天寺段山脊断崖处的人工堆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建浙赣铁路后开山取石翻上堆积的泥土,并不是南宋时期城墙遗迹。包家山以东断崖处的城墙遗迹可能已经被破坏。

第四,考古勘探调查。2012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根据上述分析,在梵天寺经幢以西包家山平台与冷水峪交界的陡坡处发现一条略高出地面的土垄。通过考古勘探,发现了南北向夯土堆积的局部,外包有青砖,并陆续发现了夯土遗迹在包家山南侧断崖上的断面。结合《皇城图》,可以确认该处就是外环包家山的临安城垣南城墙遗迹。通过后续勘探,考古人员发现夯土遗迹沿着凤凰山南麓山间平缓台地和陡坡、峭壁的交界处经过冷水峪、栖云庵向西延伸。在栖云庵西围墙外,考古人员发现了宽7.63米的夯土堆积及外包砖块,夯土堆积采用参杂有小石子的黄土,质地较为紧密,可以确认为城墙遗迹。在月岩两峰之间,有一条连接两山之间的道路,明显是人工堆积而成。在将台山排衙石平台的西南,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南城墙向西城墙转折处,墙体宽9.82米,内外均有包砖,保存情况较好,与栖云庵西围墙外城墙的所用材质和修筑方法是一致的[11]。

综合上述结论,笔者认为,临安城垣的南城墙应从嘉会门出发,向西沿原有的包家山山体延伸,在梵天寺附近的包家山平台东侧处转折,呈半环形将平台包括在内,然后经冷水峪、栖云庵、月岩向西延伸,至将台山平台下方转折向北。

 

三、临安城垣东南城墙研究

 

临安城垣东城墙近年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多有发现,例如城头巷(市三医院)发现的遗迹位于西湖大道与清泰街之间的城头巷东侧,邻近东河。因部分叠压于现代道路下,未探明其整体宽度,部分已知宽度6.35米。遗迹墙身东壁部分尚有少量石块和条石包边,壁宽近2米,条石长短不一,露明面较整齐,其西侧夯筑粉砂土及黄黏土、石渣、碎砖瓦等材料,残高约1.6米,其下为城墙碎石基础,排列紧密。[12]吉祥巷(原杭州家具厂)的南宋城墙基础近南北向,西部叠压在五代北宋两个时期城基上,距地表深度2.3—2.5米,揭露部分南北长34.5米,东西宽16.65米,残高1.5-2米。经解剖发现,城基主体部分宽9.7米,残高2米,系用大小不一的石块和粉沙土填筑而成,城基东侧用石块包砌规整,外侧打入一排排列整齐的松木桩加固。城基东边为一宽6米的护坡,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和黄黏土堆砌而成,外侧用一排松木桩加固。护坡木桩向东5米处另有一排木桩,应与城墙东侧护城河有关。松木桩长约2米,直径15-20厘米不等[13]。上述发现揭示了望江路以北临安城垣东城墙的走向、结构、用材等问题。

相比之下,侯潮门南的东南城墙走向就没有东城墙那么清晰。有研究者认为望江路以南的临安城垣应沿着江城路向南,在江城路、凤山路交叉口向西南沿凤山路转向嘉会门[14];有研究者认为因史料记载“东南一带未有外城”[15],即在增筑东南城墙前临安城早期东南城墙并不存在,位于凤山路临中河的应是南宋皇城城墙[16]。在此笔者想就早期东南城墙是否存在及其增筑后的东南城墙位置进行探讨。

第一,从文献角度分析,临安城早期东南一带是有外城的。

(绍兴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大理寺臣吴镛言:“伏自车驾驻跸东吴,城壁仍旧,未暇作改。近日创建前殿,肇亲典礼,每遇朝会,宰执百缘朝在城之外,遂自五鼓后启外城二门之钥,不惟蜜尔皇城,而又迫临江渚,富商大贾风帆海舶往来之冲,岂所谓九重严邃、君门万里之义乎?乞下所属措置,若城外朝路难以移改,秪于朝路之外东量添城壁,免致未旦启钥。”诏于临安府措置,申尚书省[17]。

这条史料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临安城东南有城垣,临近江边,并不仅仅是皇城墙;二是朝路在城外,当时百官上朝必须在凌晨打开外城的候潮门和当时作为南门的利涉门[18],经城外朝路上朝;三是当时已经将朝路之东增筑城墙作为一项议题提出来,但长期没有实行。  

第二、临安城垣东南城墙的位置。

 绍兴二十八年,在距离北宋城墙十三丈处,扩建了从候潮门到嘉会门的东南城墙[19]。东南城墙扩建后应该在什么位置呢?文献记载,后梁开平四年(910年)钱镠修筑捍海石塘,并第三次修筑杭州城垣,以海塘作为杭州城的东界[20]。1983年年初,在南星桥凤山道口附近的江城路立体交叉桥施工现场发现五代钱氏捍海塘遗迹,大致位于南星桥东的江城路上。考古部门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海塘建于五代,北宋至南宋多次进行整修,至元代才完全废弃[21]。在海塘内侧,一般有一条河道用于排水泄洪,在东南城墙外侧的就是龙山河[22]。龙山河是五代时期就已存在[23],南宋时南起龙山闸,北至南入水门,主要用来排出皇城内的水流[24]。因为凤凰山东麓地势较高,盐桥运河到皇城北的州桥为止,与龙山河并不直接相通,到元代才在旧河道的基础上将盐桥运河与龙山河直接沟通,形成了现今中河[25]。中河南段即龙山河。因龙山河属于城外的河流,临安城东南城墙不会越过中河到达以东区域。在《咸淳临安志.皇城图》里,在便门和北入水门的城墙上还有五代时期的铁幢亭,即铁幢浦[26],亦可说明扩建后的城墙临近海塘。绍兴年间新筑的东南城墙大致位于龙山河与五代捍海塘以西。

2009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凤山路西侧(原南星桥粮食仓库地块)发现夯土残迹。经解剖发现夯土按致密度不同可分为两部分:近凤山路部分较致密,由较纯净的灰黄色土及碎砖石分层夯筑而成,远侧部分相对稀疏,未见明显分层,其内出土有城墙砖,因夯土遗迹紧贴凤山路,无法进一步实施发掘。在凤山路城墙遗迹以西40米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北宋时期夯土城墙残迹。[27]结合文献、历史地理坐标和考古发现,凤山路西发现的城墙遗址应该是绍兴年间临安城新增筑城墙,其西侧应该是北宋城墙的遗迹。

 

四、结  语

随着城市变迁,临安城遗址已经深埋在现代城市下面,城垣遗址更是被道路所覆盖,在城市建设中面临着被破坏的境地,给后来者的考察与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本文只是对其中易于考察的部分进行了研究,疏漏不足之处还是难免。希望随着考古科技手段的广泛运用与文献整理研究的深入,临安城的保护研究工作能更进一步。



[1] 《乾道临安志》卷二,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

[2] 范坰、林禹:《吴越备史》武林掌故丛编第十九集,广陵书社,2008年。

[3] 吴任臣:《十国春秋·吴越一武肃王世家上》,中华书局,2010年。

[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7,中华书局,2010年。

[5] 《咸淳临安志》卷三十 东西马塍“在余杭门外,土细宜花卉,园人工于种接,都城之花皆取焉。或云塍当为城,盖钱王旧城,余杭门外元自有北关门,今夹城巷乃故基也,地与此接。”,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

[6] 《乾道临安志》卷二,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

[7]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南山分脉城内胜迹》,中华书局,1958年。

[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东自艮山门至候潮门,視旧城拓开三里,而络市河于内;南自候潮门迤西则缩入二里,而截凤凰山于外城……城周三十五里一百丈。此今城之大略也。”,中华书局,2005年。

[9] 李志庭:《唐末杭州城垣界址之我见》,《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57页。

[10] 引自梵天寺经幢文物档案。

[11]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档案。

[12]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勘探资料。

[13] 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14] 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15] 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绍兴)二十八年六月三日,诏:「皇城东南一带未有外城,可令临安府计度工料,候农隙日修筑。具合用钱数申尚书省,于御前支降。今来所展地步不多,除官屋外,如有民间屋宇,令张捻措置优恤。中华书局  2012年

[16] 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论文集,2010年。

[17] 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中华书局,2012年。

[18] 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绍兴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措置修城所言:「契勘新城添置便门,今欲移用『利涉』为名,所有旧利涉门系于园墙大路修盖,乞别立门名。」诏新南门可名嘉会。”,中华书局,2012年。

[19] 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日,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言:“降下展城图子,令臣相度。臣看详所展城离隔墙五丈,街路止阔三丈,只是通得朝马路。今乞更展八丈,通一十三丈,以五丈作街路,六丈令民居。将来圣驾亲郊,由候潮门经从所展街路,直抵郊台,极为快便。展八丈地步,十之九是本司营寨、教场,其余是居民零碎小屋,若筑城毕工,即修盖屋宇,依旧给还民户居住,委实利便。”,中华书局,2012年。

[20] 范坰、林禹:《吴越备史》“八月,始筑捍海塘,王因江涛冲激,命强弩以射潮头,遂定其基,复建候潮、通江等城门。”,《武林掌故丛编》第十九集,广陵书社,2008年。

[22] 《海塘录》卷九 徽州塘“高可一二丈,袤十余丈,前为钱塘江,后为龙山河”,文渊阁四库全书。

[23] 《十国春秋 武肃王世家下》“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中华书局,2010年。

[24] 《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龙山河,南自龙山浑水闸,由朱桥至南水门”,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

[25] 高濂 《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五》,中华书局,2011年。

[26] 《咸淳临安志》卷三十六 铁幢浦“在今便门侧,土人相传云,吴越王射潮箭所止处,尝立铁幢,因以名之。云有闻诸钱氏子孙者谓钱王筑塘时高下置铁幢凡三,以为水则,此其一也。”  宋元方志丛刊  中华书局,1990年。

[27]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年发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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