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山水澄明”公众号，原载于《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三期。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西湖与宋词》。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谈宋代的西湖词，得先以唐代的词作引子。

李白、杜甫都到过浙江，而都没有西湖诗；第一位作家使西湖在文学上得盛名的是白居易。在他许多诗篇之外，还有一首《忆江南》小令，那是唐人第一首咏西湖的词。这首词编在他的《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七，是他在唐文宗开成二年（八三七）退老洛阳时回忆江南旧游之作。词共三首，第一首泛写江南风景；第三首写苏州；第二首忆杭州的是：

桂子山寺，是指西湖的灵隐寺，初唐诗人宋子问灵隐寺诗也有“桂子月中落”之句。（下句所谓“郡亭”是指唐代杭州刺史衙门里的虚白亭，白氏另有诗提起它。）

白居易效民间歌曲作小词，这个《忆江南》调子、后来又名《望江南》；他这三首词是这个调子最早的作品（前人说这个调子本是李德裕为忆亡妓谢秋娘而作，原名《谢秋娘》；《海山记》说隋炀帝开西苑凿湖泛舟，作双调《望江南》：这两说都不可信。双调的《望江南》调子，宋代以后才有）。白居易以一代大诗人，用当时最新的文学形式写词曲里没有写过的新内容——西湖山水，它虽然只是短短的五句，但我们谈西湖词，首先得提到它（关于他的西湖诗，我别有论述）。

在宋代，最早最著名写自然界风景的词，是潘阆的十首《忆余杭》，也是写杭州西湖的（余杭就是杭州）；但是前人还不大注意它在宋词里的地位。

潘阆自号逍遥子，宋初大名府人，太宗时赐进士及第，《宋史》（四六六）宦者王继恩传后，附载他的一些事迹，（因为这个王太监曾经推荐过他）；我们还知道他住过杭州太庙附近，杭州城里有一条“潘阆巷”，（俗呼“潘郎巷”，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他有咏浙江潮的诗很出名，当时人把他画作“潘阆咏潮图”。现在所传他的《逍遥词》一卷，其实只有这十首《忆余杭》。这里录它两首：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幛。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

长忆钱塘，临水傍山三百寺。僧房携杖遍曾游，闲话觉忘忧。栴檀楼阁云霞畔，钟梵清宵彻天汉。别来遥礼只焚香，便恐是西方。

他很自负这十首词，曾经在写给他的朋友茂秀的信里说：“若或水榭高歌，松轩静听，盘泊之意，缥缈之情，亦尽见于兹矣。”后来四川和浙江严州都有它的石刻；传说苏轼也很欣赏它，把它写在翰林院的屏风上；石延年又曾经把它画作图画。

我们读这十首词，还嫌它夹杂些朴拙的句子，比不上后来作家的许多西湖词，为什么当时它却得到许多名人的赏识？我想这大概因为晚唐五代以来文人们以齐梁宫体作《花间》曲子词，绮靡软弱的儿女声口，到那时大家读得够腻了，所以初见潘阆这些朴拙峭拔的作品，曾令人耳目一新；并且他所写的内容由闺闱而走出到自然界山水，也是晚唐五代词所未曾有的；这差同于六朝诗“老、庄告退，山水方滋”的情况。又，晚唐五代词像“花间集”里的《临江仙》《河渎神》《南乡子》等等，虽然也偶有写山水的句子，但它们的主要内容是写神仙、写南国风土，景语不过用来作为陪衬烘托；《竹枝》《渔父》的主要内容是水乡生活和潇洒襟怀，也不专写山水；在词里连篇累牍以山水风光为对象的，潘阆这十首联章体算是最早。他继承白居易三首《望江南》，而把它扩展为十首联章，所描写的又恰是新兴的大都市杭州、西湖的景物；当时人们很向往东南的山水、生活，也就自然喜爱这十首词了（欧阳修作《释秘演诗集序》说：“闻东南多山水”，可见北宋人好东南山水，潘阆、石延年、苏轼都是北方西方人。）

东晋末年，谢灵运在浙江永嘉写了好多山水诗，为诗坛开辟了山水一派；潘阆这十首西湖词，虽然气魄规模比不上谢灵运的诗，但我们对它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是该给以应有的重视的。

北宋初期的西湖词，潘阆之后，要数到柳永。柳永《乐章集》里大部分作品的对象是由宫廷而转向都市的，那是宋词一大步的发展（晚唐宋初的《花间》派词，虽不全是为宫廷而作，但它的风格大半是学齐梁“宫体”的）。柳永所写的都市，其主要对象，北方是汴京（开封），南方是苏州和杭州。他的名作《望海潮》，就是写杭州和西湖的：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关于这首词，后来的市井传说，有两个故事。一个是《青泥莲花记》所载：柳永和知杭州的孙和是布衣之交，孙的门禁很严，柳永欲见不得，因作这首词请托名妓楚楚，以求通于孙和。据这词的结尾所云，这个传说也许和事实距离不大远。（近人唐圭璋先生作《柳永事迹新证》，说这首词作于宋真宗景德元年，那时孙和任两浙转运使，是全省的财政大员。唐文见《文学研究》第三期。）第二个故事出于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说柳永这首词曾经传到金国，南宋初年，金国统治者完颜亮大举伐宋，就因为这首词“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句子，勾起他对杭州的羡慕。当时谢处厚有诗道：“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这个传说原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金人南侵决不会只是为了这首词），但也可见当时这首词传唱之盛。

这首词写杭州繁盛的人口，豪华的市场，雄壮优美的自然风物，以及人民大众湖山嬉游的情况，比之潘阆的《忆余杭》，内容又丰富多了。

杭州在唐代虽然被称为东南大郡，但实际上只是东南第三等都市（第一等是全国经济中心扬州，第二等是两浙政治重心苏州和越州，越州即今绍兴）；到了五代吴越钱氏，它才从第三等超升为第一等都市；北宋初年，全国的名都大郡如长安、洛阳、金陵、扬州等处，都在惨酷的兵火下面残破了，只有杭州太平无事，又因为有种种政治经济及地理的良好条件，继续发展，从“东南第一州”跃升为全国第一等大都市。它的盛况反映在宋代文学里的，散文以欧阳修的《有美堂记》为最著名，在词，就数柳永这首《望海潮》。

都市繁盛的程度，看商业税额的多少；据《宋会要》的《食货》：所列税额数目，北宋的杭州不但多于江宁和苏州，并且超过了首都开封（熙宁十年的杭州税额是十七万三千余贯），占全国第一位。又据《通考》的《征榷考》：熙宁十年以前诸州酒税，杭州是在三十万贯以上，也占全国第一位。苏轼在他的《开西湖状》中也说：“天下酒课之盛，未有如杭者。”

我们了解柳永这首词的历史背景，知道他所写的并非夸张之辞。他许多都市词为北宋词坛另开一个新境界，而这首《望海潮》是他的都市词里最著名的一首，所以它在西湖文学里有它突出的地位，可以说是柳词由宫廷转向都市的代表作之一。

比柳永迟一些来到西湖的有苏轼，他是继白居易之后以文学使西湖得盛名的一位大作家；他前后十年之间，两次服官杭州，一共写下三十多首词（第一次十三、四首，第二次二十多首），北宋词家写西湖词，算以他为最多了；但是这三十多首大半是官场应酬和赠妓应歌的游戏笔墨，不像他的西湖诗有许多名作。我们可以说：他的熙宁、元祐年间的杭州官场词，实远不及他元丰年间的黄州贬所词，这大抵因为前后处境不同，对政治生活的体验不同，对词的看法和态度也跟着不同，所以作品的成就便有了高低。（他筑成一条苏堤，为西湖添许多吟料，可是他自己词里却没有提到。关于他的西湖诗，我另有论述。）

北宋末年杭州出了一位名词家周邦彦（美成），他是钱塘（杭州）人，死后葬钱塘江边的定山村（六和塔西首），可是他的《清真集》里却不见“西湖”两个字，这是一件令人纳罕的事情。宋人王明清作《玉照新志》，说他的《瑞鹤仙》“悄郊原带郭”一首是在睦州（今严州）梦中作的，后来遇方腊起义，逃归杭州，途中情景，一一和词语相应云云。这些全是附会之谈。其实在他的词里是并没有杭州行迹的。

我们谈北宋西湖词，对这两位大作家是不免感觉失望的。苏词《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一首，下片云：“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这是他元祐六年别杭州时作的。他在这最后一次临别的名作里，留下这几句有关西湖的句子，算是“慰情聊胜无”了。

北宋末年，我国历史上一次斗争惨烈的民族矛盾爆发了。从绍兴八年三月，赵构集团决定定都杭州以后，杭州从一个北宋时代全国第一等的经济都市成为南宋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李纲、张守、张邵诸人定都建康、北向以图中原的建议被否决了，从敌国放回来的大汉奸秦桧“安慰狂虏”的谬论、却和那个患恐敌病的主子赵构心心相印。三、四月间西湖的暖风，把这批人吹得昏昏沉沉，便忘掉北方沦陷区里百万同胞了！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赶向行都卖酒醋。”这两句民谣反映南宋初年政治现实和杭州经济状况（卖酒醋也可以致富，都市繁荣可想而知）。从这批大大小小的统治阶层人物到来之后，造宫殿，辟苑囿，以固定他们偷安东南的政见；官僚们纷纷买田地、置别墅、广罗娇姬美妾，过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杭州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再加之当时种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在十二世纪的世界上最繁荣富盛的大都市里，就首推这南宋半壁江山的首都了。钱鏐以来的“东南第一州”，在北宋时跃升为全国第一州，到南宋这时又跃进为世界第一大都市。马哥孛罗在南宋亡后来游杭州，还惊叹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我们看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以及乾道、淳祐、咸淳三部《临安志》，还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

那时南方的知识分子大抵都到过这个京城来应试服官，我们翻检南宋一代的词人历史，很少人是不曾逗留过西子湖边的。以里籍说，南极闽、粤，西至滇、蜀，也有来自北方沦陷区的；以社会地位说，上从将相公侯，下及僧道妓妾，无所不有。而在这环境中的偌大一群作家里，他们各有不同的对政治对生活的态度：一部分人是正视现实的，他们主张为民族复仇雪耻，反对偏安偷活；像福建的张元干，作了几首送李纲的《贺新郎》，激昂慷慨，很振奋人心，后来秦桧借他事把他贬到远地去。他这些词都作于杭州，但跟西湖没有多大关系，现在且不写在这里（和张元干同时的张孝祥，以及后来的辛弃疾、陈亮诸人的作品，也都如此）。另一部分人是逃避现实的，他们在这个大时代里偷生苟活，尽情享乐，写了许多为统治阶级粉饰现实的词；这里举开封人曾觌作例；他是孝宗时一个大官僚，著有《海野词》；他和另一官僚作家张抡（有《莲社词》），同以作应制词出名。曾觌有一首《壶中天慢》云：

这首词是为高宗孝宗父子德寿宫中秋宴会作的（所以用许多唐明皇故事），周密《武林旧事》记它的本事很详：

这里所反映的皇家生活，奢豪如此；而作者对他们没有一点规讽的意思。（《武林旧事》另有一处记孝宗父子幸聚景园，张抡进《壶中天慢》一首，谀颂情况，与此差同。）

词在这种政治环境里，便堕入于“怜池苑，狎风月”的路径，退回到《花间》《尊前》浅斟低唱的路径；西湖上烟水迷离，花娇柳亸的光景，也正适合于这种词靡曼旖旎的风格。加之帝王们提倡作这种词；如《武林旧事》所载俞国宝事：

如张端义《贵耳集》所载赵端彦（德庄）事：

豪门贵族也鼓吹作这种词：如周密、李彭老所述张枢“湖山绘幅堂”的歌酒盛会；周密《萍洲渔笛谱》有《瑞鹤仙》序云：

李彭老（筼房）有《壶中天·登寄闲吟台》云：

周密的《绝妙好词》里载有张枢《壶中天·月夕登绘幅堂与筼房各赋一解》，知彭老词所谓“寄闲吟台”就是“湖山绘幅”。张枢是张俊的五代孙，张俊是南宋大将里最爱钱的一个，宋人笔记记他托一老兵往海外经商发大财，记他罢兵后每年收米六十万斛，记他被优伶嘲为“在铜钱眼里坐”。周密《齐东野语》又记他的曾孙张鎡（功甫）“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一天晚上开牡丹会，名姬数十人，衣饰随花色而变：

这种排场，可见他家蓄积之厚。

当时大大小小豪门贵族不知多少，词人们来往于这些豪门贵家的也不知多少。他们又结为诗社词社，彼唱此酬，互相切磋琢磨，以美丽旖旎的词笔，写耽柳迷花的生活，为西湖留下许多“好”句，如：

何处销魂？初三夜月，第四桥春。（罗椅：《柳梢青》）

绕湖烟冷罩波明，画船移玉笙。（翁元龙：《谒金门》）

花深深处，柳阴阴处，一片笙歌。（周密：《少年游》）

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周密：《曲游春》）

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楼头柳浅深。（吴文英：《思嘉客》）

打开宋人词集，这类句子不胜枚举。近年一位外宾来游西湖，很赞美白堤，说“从昭庆寺走向孤山，一过断桥，便好像进入神话境界！”南宋赵汝茪（霞山）有一首《梦江南》的下片说：

这几十个字就写出这神话境界！南宋末年，张矩、周密、陈允平都作了十首《西湖十景》词，算是宋人写西湖风景的最后最集中的词作，篇幅太繁，不能引入这里了。

好景不常，南宋政局到了“端平入洛”之师溃败以后，蒙古的军马长驱南下，偏安半壁的小朝廷便亟亟不可终日了；那些长久生活在“销金锅儿”里的统治阶级，这时只有手忙脚乱，在前一时代里，词人们对南宋朝野人物，已经喟叹过：

壮气尽消人脆好。（陈亮《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

东南妩媚，雌了男儿。（陈人杰《龟峰词》：《沁园春》词序引无名氏句）

到了十三世纪的中期，情势更严重了。陈人杰的《龟峰词》里，有好几首感慨时事的《沁园春》，如“咏西湖酒楼”的开头说：

《书丰乐楼墅》，下片说：

这首词题“嘉熙庚子（一二四〇）”，那时元兵已屡犯四川：前此四年是端平三年，阔端破蜀入成都，前此一年嘉熙三年，塔海破成都，后此一年淳祐元年，成都又陷，词中所说“玉垒腾烟”，指此（玉垒山在成都西北）。

《古杭杂记》记四川绵州文及翁，登第后游西湖，有人问“四川有这样风光否？”他作了一首《贺新郎》道：

这首词不详作年，据它的下片“余生自负澄清志”句看来，似作于仕宦未达之时；及翁景定年间（一二六〇——一二六四）以论“公田”有名朝野，这词当作于景定之前，或在理宗宝祐、开庆之间（一二五三——一二五九），那时下距宋亡只有二十多年了。

这首词借西湖来写当时的四种人物：一种是纸醉金迷的贵族官僚，红妆画舫之中，连东晋南渡时新亭堕泪的周顗都没有了，更谈不到中流击楫誓清中原的祖逖；一种是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包括作者自己），他们有汉代范滂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志向，有殷周时傅说、姜太公的本领，而扼于当权，苦无进身之路；那些当权们不肯提拔人依靠人才，但倚仗“衣带一江”，希望它能拦阻北来的戎马！另一种是逃避现实的文人，在这种局势之下，还寄情花草，自命清高，置国事民生于不顾，学起北宋太平时代咏梅花的林逋来：这四种人可以包括当时的朝野人物；这个偏安残局，作者决其非亡不可了。这首词概括地揭示这个没落时代的社会心理，哀愁中无限愤慨；它在西湖词里是很难得的一首反映现实的作品。

“渔父生来载歌舞，满头白发见兵来！”这是宋末杭州词人汪元量的纪事诗。当蒙古骑兵的铁蹄踢翻了南宋偏安残局的时候，汪元量亲眼看见这一场浩劫，他做了《湖州歌》《越州歌》等等纪事诗一百多首。在他的《水云词》里，如《传言玉女·钱塘元夕》《满江红·吴山》等篇，都是写亡国以后的西湖景况的。他跟着被俘的宫人到了北方，曾经与文天祥同和王昭仪的《满江红》，有“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之句；它写这批“花天月地儿女”的流亡，是以西湖作历史背景的。

当时人以西湖为背景写亡国的，可再举《湖海新闻》所载德祐乙亥（一二七五）太学生的一首《百字令》作例：

乙亥是帝显德祐元年，杭州城破的前一年。“春色”二句大概是说国事尚有可为，不料崩解若此之速！这年正月，吕师夔以江州叛，范文虎以安庆叛，三月，徐旺荣以建康降，钱訔以常州降，潜说友以平江降，吕文虎以江州叛，孟之绍以岳州降，这是所谓“万紫千红尘土”。朝士逃遁的，这年二月有左右丞相王㷍、章鉴，三月有曾渊子、潘文卿、季可、何梦桂等数十人，朝中为之萧然；“韶华孤主”当指帝后。《新闻》说这词隐指时事，那是无可疑的。

南宋亡国之后，遗民们所作的西湖词，可分三类：一类是泛写兴衰的：如蒋捷《竹山词》的《齐天乐·元夜阅梦华录》下片：

这是对残破的杭州想象当日的汴京。又如詹玉《天游词》的《齐天乐·送童瓮天兵后归杭》：

这是对劫后湖山回忆“承平”乐事。《词菀》评这词：“绝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游乐为言，宋季士习，一至于此！”这虽近于苛论，也是的评。这类词在宋、元之际相当多。

另一种是作者自写个人荣悴之感的，可以举张炎（玉田）为代表；他是大官僚地主张俊的六代孙，词人张枢的儿子，中年时代碰着破家亡国的厄运，曾经步赵孟頫的后尘，往燕京求官，落魄而归，后来在宁波摆过卜肆。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里，西湖感事之作很多，如：

烟霞，自延晚照，尽换了西林、窈窕纹纱。蝴蝶飞来，不知是梦，犹疑春在邻家。（《春从天上来·己亥春复回西湖……》）

销魂忍说铜驼事，不是因春瘦。……我何堪，老却江潭汉柳。（《探芳信·西湖春感……》）

买扁舟重缉渔蓑，欲趁桃花流水去，又却怕，有风波。（《南楼令·有怀西湖……》）

这些词的感伤浩叹，总是限于作者个人的。他的名篇《高阳台·西湖春感》一首，也复如此：

自然，在这个沧桑变故的时代里，也有写个人感慨而关联国事的，如周密的《探芳新·西泠春感》《高阳台·送陈君衡被召》等；王沂孙、仇远诸人集里也有；就是张炎，也有些比较深沉的感喟，如“醉中不信有啼鹃，江南二十年！”（《阮郎归·有怀北游》），但在他全集里毕竟是不多的。

第三类是民族志士的血泪作品，它为宋词放出最后的光辉。举刘辰翁的《须溪词》为代表：刘辰翁（会孟），江西庐陵人。江西宋末多民族志士，文天祥、谢枋得、邓光荐、赵文等都是：辰翁廷试时忤贾似道，以后就以亲老为辞，不肯出仕，宋亡，托方外以归。他作了好几首送春词和端午节词，都是怀念故国而联想到西湖的，举《兰陵王·丙子送春》一首：

杭州破于德祐二年（一二七六）的春天，“送春”就是暗寓亡国。清代厉鹗作《论词绝句》有云：“送春苦调刘须溪。”卓人月《词统》说这首词“悠扬悱恻，即以为《小雅》、楚《骚》读可也”。

他的端午节各词，举《金缕曲·壬午五日》一首：

这词前半首是指西湖葛岭的贾似道故居，贾是断送南宋残局的人。后半首是以宋末殉国宰相江万里比屈原。（江万里也是江西人，宋度宗时权参知政事，因被贾似道所忌去位，当南宋最后国防重镇的樊城、襄阳失守之后，他在所居芝山的后面凿个池，名池亭曰“止水”；饶州城破时，投池而死。万里是辰翁的知己，辰翁所作几首端午吊屈原词，都是吊江万里，如《金缕曲·壬午端午》云：“谁似鄱阳鸱夷者，相望《怀沙》终古”。如《行香子·次草窗忆古心公韵》云：“青山独往，回首伤神。叹魏阙身，磻石魄，汨罗身。”“古心”是江万里的别号）。

这类悼念故国而联想西湖的词，还有一篇名作，是周密《志雅堂杂钞》所载北人陈参政送陈石泉北归的《木兰花慢》（从北方归南方，当时人叫做“北归”）：

这位作者，当是南人流落北方的，故国故家之思，词中可见。

这些词不作于西湖，也不作于杭州初破之时。刘辰翁《壬午端午》各词，是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作，在杭州破后十年，那时作者在江西家乡。南宋遗民词，詹玉有《三姝媚·古卫舟人谓此舟曾载钱塘宫人》云：

彭元孙《六丑·杨花》（指北行宫女）有云：

又汪梦斗《北游词》有《金缕曲·中秋在燕都作》云：

《摸鱼儿·过东平有感》云：

这些词也都不作于杭州而都提到西湖。西湖在那时遗民的心目中，已成为故国故都的象征，不复仅是一个山水名胜；宋代的西湖词至此又另有它的特殊意境了。

从中唐白居易到南宋末年的刘辰翁、汪梦斗，他们作了许多有关西湖的词，可以辑为一部专集。在这些作品里，反映了美丽的自然风物，也反映了种种社会现实社会意识：豪华的都市形态，凄凉的亡国心情，以及复杂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就其中也看出词这种文学在这几百年内发展的过程：由儿女闺闱到大自然，由宫廷豪门到大都市，由《花间》《尊前》的“浅斟低唱”到慷慨沉痛的抗敌救亡的呼吁。词描绘了西湖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西湖也给词以丰富的内容和种种发展条件，二者相得益彰。我们倘若在西湖文学里抽掉了宋词，或在宋词里抽掉了有关西湖的许多作品，这在地理和人文上，都将是多么大的减色和损失啊！

在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阶段里，杭州从全国第一等大都市跃升为当时世界第一等大都市，这是西湖最繁盛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的晚期，民族矛盾斗争达到激剧的高峰，许多正视现实的和有民族节操的词人，他们以西湖作为文学的历史背景、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作品，加深、提高了西湖词的思想感情：这是全部词史一个光辉灿烂的结局，也是西湖与宋词关系最深切的一个时期。

在我国文学里，最早出现西湖的，虽然是第七世纪的唐诗，但作品的思想内容最丰富、风格最高的却是十三世纪的宋词。我平日读词最看重南宋；现在就用这个看法来讴歌我们的杭州西湖和西湖词。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莫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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